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制定《光复大陆指导纲领》
蒋介石一再叫嚣“反攻大陆”，然而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海峡两边的力量对比，都决定了“反攻大陆”只能停留在宣传上。十几年过去了，台湾一直没有“反攻”的行动。但20世纪60年代初的国际形势演变为台湾提供了“反攻”的客观条件。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间两大阵营冷战的局势更加严峻，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得美苏两国剑拔弩张，已走到战争边缘。在远东，美国更重视台湾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高级将领频频访台，并带去不少的军事援助。中国大陆的形势，则可以用“困难重重”来形容：中苏两党的破裂已公开化，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了全部在华技术人员，大陆的工业顿受挫折；与印度的边界战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府与有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连年的自然灾害及中国共产党某些政策的失误，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饥饿笼罩着大地，一些灾民冲出海关逃到香港。而此时的台湾则相对风调雨顺，经济稳定发展。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自知无力“全面反攻”，只能加派小股武装游击队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同时募捐资助到香港的大陆灾民，并接其中的小部分去台湾，以资宣传。“八二三炮战”后，美国对台军援的武器质量上有很大提高，蒋介石觉得可借机部分实施“反攻”政策，以激励士气，他指令“国防部”设立专门机构，制订了名为“国光计划”的“反攻计划”，甚至进入了预备实施阶段。美国人感到事态严重，“下撒手锏，管制军火、油料，国光计划乃被迫中止”。【1】蒋介石知道，凭台湾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反攻大陆”只能是白日做梦，故把希望寄托在大陆的“内乱”上。数年来他一直在号召大陆人民“起义”投奔自由，并许以优厚的奖励。他当然不会放过大陆陷入暂时困难的机会。
1962年10月10日是台湾“国庆日”，蒋介石循例发表《告全国同胞书》的同时，特地又发了一个《告中共陆海空各级干部官兵书》，攻击共产党政权，号召各级官兵“倒戈起义”，并具体提出了对大陆“反正起义人员”的“四项原则和约法十章”，加以诱惑。其“四项原则”是：“第一，反正归来的给予重赏；第二，起义立功的立加重用；第三，参加反共的绝对保障；第四，被迫胁从的不究（咎）既往”。
“约法十章”又分“关于大陆全体人民”（六条）和“关于共军将士与共党的党团员及其干部者”（四条）两部分，是他对一旦“光复大陆”后的各种许诺。如其中第七条是“凡匪伪陆海空三军将士，能就地起义立功或接应我国军反攻，携械来归者，一律论功行赏；凡击毙或拘捕其阻碍我反共起义者送交国军，更予重赏，并准擢升三级”。第八条是“能带领一排、一连、一营、一团、一师、一军兵力反共起义者，即以排、连、营、团、师、军长委任，按其功绩晋升官级，并赋予其所光复地区行政长官之权”。
蒋介石最后还保证说，他已令各种电台与大陆保持密切联系，任何地区、任何组织，一旦有具体的“反共”行动表现，他将立即“派空军适时应援，并赋予其所光复地区军政长官的职务，绝不使反共起义的革命战友，作孤立无援之奋斗”。【2】
蒋介石认为“反攻复国”的时机已到，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于是他命令国民党中常会起草一项《光复大陆指导纲领》交由1962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作为国民党从政党员在反攻大陆前和光复大陆后的政治措施的指导方针”。【3】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在11月12日召开。蒋介石在开幕式上阐述了会议的三项任务：
第一，要为反攻复国开路，确实贯彻本党时代的使命和革命任务。第二，要为本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准备工作，并于明年完成这个任务。第三，要集中全党的人才，也集结全国的人才，一齐贡献全民族的智能，共同来复国建国。
