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苏联第一次“和平共存”发生在1920年，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屡遭挫折，寻求西方帮助不断碰壁，转而实行“联俄”政策，蒋介石个人对苏联的党政制度与军队建设颇有兴趣，率“孙文博士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考察。正是在苏联帮助下，国民党才得以完成改组，重新凝聚战斗力；也是在苏联顾问和军火的支持下，国民党才得以建立黄埔军校（蒋介石正赖此发迹）和自己的军队，以后又挥师北伐，从局促于广东一隅，到囊括长江流域，并进而统一全国。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国民党不实行“联俄”政策，绝不会有此后的局面，也就说不上蒋介石个人在中国叱咤风云的地位。再如中国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和平共存”，当时国民党推行“反苏反共”政策，使国力大减，招致日本入侵。国民政府四处求援，无奈英美等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反苏”政策，派密使到苏联，使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在全国抗战初期外援缺乏的时刻，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成了雪中送炭。抗战八年中，苏联始终只向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提供援助，军事顾问团常驻重庆，而几乎未向共产党提供过物质援助。国民党政权和蒋介石所以能在内外交困中度过艰苦的八年，苏联的援助可以说是起了一定作用。
蒋介石写《苏俄在中国》，是要以其与苏联“和平共存”的“亲身经历”，来警告西方国家，要坚守“反苏反共”立场。如果这些“亲身经历”是历史的真实也罢，只是他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已经顾不得历史的真实，而只能断章取义了。其结论必然是：对苏联与中共，不能“和平”，只能“战斗”。而只要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下去，国民党政权即可傍依西方阵营的大树，苟延自存，进而“反攻大陆”。他表面的用意是提醒盟友，深层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自己。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也总结了他在大陆反共斗争的失败原因，以供日后借鉴。他认为从反共组织和技术方面说，主要是反共组织不够严密而警察不够强力、宣传不够主动而理论不够充实，反共意志不够集中而手段不够彻底、外交陷于孤立与经济陷于崩溃。从反共政策和战略方面说，主要是对苏复交、抗战初期收编中共部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处置及停战协定的执行等。他特别强调“西方民主国家”对苏俄及中共的“认识不清”，是造成恶果的重要原因。“西方民主国家”没有看清苏联本质，为其宣传所蒙蔽，对其“侵略”只采取有限战争的战略。在军事上表现为“惟武器论”，在政治上表现为裁军谈判与裁军运动，在战斗上表现为“火力重于人力”的思想，抱怨美国的消极态度：“美国本土应该主动地建立起世界反共的兵工厂，而不能只是被动地准备其为反共战争的主战场。”
蒋介石进一步指出，苏联及中共目前所发动的“和平攻势”，目的是瓦解“自由国家反侵略战线”，而后以武力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决战，“达到其共产制度成为世界体系而由俄共完全统治世界的最后构想”。西方国家要对付苏联，就必须依照他的提议确定一个总目标；必须协调利用“民主集团的资本主义”、“东方民族的独立运动”、“共产铁幕中的反共革命运动”这些力量；必须结合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形态；必须维持并加强其军事实力。为了使西方各国了解苏联的“战略”，蒋介石在书中还特意补述了“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用的各种政治斗争的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这些方式包括合法与非法、战与和、统一与孤立、退却、防守与还击等，以使各国在制订“反苏”政策策略时，能知己知彼，克敌制胜，立于不败之地。
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歪曲历史的另一目的，是为了争取美国的援助。他不惜向美国谄媚，将美国在华的侵略说成是“友谊”，如称颂“中美商约”是如何平等互惠，而将中国人民反抗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暴行的爱国运动，诬蔑为中共领导的“破坏中美友好的活动”。再如当写到美军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撤出北平、天津、青岛各地，并减少对国民党政权的援助时，蒋介石不无遗憾地说：“于是，中美两国六年来对日共同作战，共同受降，共同维护东亚和平，这一段并肩作战的光荣历史，就为中共及其国际同志所在莫斯科指使下，肆意侮蔑，尽力摧毁，而中美两国百年来传统的亲善无间的友谊，亦留下黯淡悲惨的一页。”【31】
蒋介石向来以“爱国者”自居，当年与美国也曾因此发生过龃龉，但现实的政治需要，使他只能把近百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所加诸中国的耻辱有意删节了。
