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把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推到了崩溃的边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为维护皇权统治，痛定思痛，把推行新政作为既定国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1901年12月，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意气风发，在稳定了直隶的局势后，全面开始推行新政。新政内容名目繁多，对直隶的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袁世凯的这些努力促进了直隶实业风气的形成，使直隶地区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代”。袁世凯任期内用短短几年时间，将一个遭受八国联军破坏最严重、经济残破的直隶，治理成了政局稳定，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快速发展的全国的典型。直隶成为全国推行新政的模范，袁世凯成为各地督抚中推行新政的表率。
一、对外理性抗争构建经济发展的基础
袁世凯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积极致力于收回利权运动。他为收回开平煤矿的矿权而斗争，先后三次参劾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令张翼出面收开；后来收开失败，他又根据周学熙的建议，创办了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以此抵制开平。虽然其后滦州亦遭开平英人的吞并，袁世凯为一己私利，批准了两矿合并的协议，可是这并不能抹杀他为收回开平利权所做的努力。
开平煤矿是李鸿章奉清廷谕旨，命令唐廷枢主持创办的。1877年正式设立开平矿务局，是华北地区早期使用机器开采的重要煤矿。1892年唐廷枢病故，由道员张翼接办。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攻占了天津和唐山，此地丰富的矿产资源便成为列强觊觎的目标，开平矿务局的产业和各矿遂遭到联军占领，督办张翼也被英军拘禁。借此时机，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阴谋怂恿张翼授予他以保全矿产、便宜行事之权。张翼为寻求列强的庇护，乃札委德璀琳或借洋款，或集外国股本，将开平矿局作为中外矿务公司。德璀琳取得开平矿务局总代理后立即行动起来，他和英商墨林在中国的代理人胡华勾结，德璀琳代表开平矿务局作为卖方，胡华代表墨林公司作为买方，签订了出卖开平煤矿的合同，即所谓的卖约：“德璀琳及开平矿务局，兹将开平矿务局所有之地亩、房产、产业、物件及一切所享受之利益、利权及国家特施之恩全行移交，出卖与胡华及其后裔或其受托司理者。”（1）卖约签订后，胡华去英国找墨林商量侵夺开平煤矿的具体办法。墨林组设开平矿务有限公司，1900年末，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在伦敦注册成立。1901年2月，开平矿务有限公司委任胡华为督办，胡华对张翼进行利诱和威胁，最后签订了“移交约”和“副约”两项合同文件。从此，开平矿务局一切产业和权益移交给了英国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而张翼在出卖过程中，得到的是其为该公司驻华督办的虚衔，还有英公司给的5万英镑股票的实惠。（2）
开平煤矿丧失后，张翼为了掩盖他擅自出让、移交中国矿山权益的罪行，即以开平已“加招洋股，改为中外合办”上报清廷。直到1902年“龙旗事件”的发生，才使开平煤矿丧失的事情逐渐透露出来。面对英人所提供的张翼签发给德璀琳的授权书、德璀琳出卖开平矿务局的英文合同以及张翼签字的移交合同，袁世凯惊讶万分。随后，他先后三次参劾张翼。