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在“反攻”中的作用是：“我们党一方面作为军队的前锋，一方面作为国民的后卫，来争取反攻复国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最后还特别提到，他的身体已完全康复，感谢大家的关切。【4】
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的主题是“反攻复国”，除例行地听取陈诚代表中常会作的政治报告和“五院院长”、“参谋总长”、“外交部长”的工作报告外，主要是通过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
《纲领》是根据蒋介石的“训示”，由中常会起草提交全会讨论的。它是国民党高层“衡酌当前反共革命情势的发展，以及应反共作战革命建国的需要而拟定的，将作为今后有关各部门共同的准绳，并作适切的准备，以争取光复大陆的全面胜利与革命建国的伟大成功”。《纲领》总计十六条，分为“基本方针”、“实施要领”和“指导与执行”三大部分，其基本内容如下：【5】
确定光复大陆以完成国家统一，恢复人民自由，根绝共产暴政，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为目标，综合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力量，以发挥总体战的功能，同时使军事反攻与大陆反共革命相互结合，创造里应外合的形势，蔚成革命战斗的热潮，并团结国内、国外、敌前、敌后一切反共革命力量，共同反抗暴政，加速匪伪统治的崩溃与灭亡。
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与蒋介石以往关于“反攻大陆”的讲话加以比较，发现有两处较为明显的不同：第一，是求“反共军事”与大陆“内乱”的里应外合；第二，是要“团结国内、国外、敌前、敌后一切反共革命力量，共同努力”，强调要更多地注意“大陆敌后工作”。这是蒋介石根据单凭台湾力量不足以“反攻大陆”的基本估计，及对大陆内外形势的估计而做的相应变化。陈诚在提交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强调了蒋介石的“四项原则”和“约法十章”，并设计了“日后里应外合，消灭‘共匪’”的三种模式，不像过去只强调台湾一方面单凭武力的“反攻努力”。
11月15日，蒋介石主持五中全会闭幕式，对“反攻问题”再加指示。他还对八届四中全会后国民党提出的“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加以新的阐述，赋予了新的内涵：“革新是要从个人开始，先做到心理革新、生活革新和工作革新。动员则是要以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为准则。至于战斗，乃是要具备战斗的精神，战斗的组织，然后才能发挥出战斗的力量。”【6】而这一切，都是要围绕“反攻大陆”来进行的。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在蒋介石“反攻”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反攻大陆”是蒋介石至死不渝的政治口号，是其制定推行内外政策的基础，形成了一整套的理论。可是他自己对痴人说梦般的口号真的就相信吗？如果不信，那他一再叫嚣的目的是什么呢？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院士曾锐生博士曾利用美国和台湾的档案，对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进行研究，结论颇为精辟。曾锐生将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划分为三个时期：1950年初尽管蒋介石不断说“反攻在即”，“事实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1950—1958年尽管蒋介石不断强调“反攻大陆乃国策之本”，并为此做了不少政治、军事的准备，而实际上他的政策“是建立在保卫台湾上的”；1958年金门炮战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被迫公开宣布，台湾坚持“光复大陆”政策，但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为原则，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承认“不是以武力反攻，而是以政治方式光复大陆”。此后虽稍有反复，但基本上排除了完全靠武力“反攻”的可能性。