《反共抗俄基本论》和《苏俄在中国》所构筑的“反共抗俄”思想体系，实质上是蒋介石大陆时期反共思想在新的时空条件下的翻版，由于它兼具了可以推卸大陆失败责任、欺骗台湾民众、巩固统治基础与争取西方阵营（尤其是美国）支持等多种政治功能，所以成了蒋介石的一个政治法宝，国民党开动了所有舆论工具大肆传播，并将其贯穿于各项政策之中。《苏俄在中国》出版后，“参谋总长”彭孟缉命令全体将士仔细研读，要求各级政工干部及部队长必须对所部战士详细阐述此书的精义。《联合报》社论说：“从历史部分观之，我民族领袖之忍辱负重，犯而不骄，败而不馁，始终欲以反共复国为己任之精神，宜可振疲起衰，玩廉懦之；从政治部分观之，此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的恢宏气度，择善固执，独往独来，始终欲以救国救世为己任之精神，宜可大白天下。”【32】蒋经国则吹捧该书是他父亲遭受“患难、耻辱、艰危、诬陷、渗透颠覆”的一部痛苦经验的结晶，是一部“反共十字军的经典”。但最终结果是，蒋介石企图通过此书“唤醒”西方“警觉”、激化东西方关系的目的并未达到，他所编造出的一部痛苦历史，西方也鲜有理睬者。台湾上空喧嚣入云的“反共抗俄”因无人响应，也显得孤单而与时宜不合。
五 ”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
1954年7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为设计研究光复大陆之方案，特在总统府设置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并公布了该委员会组织纲要。纲要规定，该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5人，均由“总统”指定，委员若干人，也由“总统”自“国民大会”代表及有关人士中聘任；该会按照设计研究问题之性质与区域设置若干小组，分别有军事组、内政组、国际关系组、财政组、经济组、教育文化组、交通组、政法组、边政组、侨务组等。“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的成立，是要将“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推向高潮，蒋介石要向台湾民众和世人传达这样的信息：他不仅要“反攻”，而且肯定成功，他所考虑的问题是“光复大陆”后如何治理的问题。
蒋介石指定陈诚为该会主任委员，胡适、曾定荪、左舜生、徐傅霖、徐永昌为副主任委员，邱昌渭、朱怀冰为正、副秘书长，并聘全体“国大代表”及候补代表、前“行政院”全体设计委员及现任各“部会首长”共1883人为该会委员。11月25日，该委员会宣告成立，蒋介石亲临致词，声称“研究如何打倒共匪的各种暴行，解除大陆人民的痛苦，并为他们复仇雪恨，争取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进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工作的目的”，为此，他提出两方面的意见：第一，着重研究“光复大陆”以后，在文化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提出改造方案；第二，研究如何巩固台湾、建设台湾的方案，要“以建设台湾的经验作为重建大陆的蓝本”。【33】
委员数目如此庞大的“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每年举行一次例行集会，蒋介石则照例到会发表训词，指示“设计研究”的要点。该委员会先后制订通过了大批方案，如仅在1955年8月份综合研究组第二次会议上讨论的重要方案就有：《动员戡乱时期政治革新方案草案》、《动员戡乱时期警政方案草案》、《国民保健计划草案》、《策动大陆民众反共抗俄草案》、《市地改革计划》、《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加强中美关系方案草案》、《反攻大陆陆军编制及装备之拟议草案》、《国防建设现状检讨及改进意见草案》、《敌前判断及匪军战略战术之研究草案》等十几种。一批又一批空口说大话的方案出笼，到头来只是增添了许多废纸和笑柄。
“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在蒋介石的推动下，声势一浪高过一浪，他本人也不停地年年重复着“今年是反共抗俄的决定年”，要么是“反共抗俄到了最后决定关头”，使人们真的以为国民党会在蒋介石的领导下，指日之间即可重返大陆。但是，人们看到的事实却是蒋介石在高呼迅速“反攻准备”的同时，却并无“反攻”的实际行动，反而是一次又一次地找借口变更其“反攻大陆”的时间表。
早在1949年7月蒋介石就在台北一次军事会议上提出了“半年整训，巩固基地，一年反攻，三年成功”的反攻计划。1950年5月，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下被迫自海南、舟山撤退后，蒋介石不得不对这一计划进行了修改，他在为撤退发表的文告中说：【34】
……要在一年内完成反攻大陆的准备，至迟一年之后，亦必能实行反攻大陆……现在我再将反攻大陆的计划对同胞们重说一遍，就是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
按照这一计划，到1955年国民党的“反攻”应该取得成功，但此时的国民党还按兵未动，成功更是侈谈。因而蒋介石于当年11月6日，接见赴台参加其69岁寿庆的“华侨回国祝寿团”时解释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一是当初提出这一计划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苏俄为“贯彻其侵吞中国大陆一贯之野心计，近来大肆装备共军陆军部队，并积极建立其海空军，尤其在空军方面，共匪飞机数量与质量竟超过我方数倍以上”，“于是匪我双方兵力对比太过悬殊，这是当时意料不及的”；其二是为了缩短战争时间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的痛苦。“由于全面反攻还没有充分把握，如果一旦反攻纱幕揭开以后，可能局限于战区之内，而不能全面发展，获得一举成功。如此中途阻折，必致兵连祸结，徒使大陆同胞在共匪威胁吸髓之余，还要使他们再受战祸无限期的煎熬，这是政府所应负责考虑的。”【35】于是，蒋介石又对以前的“反攻时间表”加以修改，“如果大家今日问我，政府反攻复国究竟何日可以成功，那我可负责肯定地答复大家：只要每一位同胞竭诚拥护政府，各尽其最大的努力，则反攻复国的使命，自今天起算，政府确信其多则7年，少则5年之内，必定可以完全达成这一任务”。