第一次上奏，袁世凯揭发张翼盗卖开平矿产，建议由外务部照会英公使，声明利权：“臣查矿地乃国家产业，股资乃商人血本，口岸、河道、土地乃圣朝疆域，岂能任凭一二人未经奏准，私相授受！”“且庚子之乱，环球动兵以向我，尚未损失土地，又岂能凭片纸私约，侵我疆域。臣自去冬以来，诘查数月，辩论多次，几乎舌敝唇焦，而两造各执一词，迄无办法。如再含混拖延，日深一日，恐人之占据愈久，即我之办法更穷，应请饬下外务部，迅速照会英使，切实声明。”（3）于是，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奉朱批：“著责成张翼赶紧设法收回。如有迟误，唯该侍郎是问。”（4）张翼即在伦敦高等法院起诉，控告墨林及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违约。然而，张翼不敢提出收回开平产业，他想的只是如何争取英国开平公司赏给他“督办”的头衔。张翼一拖再拖，没有拿出一项具体措施。
张翼的拖延让袁世凯很不满，于是袁世凯于1903年12月11日再次上奏，弹劾张翼意图延宕，声称开平必须挽回：“不特为环球所希闻，抑且为万邦所腾笑，将谓中国之要地、佳产，竟令一二人凭空断送，如此国法何在？国权何在？”“总之，此案关系极巨，为疆域计，为利权计，为目前之时局与将来之后患计，皆有必须挽回，断无弃掷之理。”（5）清廷做出处理：“张翼著先行革职，仍著袁世凯严饬张翼，勒限收回，不准稍有亏失。倘再拖宕，定将该革员从重治罪。并著该督切实挽回，俾资补救，以重疆土，而保利权。”（6）在袁世凯的督促下，张翼与英开平矿务有限公司那森进行谈判，最后竟然议定了六条协议：“一、英公司不得侵损中国国家主权及地方官事权；二、照纳煤斤厘税，报效银两；三、该公司兴办之事及每年账目，呈报北洋大臣鉴核，国家向定矿章敬谨遵守；四、该公司一切事宜，由张翼与洋总办公平议办；五、不得侵损秦皇岛口岸主权；六、秦皇岛内该公司自置地亩及为中国代理地亩，所有国家主权、地方官事权，该公司俱行遵认。”（7）
事后，袁世凯指出该协议对主权、管理权模糊不清，指出应将英人有限公司挂号注销，收归中国自管。于是，袁世凯第三次上奏朝廷：“乃现议六条，系与英公司商订，是该公司依然尚在，并未撤销；至各项事权、主权，英公司本不得侵损；厘税报效，该公司本未违误；呈报北洋，只系具文；所议多属赘言。”（8）仍饬张翼继续设法收回开平。袁世凯奏请准张翼去伦敦法院对质。张翼带领随员到伦敦，对英公司进行控诉。据那森函报伦敦：“张翼等前往伦敦，表面上是出庭作证，暗地里要谋求妥协。”（9）最后伦敦法院判决副约对于各被告都具有约束力。对于这一判决，开平公司提起上诉，最终判决丝毫未使公司蒙受损失。张翼空手回到中国，声称诉讼已无法再争，听凭袁世凯处置。最终，开平煤矿继续为英商侵占。
袁世凯主持的收回开平矿权的交涉，历时数载，锲而不舍，但最终未能成功，因此不得已而创办滦矿，以实力来抵制。北洋滦州官矿有限公司成立于1907年，是袁世凯根据周学熙的建议，命令周学熙主持创办的，亦是官督商办的企业，都由袁世凯札饬天津官银号办理，周学熙担任公司总理。
袁世凯开办滦矿的目的表面上是开平一矿不敷供给，而以此矿为北洋官家用煤便宜而设；事实上，是想由“以滦制开”而达到“以滦收开”之目的。一方面，在袁世凯的竭力支持下，凭借他的政治势力，为滦州煤矿取得许多经营特权，比如在筹备资金、宽展矿界、减免税厘及其他缴纳等方面都享有优厚的条件。因此，一开始滦矿的发展状况很好。另一方面，袁世凯没有放弃同英人就开平矿案继续进行交涉，在他与英人周旋期间，滦矿得以加紧施工。不久，即出现了开平与滦州两矿并存的局面。这无疑给开平英人带来了压力，他们视滦州煤矿为眼中钉、肉中刺，找出各种理由来对付滦矿。开平公司声称滦矿的成立侵犯其权利，要求英外部训令驻华公使提出抗议。同时，英外部表示英国政府不能坐视任何没收开平公司产业的行为而置之不理。
收回开平煤矿不成，开平与滦州两公司竞争日益加剧。然而，滦矿毕竟大部分设备简陋，资金又相对不足。而开平已有二十年的历史，资金和设备显然胜于滦矿，况且开平的背后是西欧一些财团的支持。开平依仗优势，锐减煤价，实行倾轧。滦矿抵挡不住，损失严重，于是滦矿资本家内部逐渐分化，主张与开平英人妥协的意见愈来愈占上风。