既然蒋介石在1958年后已承认了武力“反攻”行不通，那他为何不放弃这一口号呢？因为“反攻大陆”口号还有其对内的功效：强调“反攻”意在不断提醒台湾民众有一个外部强大敌人的存在，有利于凝聚内部团结，迫使民众接受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和各项政策，这对蒋介石个人权威与地位的稳固作用也是妙不可言的。曾锐生博士的结论是：【7】
在1950年代蒋先生深信反攻大陆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他亦竭尽所能去推行此一政策；同时他亦体会到要反攻大陆，他实在是有心无力的。对蒋先生而言，不管有无力量，这一任务都不能放弃。假如放弃了反攻，他的生命便失去了意义，他的政权便会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作为一个终生不渝的革命家和民族主义者，蒋先生不能放弃反攻大陆；但是，作为中华民国之领导人，他又不得不权衡轻重，没有不自量力的出兵进攻大陆。在外人眼中，蒋先生在这一政策上的言行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在蒋先生的心中，两者并不矛盾。在政策上他没有真正的准备反攻大陆，但是在精神上，他时时刻刻都在做。结果是他日夜地说反攻大陆，实则天天在把台湾建立成一个中国的模范省。
证诸事实，不能不说曾锐生博士对蒋介石处境和用心的描摹十分精确。正因为如此，蒋介石自知“反攻”无力无望，却又绝对禁止人民对其“反攻”政策提出疑问与批评，民间因讨论“反攻无望”而获罪入狱的人不在少数。
二 派遣武装游击队骚扰大陆
1962年至1963年，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已不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部分地付诸实施了。《光复大陆指导纲领》制定前后，台湾当局派遣了一些武装游击队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伺机进行爆炸、破坏，并企图建立长期潜伏的基地，幻想由此引发大陆人民的“响应”。
为达到骚扰破坏大陆的目的，国民党当局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建立了秘密基地，训练特工人员。训练工作由国民党中常委、“国防会议副秘书长”、长期主管台湾特务工作的蒋经国一手负责。该基地以美国特种部队的操典严格训练特务，武器装备也来自美国，“每年可训练三个班次约二百人”。【8】据台湾情报机构公开发表的数字，自1962年3月至12月之间，共有873名游击人员自台湾派往大陆，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是自秘密训练基地乘船出发的。其到达区域多为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省份，还有少数靠飞机空投至广西十万大山、甘肃宁夏等边远地区。台湾特务到大陆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破坏的目标“从金矿到渔船包罗一切，可详细分为23类，其中包括铁道、造船所、电力公司及粮仓等”。【9】
进入1963年，蒋介石的“反攻”叫嚣更甚，称“反攻已揭开序幕”，并授意各部门做“反攻开始”甚至“反攻成功”的准备。“行政副院长”王云五在答复“立法委员”咨询时称，“反攻”所需的军事、财政、粮食均已做了充分准备。【10】“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更宣称：“反攻复国是中央政府各部门施政的同一目标，五十三年（1964）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都是直接间接朝向反攻复国之途迈进。”【11】他还透露：“光复大陆后各项政策及其措施，现已由国防会议及国防部所属战地政务机构研究设计中。”【12】
当时的台湾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宣传反共游击队在大陆的活动，夸大其“战果”。整个台湾沉浸在“反攻即将成功”的气氛之中。蒋经国曾喜不自胜地对外国记者说：“1963年给了我们反攻大陆的最好机会，我们正尽种种努力，以造成并利用这一反攻机会。我们不能采取相反的态度，坐待良机的丧失。”【13】