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这一目标在常常听说它的人们心中渐渐地失去了信任。这个目标开始时是勃勃的野心，后来变成了渺茫的希望，以后可望而不可即的神话”。【36】对此，不仅台湾的民众普遍感到失望，连他的美国盟友也感到有些不满。1954年底，在美国访问即将返台的叶公超征询美国务卿杜勒斯对台北政府及蒋介石有何建议或忠告时，杜勒斯对叶说：“蒋委员长一直在强调光复大陆这个最高使命，每年他都向人民保证，不久他就能完成这一使命。这种强调和保证如此之多，以致看起来台湾政府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打回大陆去。可是年复一年，收复大陆并未实现，人民不由得产生他们正在受骗的感觉。这样的声明也给美国在与它的各盟国打交道时增加了困难，因为他们对此事很敏感。”杜勒斯还说：“蒋委员长和他的政府在面对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的情况下，对中华民国在自由世界中扮演的角色，应当有一个较现实的、长远的概念。时刻不停地把光复大陆作为目前最高的目的来谈论，而又不能独立去实现它，这种做法至少是不现实的，世界上其他各国都很清楚，台湾政府约有三四十万军队，而大陆上的共产党则有十倍于此的兵力。”【37】
其实，蒋介石远比杜勒斯更清楚自己的处境。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总统解除对台湾的“限制”，宣布不干涉国民党军对大陆的军事活动，台北舆论对“反攻大陆”的宣传瞬间高涨。然而此时蒋介石在给其“驻外使节”的命令中，却要求他们“勿过多议论撤销第七舰队保护大陆命令”，“勿将命令理解为即将进攻大陆或即将开辟第二战场”，以免引起外界对台北“反攻大陆”不切实际的希望，并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国内与国外宣传不同，前者目的在鼓舞士气、维系人心。【38】
这里揭示了蒋介石的真实心态：他在台湾内外高喊“反攻大陆”，但内心也明白这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他所发动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则不过是一个政治口号、政治游戏而已，舍此则蒋介石及其政权的统治基础将大打折扣。因而，“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政治游戏也就不得不继续下去，直至去世。
注释：
【1】王丰：《宋美龄——美丽与哀愁》，台湾书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280页。
【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1月14日，“上星期反省录”。
【3】《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大会致词》，《蒋总统集》第2册，第1691—1692页。
【4】《宋美龄——美丽与哀愁》，第305页。
【5】《联合报》，1952年4月17日。
【6】《宋美龄——美丽与哀愁》，第317页。
【7】《宋美龄——美丽与哀愁》，第313页。
【8】《联合报》，1952年1月15日。
【9】《联合报》，1953年4月18日。
【10】《联合报》，1951年10月30日。
【1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2月28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12】《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0年，“民国三十九年大事表”。
【13】《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抗俄救国团原则》，《革命文献》第77辑，第33—34页。
【14】《四十一年青年节告全国青年书》，《蒋总统集》第2册，第2276页。
【15】《联合报》，1952年10月4日。
【16】《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训词》，《蒋总统集》第2册，第2283—2284页。
【1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四十一年总反省录”。
【18】《联合报》，1954年3月11日。
【19】《晚年蒋介石》，第259页。
【20】《蒋经国传》，第202—204页。
【21】《联合报》，1952年1月1日。
【22】《四十一年度行政成绩的检讨及四十二年度施政方针的指示》，《蒋总统集》第2册，第1858页。
【23】《联合报》，1953年1月1日。
【24】《联合报》，1956年1月1日。
【25】《联合报》，1956年4月27日。
【26】《联合报》，1952年10月16日。
【27】《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52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28】《反共抗俄基本论》，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八，1984年版。
【29】《台湾问题大事记》，第49页。
【30】《联合报》，1952年10月16日。
【31】《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
【32】《联合报》，1957年6月25日。
【33】《对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成立致词》，《蒋总统集》第2册，第1917页。
【34】《中央日报》，1950年5月17日。
【35】《联合报》，1955年11月6日。
【36】《蒋介石》，第341页。
【37】《顾维钧回忆录》（十二），第198—199页。
【38】《顾维钧回忆录》（十），第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