英人极力拉拢滦矿人士李希明、李****等，迫使滦矿开议合并协议。后来，滦矿董事李希明、李****等私下与开平公司总办那森、帮办萨敦不断接触，秘密讨论滦矿与开平合办的问题。他们在双方谈判开始时就答应，滦矿与开平合并后一定把经营管理大权拱手让给英人。他们在权利与利润之间，选择了利润。另外，滦州公司总理周学熙一开始并不甘心合并之事，他四处奔波，筹借资金。滦矿曾经向德国与英国方面商洽借款，也曾向俄华道胜银行借款，因开平董事反对而遭拒绝。萨敦在北京亦追查滦矿借款情形，并要求英公使提出强硬抗议。而且，英国公使以“兵力从事”相恫吓。最终英公使抗议生效，清政府不敢批准滦矿借款。与此同时，李希明等滦矿妥协派诱迫周学熙接受合办协议，声称合办有志实业，总以保全股东利益为主。其后英公使催促中国政府批准正合同，袁世凯即表同意。最初的“以滦收开”竟成“以开并滦”的结局。至此，开滦矿务局处于英人的实际控制下。
从以上开平、滦州以及后来滦州被吞并的来龙去脉可以看出，袁世凯的确为收回利权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成绩，当他得知开平煤矿矿权被英人夺取后，积极致力于收回矿权，他三参张翼，并督促其设法收回的活动长达三年之久，参奏张翼的卖矿行径达七八次。其锲而不舍，对收回利权的渴望昭然。
其后收回开平的行动没有成功，袁世凯乃创办滦矿，想达到“以滦收开”之目的。滦矿的存在使开平英人的利益受到威胁，他们想方设法对付滦矿，甚至不惜动用政府的力量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滦矿作为一个没有强国做后盾的企业，又处在列强的铁蹄之下，其结果也只能是遭到吞并。即使袁世凯有收回之心，亦无收回之力。其间，袁世凯曾遭到清廷的罢斥，由袁世凯收回矿权的计划最终流产。
由上可知，袁世凯在交涉收回开平煤矿主权事件中的态度极为鲜明而坚决，国内舆论界对此问题十分关注，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了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发展。“吾国开矿事业，自日俄战争以来，收回运动异常热烈，煤铁公司经国人收回自办者，为数殊属不少。”（10）而袁世凯交涉开平煤矿，始于1902年，先于全国收回利权运动两三年，有筚路蓝缕之功，竭力维护国家主权完整。
除了开平煤矿之外，袁世凯在直隶的矿权回收活动还包括临城煤矿和扶持启新洋灰公司。
关于临城煤矿问题，袁世凯上奏说：“前因候选郎中钮秉臣、已革道员龚照玙，未经禀明批准，擅与比公司订立合办草约，所有产业房地统交比公司收执，名为合办，实属盗卖”，“唯矿产与土地相连，卖矿产即系卖土地。我处积弱，环伺日多，如官民均得擅卖土地于外人，后患伊于胡底？钮秉臣继开平卖矿之后，自系追步开平。上年遵化州赵文荣卖地一案，又系追仿临城，若不严加禁遏，恐效尤日众，疆域日削，大局之害，曷可胜言！”（11）正是经袁世凯奏请，清廷才将合同作废。
启新洋灰公司一案，该公司原名唐山细棉土厂，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被英人骗取。袁世凯于1906年说：“查洋灰公司……当日本为北洋官家用土而设，且系拨发官本创办，北洋大臣有直接统辖委派总办之全权。现本大臣特派周道学熙总办该厂事宜。该道原系光绪二十六年第二次禀请试办之人，此乃合宜至当之举，断不容他人有所阻挠。”（12）同年，袁世凯从英国人手中收回启新。
周学熙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收回启洋公司完全自办后，首先面临的是资金不足、招股不至的困难。为此，周学熙于1906年8月报告袁世凯说：“现拟一面就老厂逐日照常出灰，一面购地订机，另建新厂。按扩充增至18万桶，预估房屋、机器各项约需坐本洋银50万元。该款即照前议在银钱所提拨，至所需行本，拟由天津银号，随时息借应用。谨将新厂估单呈请钧览，可否照办伏候宪台批示允遵。”（13）对此请求，袁世凯批道：“唐山洋灰公司现在收回接办，事务殷繁，应准添派孙道多森会同该道办理，并由银钱所筹备垫款，以资接办，仰候分饬遵照。”（14）袁世凯垫拨资金，不仅解决了启新的燃眉之急，而且对招股起了促进作用，启新所招股本洋100万元，很快收齐，且将袁世凯所拨公款迅速归还，效益之高出人意料。