蒋介石在这一片“反攻”声中，多次发表讲话，推波助澜。其讲话的内容，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鼓吹“反攻”时机已经来临，要人们立即投入“反攻”。蒋介石称，目前“反攻大陆”的形势是1949年以来最有利的，这种有利局面“可能在若干月或若干年内是不会重现的。我们必须善用此等有利因素，使之充分发挥效用”。【14】他在1963年的“元旦文告”中说：【15】
今后每一分钟，亦就将是我们雪国耻、报家仇的时机！所以我们全国上下，都要积极准备反攻复国的工作，随时随地响应反共抗暴的行动，切勿错过这千载一时难得的机会。
今日我要郑重地号召自由地区、台澎金马所有同胞和青年们，时时以拯救大陆同胞、收复已失疆土为己任，每个人都要有投身反攻复国实际战斗的准备！要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志节！一齐向战时生活、战时生产、战时服务动员！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团结成为坚强的战斗组合！把所有血汗、力量、资源投入于反攻复国的圣战之中。
也即是在1963年元旦，台湾有关当局为配合蒋介石的“反攻”号召，显示其“反攻”的决心与实力，正式向外界透露了派武装游击队骚扰大陆的事实，称这些部队“秘密进入广东沿海地区，领导反共游击队的活动，有若干地区已建立了秘密基地，并与台湾保持秘密的联络”。【16】
二、强调派遣游击队到大陆的“必要”，要台湾青年为之卖命。蒋介石在年初会见美国《华盛顿每日新闻》记者傅瑞登柏时说，“反攻大陆”有三个相关的先决条件：军事准备、大陆情况及世界局势。派遣游击队到大陆骚扰破坏，正是加速大陆形势向有利于“反攻”的方向转化。依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台湾的武装骚扰活动会引起大陆内部的极端不稳，为台湾的“军事反攻”制造机会。他告诉美国记者，派往大陆的武装特务们的中心工作就是“加速促成一次抗暴起义”，而在大陆进行破坏活动，是“至为理想的反攻准备”。【17】
3月29日是台湾的“青年节”，蒋介石在“告全国青年书”中号召说：“青年子弟们！为了明天，就必须献出今天；为了民族的生存，就必须献出小我的牺牲；你们不但是正为主义、正为革命所召唤，亦正是为大陆同胞、为国家社会、为历史文化所召唤，来从事一次光荣的、伟大的圣战！”【18】他还以在大陆台山被击毙的派遣特务洪岫等人及在南昌上空被击毁的U2飞行员陈博怀为例，号召台湾青年向他们“学习”。
三、寻求美国的谅解和支持。蒋介石大量派武装游击队至大陆的举动，引起美国的关注。美国希望维持海峡两岸的“对峙”现状，不愿被蒋介石拖入一场与大陆的战争。1963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即声明，要求台湾“在对大陆作任何军事进攻之前，应顾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一项协议”，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该项条约规定，一切军事行动均需双方磋商，而台湾派游击队时“并未与美方商讨”。【19】这无疑是对蒋“反攻热情”的一瓢冷水。《联合报》曾以《反攻大陆关键在于消除美国疑虑》为题发表社论。为“消除美方疑虑”，蒋介石频频接见外国记者，进行解释。
首先，他想绕开“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官员称，“在大陆进行游击战，是一个政治的决定，在今天来说，已不是受不受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约束的法律问题了”。【20】蒋介石对美国记者平克莱说，鉴于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情势，美国应面对现实“重新检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若美国反对台湾“反攻”，则“中国人必将责难美国”。【21】
其次，他申明台湾的“反攻”，不会引起苏联干涉，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会见《意大利日报》发行人时说：“反攻大陆非但不能引起世界大战，而且大陆光复后，还有助于阻止大战的发生。……我们的确不想要美国介入，以免使苏俄有所藉口。另一方面，莫斯科也不致敢冒这种危险。这是与苏俄的政策不合的！莫斯科一向都避免卷入在它国境以外的战争。”【22】
最后，蒋介石一再保证“反攻”不需要美国直接出兵介入。他说，实施“反攻”时，“首先，我们希望而且需要美国的精神与道义支持，这是最必要的。从此项基础上，将出现为我们所需要的其他实力与支持。第二，我们需要美国继续给予军品方式的援助。我们并不希望或需要美军部队”。【23】
