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许杰入学普林斯顿艺术考古系东亚艺术史专业，主攻中国古代艺术考古。除专业导师贝格立外，他还师从了著名的中国书画专家方闻教授和中国历史专家余英时教授。三年后，许杰硕士毕业并取得博士候选人资格，开始在美国各大博物馆做策展工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西雅图艺术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博物馆。2008年，许杰被聘为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担任大型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华裔人士。颇有趣的是，自1993年普林斯顿艺术考古系硕士毕业后，许杰专心策展，撰写了许多与展览相关的专业论文和书籍，却把博士论文耽搁下来了，当了十五年的“博士候选人”。直到2008年收到旧金山的馆长聘书，他意识到：“做了馆长就更忙了！这样就永远不能博士毕业了！”于是他要求在接手之前先休假几个月，专心写毕业论文。2008年，许杰以关于三星堆遗址的论文拿到了普林斯顿的博士学位。
三
听到许杰曾在马承源手下做过秘书，我一阵激动。因为我早就听说过马承源这个名字了。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念大一那年，一位华裔同学向我推荐了《纽约客》驻京的报道记者彼得·海斯勒。在朋友的力荐下，我读了海斯勒关于中国的三部纪实作品，并在大四的时候终于采访到了海斯勒本人。这两年，随着海斯勒的第一本书《江城》和第三本书《寻路中国》的中译本引进，他在中国迅速成名。而我认为，海斯勒最好的作品无疑是他的第二本书《甲骨》。与另外两本相比，《甲骨》是一本平衡之作：他的风格已经成熟稳健却没有失却初学者的纯真，他的旧作还没有成为负担，于是他敢于去写最宏大的题材。这个“最宏大的题材”就是追索商代甲骨文的考古出土，以及通过讲述甲骨文大学者陈梦家的一生来讲述中国的近现代史。《甲骨》中提到，在“文革”中陈梦家不堪侮辱而自杀，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他写信给马承源，愿把平生所藏的明代家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弟无戏言，此件决计捐献沪馆。”于是，在以陈梦家为主线的《甲骨》中，上海博物馆因为这样的联系而出场了：
在上海博物馆四楼，我找到了一个常设展，展出的是陈梦家收集的明朝家具。在博物馆里放着的家具总给人一种伤感的味道，而陈梦家的收藏品看起来显得特别孤单：空空的椅子，空空的桌子，焚香台上什么也没有。有一把椅子是用珍贵的黄花梨木做成的，椅子上的装饰物只有一个刻字：壽。展览介绍里完全没有提及陈梦家的生平，也没有提及他去世的事情，里面只有一句话：这个房间里展出的家具，最初由陈梦家夫妇收集。
紧接着这一段感伤的描写，马承源出场了。似乎是为了和陈梦家的耿直和理想主义做对比，海斯勒笔下的马承源被描绘成了一个见机行事的实用主义者：
人们都说马承源很有政治头脑：“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巧妙地隐藏了博物馆的文物，使上海博物馆的收藏得以完整地保存。如今，这个博物馆被公认为全中国最好的博物馆，马承源因领导其扩展计划而获得了表扬。有谣言说，“文化大革命”时很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丧失了他们的财产，而上海博物馆则从中获利。我问了马承源这个问题，他的态度坦荡。“那时我也受批评了。”他说，“我们关心的只是生存问题。”
《甲骨》中的这段叙述得到了许杰的印证。许杰说，“文革”时期的上海博物馆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护馆内文物，上海博物馆甚至组织了自己的“红卫兵”，从而有效抵抗了外来红卫兵进馆破坏“四旧”。
提起马承源的名字，许杰很兴奋，他说马承源是个令他敬佩的老师。和许杰相似，马承源也是通过自学成为了博物馆专业人士。进入上海博物馆之初，马承源的工作职责主要在行政方面，可是他下定决心要成为文物领域的专家。他选择了青铜器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并不惜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主动要求从上海博物馆党总支书记的行政岗位调到保管部，因为那样就能很方便地看到库房内的所有文物。根据马承源等人所著的《上海文物博物馆志》，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博物馆在各冶炼厂和废品回收站共抢救出青铜器十万件，古钱币二百七十万枚，其中一级文物二十九件，重要文物一千一百九十件。今天的上海博物馆，以其丰富珍稀的青铜器收藏闻名世界，老馆长马承源居功至伟。
我是在一个晴朗的夏天见到许杰的，他告诉我他的老师马承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海斯勒的《甲骨》把马承源写成了一个“很有政治头脑”，颇懂得变通的人。我从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回到波士顿的公寓，把对许杰的采访录音存进硬盘里，然后我的生活继续下去，朝九晚五地上班，闲暇时不紧不慢地整理采访资料。几个月之后的冬日，在查马承源生平时，我突然得知，其实在海斯勒2002年采访马承源时，这位被许多人认为开朗乐观的老人已经在面对巨大的精神压力。两年后，他不幸步了老友陈梦家的后尘。2004年，在长期的郁郁寡欢中，七十七岁的马承源跳楼自杀。
这不再是一个我原本想写的甜蜜的故事，而我不得不去直面它：一个老人决绝的死。我拥有的资料很少，也缺少直接经历的证人。我能感受到人们的避讳：许杰在采访中对此只字不提，而一位在上海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告诉我，时至今日，他的同事们都在私下感慨这个大变故，却又避免公开讨论。但是我仍然想要用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去阐释这个悲剧：博物馆、青铜器、犀牛。