由于袁世凯的支持，启新在清末民初拥有许多优惠。首先是销售的优惠便利。1906年周学熙等致信袁世凯：“拟请宪台转咨胡、唐侍郎檄饬各路局总办，遵照购用，以免利源外益，而畅销路。”袁世凯批道：“该公司现在收回老厂自行经营，并扩充新厂，将来新旧两厂出灰较多，自应预筹销路。候饬关内外、京张、京汉、正太、汴洛、道清、沪宁各铁路局查照购用，以挽利权，并咨胡、唐大臣一体饬遵。”（15）后袁世凯还应周学熙要求咨邮传部转饬各省官办商办各路局一体遵照购用，以保利权。
其次是赋税优待。1906年，启新呈文袁世凯，要求对该公司产品“可否援照湖北织布厂、火柴厂、北洋烟草公司、镇江笔铅公司、徐州耀徐玻璃公司各处历办成案，恳请咨明税务大臣、外务部、农工商部，准分照纳正税一道，沿途概免重征，并豁免出口税项，通行各省洋灰，照常关及厘卡等处，一体知照，以保商业而挽利权”。袁世凯批道：“应准援照成案，无论运销何处，只令完纳正税一道，值百抽五，沿途关卡验明放行，免于重征，俾得推广销路。”（16）
第三是运输优惠与便利。1906年启新与袁世凯控制的轮船招商局签订合同，招商轮船载运洋灰公司货物，凡在沿江、沿海，无论由何埠至何埠，均援照运汉阳钢铁例，按怡和、太古各行运价再减七折核收。此外还订有其他便利规定。
第四，购煤便利。1907年启新与北洋实业之一的滦矿签订互利合同：所有洋灰公司常年需用煤斤，由滦矿随时供给，不得稍有延迟缺乏。滦矿售煤与洋灰公司，应酌减价值，不得过于开平市价十分之七。此合同还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处立案。
以上所列启新的优惠与便利，从启新成立至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政权结束，基本上得以持续拥有。1907年袁世凯上调中央后，对直隶经济近代化发展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由于袁世凯扶持启新洋灰公司这一大型企业，启新得以日渐发达，并竭力向海外发展，获得巨额利润，其盈余额1906年7月至1907年底为45602.65元，1916年达到488422.11元，十年增长了十倍，成为直隶的支柱产业之一。
袁世凯收回开平及扶持启新，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隶也因此而取代湖南成为全国的模范省。清末民初是包括直隶在内的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期，这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的努力不无关系。
袁世凯对外理性抗争，还致力于权利收回运动，特别是注意发展交通运输基础建设。在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几年中他曾意识到铁路对内忧外患的国防及经济发展的意义，因而采取了一系列回收路权、筹建铁路等积极的行动。（17）
京汉铁路为1898年借比利时款修建，1905年完工，该路横亘于中国南北与其他各支线均待外资供给始克兴修，于是国人皆欲将此路线从比利时人之手设法收回，袁遂据邮传部公文照会比利时代理公使声明此意，另通过他颇“引重”的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梁士诒筹借款项。梁士诒秉承袁世凯的意旨，拟定在国内募公债1000万元，另拨度支部官款500万两，借川汉路局银100万两，又在京汉路1906年余利项下暂行提用100万两。由于差额很大，1909年10月8日又向英国汇丰银行与法国汇理银行借款500万英镑，名为“振兴实业借款”。在交涉过程中，比利时驻北京公使借口庚子赔款5000万英镑尚未解决，极力阻挠，直到1908年12月28日始由我驻比使臣李盛铎将所有应交本息及经手费各项共227401041法郎33生丁在巴黎全数付清，又照合同交回比公司芦路三年官息二成，共银240129元9角。1909年1月1日京汉路全线赎回，丧失多年之京汉路权始得收归我有。