在蒋介石的大力鼓噪之下，台湾对大陆的武装骚扰活动在1963年内达到高潮。以下是见诸当时报端的记载：
1963年1至3月，反共游击队“曾在广东及广西境内发动更多的突击行动”。
5月17日至6月26日，有八批反共游击队“在北起浙江象山港，南迄广东阳江以东之北部湾之间陆续登陆”。
6月27日，“一支携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突击队”在浙江沿海的平阳县登陆。
7月下旬，“五批游击队员”在大陆闽粤沿海登陆。
台湾当局8月中旬公布，在5月17日至7月底期间，在中国大陆海岸登陆的反共游击队有15支，平均每组约14人，“训练精良”。他们登陆骚扰的地区包括三个沿海省份——粤、闽、浙，目标之一，“乃是策动并指导反共起义”。当局并宣称，有的反共游击队已建立基地，与台湾总部“保持经常联系”。
10月间，为庆祝“国庆”及蒋介石77岁诞辰，对大陆的武装骚扰活动再次猖獗起来，“从本月6日至26日的三个星期当中，有11批反共游击队在北起山东半岛，南到东京湾的大陆沿海地区顺利登陆”。【24】
11月18、19日，又有三支“反共挺进军”突袭福建沿海，以向国民党九全大会“献礼”。
在此期间，台湾海军军舰不断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性游弋，设在金门的大功率电台不分昼夜地对大陆广播，企图“策动大陆人民起义”。
仅据见于报端的不完全统计，1963年间台湾至少有35支反共游击队骚扰大陆。不仅规模较大，而且密度也有所加强。《联合报》曾对1962年与1963年的登陆骚扰活动进行了比较：“去年均采取小组形式，每组约数人；今年则较为增加，最少也是一小组在十数人以上，而且在时间上的间隔，事实上是密接的。”【25】
关于派遣武装游击队来大陆骚扰的作用，主持该项工作的蒋经国7月在美国说，“台湾此项计划的优点，是在于我们使用相当小的武力去困扰从宁波以迄海南岛沿海的中共军队”。“我们正发动零星但却经常的突击，从而使沿整个海岸的中共军队不得不昼夜戒备。他们不知道游击式的袭击，下一次将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发生，他们将在什么地方遭受打击。这迫使他们丧失安全感，并且使他们在心理上处于劣势。”【26】
但是，蒋介石完全错估了形势。台湾的反共游击队或武装特务一登陆，即陷入大陆军民联防的天罗地网之中，绝大多数是有来无还，被击毙或俘获。蒋介石除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他所幻想的大陆人民“揭竿而起，风从起义”的情景根本没有出现。而且，大陆逐步克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国际形势又发生了不利于台湾的变化。所以到1963年底，“军事反攻”已逐渐烟消云散，虽然零星的武装侵扰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但那仅仅是象征而已。台湾“国史馆”副馆长朱重圣先生根据其典藏的档案文献坦白地说，20世纪60年代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有很多次的突击战、游击战等动作，“不过只是突击作战而不是反攻大陆罢了”。【27】
三 策动“毋忘在莒”运动
蒋介石所幻想、所一再对外宣传的“反攻大陆三部曲”是：台湾派武装游击队对大陆进行骚扰，“促进”大陆的“反暴”起义；大陆全面爆发“反共抗暴起义”；台湾军队乘势反攻，三五年内全面占领大陆。然而，1963至1964年派往大陆的多股武装游击队几乎全被歼灭，大陆人民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没发生“反共抗暴起义”。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幻想破灭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武装骚扰大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国民党军队内部士气低落，“反攻无望”的思想在军内蔓延。当局亟须用一种新的方法来转移注意力，保持与鼓舞士气。蒋介石一面指示继续加强“军中政治工作”，强化对官兵的思想控制，一面强调要重视“反攻复国的心理建设”，使官兵对“反攻复国”有信心和耐心。1962年蒋介石将其十多年前的一篇演讲重新修订发表，文章以历史上越王勾践失败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重新复国的故事教育国民党官员，要求他们有长期准备，立定志向，“明耻教战”，不要为暂时的挫败所动摇，“还要决心从头做起，如果准备五年不成，就要准备十年”。【28】从1965年开始，在蒋介石的策动下。国民党军队内部又开展了一场“毋忘在莒”运动。