津镇铁路在1899年签约归英、德合办，到1902年，清政府因该契约损失甚巨，特派袁为督办，同时三省京官亦联衔连名奏请自办，袁世凯派梁敦彦与德华银行代表（德国人）、英国公司代表（英国人）反复磋议，虽未达到自办目的，却不以铁路为借款的抵押，取得了一定成绩。
京张铁路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价值，因此，俄、英两强均虎视眈眈。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为杜绝列强对京张铁路的野心，利用英、俄存在已久的矛盾，磋磨再三，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与英使达成协议：“按照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借款合同第三条所载之支路或修展之各铁路，八十英里地方之内凡欲新修铁路，除此章程画押以前所应允修办之外均应由中国北方铁路督办大臣承修，盖如北京或丰台至长城向北之铁路及通州至古冶或唐山直弦之铁路并天津至保定府各铁路不得入他人之手，致妨碍中国北方铁路利益。”（18）这样一来，京张铁路完全由我自造就正式载入条约，从法理讲，任何别国都应该尊重协议双方的约定。然而，俄国却以之为英国人预谋北方铁路的幌子，因此急向外务部提出抗议。虽然外务部与袁世凯关于协议内容稍有分歧，但在自造京张铁路问题上观点一致。不过，为抚平以俄国为首的诸国情绪，朝廷旨斥袁世凯与英使重新协商。最终，不仅维持了原议，而且还明确两点：一是完全不用外国资本，二是建成后的铁路进项不得作为外国抵押借据。对于这份中英协议，俄国再无辞争辩，只得认可。对此事件，《容庵弟子记》一书评论道：“时各国席战胜之余威，定议条件多所要挟，公偕督办铁路大臣胡燏芬迭次抗辩，始得就绪。而京张铁路归中国政府自造，止用中国资本外人不得干预，于是时定议云。”（19）
之后的三年间，众商纷争筑路，列强觊觎之心不息。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初八日袁世凯上奏《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修造京张铁路折》，提出京张铁路关系紧要，亟宜及时开办，且自信地宣称此路即作为中国筹建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司经理，自与他国不相干涉。此后，袁世凯投身京张铁路建设，并在资金和人才两方面尽心竭力，直至次年底方告一段落。
宣统元年（1909年）通车的京张铁路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因为它是在清末国弱势微的情形下，在国人的怀疑和外人的嘲笑中丝毫不借外国资金、不用外国人，完全由我方自主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在它身上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与汗水，并培养出詹天佑等杰出铁路技术人才。这样一条铁路的成功筹建，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至为关键。（20）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初八日袁世凯奏请开筑京张铁路时，在预算资金问题上采信詹天佑与英籍工程师金达提供的数字五百万两。“京张一路，约长三百七十余里，其第一车站应设丰台，沿途地多平坦，中有数十里山路崎岖，尚须开凿，综核全路工程通盘约估，如买地、填道、购料、设轨、凿山、建桥共需银五百万两左右。若从速动工，四年可成。”（21）