“毋忘在莒”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公元前284年，以燕国为首的五国联合攻打齐国，燕国大将乐毅一举占领了齐国的70余座城。齐国只剩下被称为“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两座小城——莒、即墨。齐国守将田单勇武不屈，在莒整修武备，休养练兵，不忘复国，终于在五年之后用“反间计”破坏了燕国内部的团结，以火牛阵大破燕军，收复失城，一举恢复了齐国。
台湾“毋忘在莒”运动的发起与蒋介石有直接的关系。
1952年，蒋介石视察他称为“反共最前沿堡垒”的金门岛，为守军题写了“毋忘在莒”，让其身在金门，不忘“反攻”大业。【29】这四个字后来被刻在金门岛太武山的一块巨石上，成为该岛的一大景观。由于“毋忘在莒”、“田单复国”的故事很适合困于孤岛上的国民党自我安慰与自欺欺人的心理需要，所以很快被编成戏剧，拍成电影，在台湾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蒋介石对金门极为重视，把它当成一种象征，他曾数次去金门视察，逢年过节会派人前去慰问，以钱物犒赏。金门的国民党守军（尤其是高级将领）也“感恩戴德”，对蒋介石十分忠诚。该岛因距大陆甚近，常受到炮击，能收到大陆的广播，比台湾任何地方更容易产生“反攻无望”的思想。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将领1964年11月决定借蒋介石的题字，在部队中发起一场“毋忘在莒”运动，以激励士气。
此后，金门守军代表11月20日，又向“参谋总长”彭孟缉建议，在国民党军内全面开展“毋忘在莒”运动。【30】这正适合当局鼓舞低落士气的需要。因而，“国防部”立即接受了建议，制定了“毋忘在莒运动纲要”，经蒋介石批准后着令各部队执行。毕竟，“毋忘在莒”是个遥远的历史故事，“田单复国”与台湾当局的处境并无多少内在的联系。台湾有关当局深知这一点，便将历史故事结合台湾的现实加以发挥，牵强附会地归结出“毋忘在莒”的六种精神：“坚韧不拔”、“团结奋斗”、“研究发展”、“以寡击众”、“防谍欺敌”、“军民合作”。军事当局号召各部队“发扬‘毋忘在莒’精神，加强完成反攻准备”。【31】他们要求把该运动当作一次“反攻前的精神誓师运动”、“中兴复国运动”。【32】此后，台湾军队中普遍推广金门守军的“经验”，定期举行“莒光周”、“莒光日”等项活动，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纳入“反攻”准备，以激励士气。
蒋介石全力推进“毋忘在莒”运动。他在1965年元旦接见国民党军队的“英雄战士”代表时，要求他们“全力推进最近金门守军发起的‘毋忘在莒’运动，效法‘田单复国’的精神，刻苦奋斗，以寡胜众，……光复锦绣的大陆河山”。他说：“田单尚可以七千人而复齐七十余城，我们就更可以创造比田单复国更为光荣的丰功伟业。”【33】
综观蒋介石一生，他十分重视对军队的控制。到台湾后内外环境更为严峻，他对军队的控制也更加严密，他以“总统”兼着台湾军队的“最高统帅”，每年都有固定的与部队联系的日程表：元旦接见“英雄战士”代表，“九三”军人节训词，参加陆、海、空军军校毕业典礼，定期参观三军演习，下部队视察等等，其中每年参加军校的毕业典礼最为重要。退台以后，国民党军队实行“义务兵役制”，所有成年男子都要服兵役，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是“全民皆兵”，另一方面士兵又经常轮换，但经过军官学校正规训练的军官是“终身制”的。蒋介石针对这种情况，以控制军官来控制军队，他每年必定参加军官学校的毕业典礼，亲自进行毕业生的“校点”，邀他们聚餐。经此“程序”，这些未来的军官们就变成了蒋介石的“学生”。
大陆时期，蒋介石对军队的控制主要靠恩威并施，培养下属对他个人的“忠诚”，并不注重“思想工作”，如以“师生关系控制”黄埔系。1965年他控制军队又有新招，为配合“毋忘在莒”运动，加强“反攻心理准备”，首次召开了国民党军队的“文艺大会”，推行“军中文艺运动”，蒋介石在“军队文艺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军队文艺的重要性，称“文艺是战斗的精神武器，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战斗的文艺”，“在战场上，文艺比任何因素都深入，都重要”。他还具体提出了推行“军中文艺运动”的十二项要领：【34】
第一，是发出民族仁爱的精神；
第二，是复兴革命武德的精神；
第三，是激励慷慨奋斗的精神；
第四，是发挥合作互助的精神；
第五，是实践言行一致的精神；
第六，是鼓舞乐观无畏的精神；
第七，是激发冒险创造的精神；