至于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即在关内外铁路进款余利项下，每年酌提银一百万两，四年以内可得银四百万两。关内外铁路提拨盈余之外的不足部分，袁世凯拟从庚子赔款中提拨。“查庚子年后，关内铁路因乱被毁，曾于进款项下垫拨修路之款，及收路后垫还各项账款，应在大赔款内拨还者，约有八十余万两可提。”（22）这部分资金相比前一部分，只属辅助资金。
袁世凯拟从关内外铁路进项下拨款的办法，实施起来并非一帆风顺。早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由当时督办关内外铁路胡燏棻经手曾借英金230万磅，双方订立合同，其中第八款约定：全路脚价进款应先作为借款之保存于天津汇丰银行，所有经理、养路应用各费均应该局进款项下开支，俟有余剩，备还借款之用。意思即铁路盈余中方不得动用，应作为借款之保和未来还款存进英国银行。义和团运动中铁路被英俄占领，后经袁世凯谈判回收和成功经营，到光绪三十年已有不菲盈余。此时，袁世凯不甘心苦心经营的收益只能存进英国银行，听凭英人处置，因而派关内外铁路总局总办道员梁如浩与英使商议，当汇丰每存入余款180余万两，中方即可提拨银50万两作为公家余利。英方初始不肯稍示通融，后经磋议再三，才得同意此项银两交袁世凯存于北洋支应局，这也是袁世凯动用铁路余利开办铁路的先声之举。
光绪三十一年盈余继续增多，袁世凯打算以余款开办京张铁路，于是再次派出梁如浩与中英公司谈判。该公司代理人顾璞以原约为由拒绝了中方的意见，梁如浩转而提出只要铁路进款余利项下备足六个月的借款本息，余则就可听由该路任便提拨，作为开办京张路工之需。同时，袁世凯也函商英使萨道义，得到允准中国铁路局任便使用的答复。可是，顾璞仍坚持声称，伦敦来电说应备存一年本息后余则方可动用。面对分歧，经过一番磋商，最终以中方意见达成一致，即汇丰银行备存有六个月的还款本息，中国就可自由使用铁路其余盈余来修筑铁路。于是，筑路的最大问题——资金筹集，在袁世凯的努力下有了着落，京张铁路的修筑开始有了希望。
接续而至的资金问题，主要体现在原估计数额与实际所需之间的巨大差距。为此，袁世凯与詹天佑于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会谈，专为解决不久前袁世凯奏报的工程预算与詹天佑勘估的数额不符之事：“今早往见袁总督呈上报告和预算，他说在他奏折中的预算费用约为5000000银两，而现在我的预算是7286600银两，他不能再奏请这样大差额的费用，并嘱我将费用减少到不超过6000000银两。他说在他奏折中的预算5000000银两是指此路的工程费，因此，在我们的预算中可不编列机车车辆及总务费用。依此，我们可提出本路的工程费为7286600-（1130500+427200）=5724160银两。对机车车辆费，他将另外奏请；至于总务费用，他说当此路第一段工程完工通车营业之后，即可将收入解决总务费用。”（23）
袁世凯认为，既然自己已经奏报了朝廷，如果更改的幅度较大，恐会引来麻烦，于是他想出的应对办法就是，一面嘱托詹天佑尽量节省开支，一面拟较小误差再次奏报，不足部分以将来的首段收入弥补。这样既不会引起政府的不满，也解决了将来资金不足的问题。
最后，袁世凯在詹天佑勘察基础之上，制订出预算总经费为7291860银两。第一部分买地、填道、购料、设轨、凿山、建桥共需银570余万两，比此前袁世凯奏报多出70余万；第二部分为车辆及员工薪金，约需银150余万两。袁世凯以此为基准奏报，细细开列各项预算，精确细算，个别款项精确到钱为单位。
袁世凯制订经费预算确实十分认真，这可从之前的新易路用款上看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回銮北京的慈禧太后决定第二年春去西陵祭祖，权臣建议修造一条自京汉铁路的高碑店直达园区的小铁路，这样既节省时间、体力又体面、风光，听到此议慈禧很是赞成，当即饬旨袁世凯督办修造，限六个月内竣工。袁世凯初始委派英国人金达为总工程师测量主持修筑，但闻知此讯后的法国公使以此路为京汉铁路支线为由，要求改派一法国工程师。双方竭力争夺，谁也不肯让步，袁世凯则借机利用英法矛盾，转而委任曾留学美国专修铁路工程的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四个月后工程顺利完工，第二年三月初，慈禧太后及光绪帝乘坐西陵铁路前往，甚为满意。而作为总督办的袁世凯起初严格估算购买地基、采办料物等项经费共计60万两，实际花销59958两，比芦汉公司勘估节省不少，从中略见袁世凯预算精确和精打细算的作风。