第八，是奋进积极负责的精神；
第九，是提高求精求实的精神；
第十，是强国雪耻复仇的精神；
第十一，是砥砺献身殉国的精神；
第十二，是培养成功成仁的精神。
以这“十二项要领”为指导，国民党军中的文艺工作者配合“反攻大陆”，写出了许多“反共”作品，继20世纪50年代初期后，又掀起了一次“反共”、“反攻”的舆论高潮。
蒋介石知道，“反攻神话”在台湾民众的心目中已经破灭，并不仅限于军队之中，所以在看到军中推行“毋忘在莒”运动有一定实效后，就决定要推向全岛。在1965年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要求把“毋忘在莒”运动推向全台湾：“现在我们民族的复兴基地，普遍地掀起了‘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这亦就是我们全国军民，要求自己，各以其良知为尺度，以责任为鞭策，以敌情观念为第一，以战斗意识为第一，一切工作对准敌人，一切工作都是战斗，加紧准备，加紧建设，加紧团结，人人坚定决心，人人竭尽责任，从不同的岗位出发，向着共同的惟一的反攻复国的目标奋进！”【35】他在3月29日发表的“告青年书”中又要求台湾青年，“人人效法先烈，念念不忘在莒”。【36】
从1965年开始，“毋忘在莒”运动又从原先只在台湾军队开展的一项活动，渐渐推向全社会，成为一场遍及全台湾的政治运动。
“毋忘在莒”运动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其“反攻”遭到一系列挫败，民心士气低落的社会气氛之下设计的一场“政治激励运动”，力图使民众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反攻准备”联系起来，使当局仍能维护“反攻大陆”的“神话”。关于推行这一运动的效果，《联合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毋忘在莒’运动推行九个月以来，已在军中、学校、农村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掀起了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和精神动员，特别对反攻战士之激励，工作效率之增进，以及节约风气之提倡等，已经收到了极为具体的效果。三军官兵更确能认识此一运动为一中兴复国运动，在心理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37】
注释：
【1】《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9期，第28页。
【2】《联合报》，1962年10月10日。
【3】《联合报》，1962年11月12日。
【4】《联合报》，1962年11月13日。
【5】《联合报》，1962年11月15日。
【6】《联合报》，1962年11月16日。
【7】曾锐生博士1994年12月6日在台湾“国史馆”演讲《1950年代蒋中正先生反攻大陆政策》，见《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9期。
【8】《联合报》，1963年3月29日。
【9】《联合报》，1963年3月27日。
【10】《联合报》，1963年4月10日。
【11】《联合报》，1963年1月13日。
【12】《联合报》，1963年3月2日。
【13】《联合报》，1963年3月2日。
【14】《联合报》，1963年2月1日。
【15】《联合报》，1963年1月1日。
【16】《联合报》，1963年1月1日。
【17】《联合报》，1963年4月24日。
【18】《联合报》，1963年3月29日。
【19】《联合报》，1963年1月11日。
【20】《联合报》，1963年1月12日。
【21】《联合报》，1963年2月1日。
【22】《联合报》，1963年7月20日。
【23】《联合报》，1963年2月1日。
【24】《联合报》，1963年10月30日。
【25】《联合报》，1963年10月10日。
【26】《联合报》，1963年9月11日。
【27】参见《国史馆馆刊》复刊第19期，第28页。
【28】《“九月九日”的双重国耻》，《蒋总统集》第2册，第2057页。
【29】《联合报》，1965年9月5日。
【30】《联合报》，1964年11月21日。
【31】《联合报》，1965年9月3日。
【32】《联合报》，1965年1月2日。
【33】《联合报》，1965年4月9日。
【34】《联合报》，1965年4月9日。
【35】《联合报》，1965年1月1日。
【36】《联合报》，1965年3月29日。
【37】《联合报》，1965年9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