京张路修筑期间，袁世凯为节约经费，还奏报京张铁路沿线矿产归京张路局。詹天佑在勘测中惊喜地发现鸡鸣驿附近富有煤矿，他认为若能归京张路局开采，既可提供将来机车用煤，节省从唐山运煤的费用，还可增加铁路煤运收入，于是奏报袁世凯请派煤矿工程师前来调查。袁世凯欣然采纳了詹天佑的意见，制订计划，向商部提请报告。
除计划每年提拨关内外铁路盈余外，袁世凯还多方筹措唯恐不足。恰遇朝鲜归还前借中国60万两，袁世凯开始筹谋与政府磋商将其归入津榆铁路总局充京张筑路经费，于是与******奕劻先为商量。正如《申报》所载：“昨袁宫保商之政府，请将朝鲜归还之款计银六十万两暂作拨借京张修路之用，以便按段接修，庶免中辍。俟开车后再为陆续归还库款。庆邸颇然其议，业已允许据情代奏。”（24）除此之外，在采买方面袁世凯还责成关内外铁路总办梁如浩在为京张铁路购买木材时给予优惠。
在京张铁路资金问题上袁世凯做出了极大努力，尽其所能地给予筑路更多的支持与帮助，效果昭然。当然，亦有不尽如人意者，譬如，因京张路与关内外铁路的特殊关系，詹天佑曾提出，京张铁路的材料设备及人员等一切运输和往来电报经过关内外铁路时给予免费支持，身为总督的袁世凯爽快答应了他的请求，可是，铁路总办梁如浩却以与英国之间的协议关系回绝了詹天佑的请求。
资金问题之外，人才乃筑路能否成功的又一要素，在此之前中国的铁路一般都在外国人员参与下协作完成。而此次英国之所以答应中方提拨铁路余利筑路的要求，也是认为中国是无法独立完成筑路的，因为中国人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即便动了工也会中途落败，到时肯定会向英国求援，因而，京张路权最终仍会属于英国所有。可是英国此次却打错了算盘，他们忽略了一个细节，即袁世凯曾任用詹天佑为总工程师督办成功新易铁路。虽然此路只是皇家御用，并非作为普通交通道路使用，但此路的建筑施工为袁世凯筹筑京张铁路做了人才储备。在他的周围，已经聚集詹天佑、梁如浩、杨士琦、吴仰曾等一批年轻有为的交通人才，他们成为袁世凯筑路成功的强有力人才保障，使袁世凯对独立筑路充满信心，同时他们的个人才华也因袁世凯的赏识提拔得以充分发挥。
其中，詹天佑即是由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交通人才中的典范。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八日袁世凯上奏《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修造京张铁路折》，奏请成立京张铁路总局和工程局，派陈昭常为总办，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消息一传出，立刻引来外人的嘲笑与讽刺，其中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民国时期担任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得知后，会同此刻颇为落寞的英国工程师金达马上赶赴铁路沿线观察情形，随后在其致濮兰德的信中讥讽道：“中国只有一位工程师，一个姓詹的广东人，他已经被任命为这条铁路的总工程师。他从来没有独自做过任何一件工程，他在外国人监工下所修筑的北方几条铁路都必须彻底返工。我们在南口遇到了他和他的随从人员，詹天佑骑着一头骡子，他的两个助手骑着驴，苦力们携带着经纬仪和水平仪。没有打算勘察测量。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大批装着货物的大车免税通过厘卡到张家口出售赚取大利。”（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