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正在上海读高中的马承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地下党员。大学期间，他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学生运动。1948年夏，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被公布，被开除学籍并公开缉捕，他被组织转移到苏北继续进行地下党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之日，穿着军装的马承源和大部队回到了上海，才二十出头就被任命了几项重要的公职，包括上海新华仪表厂公方厂长，可是他的个人兴趣却一直在文物古玩上。1952年，上海博物馆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开馆，当时被分配在教育局工作的马承源一大早就赶到位于南京西路跑马厅的上海博物馆，居然成了参观上海博物馆的第一人。幸运的是，马承源参加地下党工作时的老领导、老报人陈向平也是一个文物爱好者。在陈向平的牵线搭桥下，1954年，二十七岁的马承源调到了上海博物馆，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退休，经历了上海博物馆从南京西路跑马厅到河南南路中汇大厦到人民广场的三迁，在这个他挚爱的博物馆里奉献了一生。
1985年担任馆长以来，马承源就梦想着把中汇大厦内的上海博物馆迁到更宽敞更先进的场所。在建设新馆暂不可能的几年中，他不断为旧馆改进灯光、安装空调，每次出国考察，他都特意询问国外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室内装修、展厅设计等细节。1992年，在马承源的不断游说下，上海市政府终于把上海博物馆新馆建设列入“十大精神文明建设”项目，他还说服市政府划出人民广场的黄金地段作为新址。为了把新馆建成世界一流、中国第一的博物馆，当年六十五岁的马承源多次前往香港和欧美，争取民间和海外捐款。当时仍然在普林斯顿读书的许杰，就数次开着自己的旧本田，载着马承源和汪庆正去纽约与潜在的捐款人会晤。
自从1993年上海博物馆新馆破土动工，马承源更是着了魔，从建材选择到设计图纸，他无微不至。他特意买了一个望远镜，在旧馆的办公室里时时用望远镜眺望对面的新馆施工场地。他还跑到施工现场，上脚手架亲自指挥，其珍爱之情溢于言表。1996年正式开馆的上海博物馆新馆，不但建筑风格优美独特，展厅设计也处处体现着专业和匠心。许杰笑称，上海博物馆的新馆遥遥领先于当时其他的国内博物馆，于是不断有同行来参观学习经验，以至于几年后他去国内的其他博物馆参观，细看展厅和展柜的设计，他都感觉是又回到了上海博物馆。而上海博物馆新馆也在国内第一次实现了博物馆建设不完全依靠政府拨款，马承源馆长和汪庆正副馆长在建馆期间从民间和海外筹款多达一千多万美元，并第一次以捐赠者的名字命名各展馆，如何鸿章捐的博物馆贵宾厅、邵逸夫捐的历代绘画馆、徐展堂捐的古代陶瓷馆……这样的运作方式开创了国内博物馆逐渐独立自主的风气。
自学成才的青铜器大师马承源平生经手青铜器约十二万件，编著相关著作近十本，而他最念念不忘的青铜器之一，就是远在旧金山的这座小臣艅犀尊。在他1982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这尊犀牛的感情酷似一个相思的父亲：“我最大的心愿是，看看它，摸摸它，像抱孩子似的，抱抱它，和它照张相！”直到二十年后的2002年，七十五岁的马承源才终于抵达了旧金山，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他提出的唯一请求正是像抱孩子一样地去抱抱这尊犀牛。
可叹的是，恰恰是马承源最挚爱的文物成了他自杀的导火索。我在上海博物馆的朋友告诉我，除了将上海博物馆搬到了人民广场的新址，马承源晚年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94年收购一千二百余支战国楚竹简。可是，收购不久后，这一批文物被一些专家认为有假，孰是孰非时至今日仍没有学界上的共识。马承源因此事受到了行政上的压力，从馆长岗位上退休。作为一个对党组织深怀感情的老党员，这一隐形的处罚令他难以释怀。许杰告诉我，作为上海博物馆多年的领头人，马承源的性格既开朗圆通，而又严格认真，为人好强，这样的性格也许导致了抑郁之情积累于心却无从宣泄。从馆长岗位上退下来后，在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上海博物馆，他虽仍有专家的虚职，却再无定夺之力，这位老人最终选择了死亡。
许杰赴美后始终与恩师马承源保持着联系。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2003年冬马先生赴美考察，两人在风雪中的芝加哥合影留念，此时离马先生去世不到一年。1990年6月许杰启程赴普林斯顿前夕，马承源把自己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送给了他，并在扉页赠言“锲而不舍，必有大成”，其嘉勉期望之情溢于言表。锲而不舍，必有大成，赴美十八年后，前任秘书许杰出任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馆内藏有老上司马先生挚爱的小臣艅犀尊，此时距离马先生离世不过四年。试想马先生如能等到2008年，与许杰相会于温暖宜人的旧金山，共同拥抱可爱的犀牛尊，该是何等的欣慰。人生无常，叹惋不已。
在采访完许杰后几个月，我意外读了一本用沪语写成的精彩无比的小说——金宇澄先生的《繁花》，描摹上海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的生活。在小说里，我偶遇了关于马承源的一段轶事。经过朋友的辗转问询，小说作者、老上海人金先生向我确认小说里的这段轶事确为马先生的真事，于是我把这段活灵活现的描写抄录在这里：
丁老板说，当时博物馆开批斗会，马承源挂了牌子，摆飞机式，有人跑进来说，老马，青铜器大户来了电话，撑不住了，马上有人抄家了，请博物馆派卡车装青铜器。就是这天，大户的一家一当，全部交公。阿宝说，另外有个版本，是开批斗会，老马弯成飞机式，头朝地，屁股朝天，忽然听到青铜器消息，仰天大笑，哈哈哈，像发神经病，吓煞革命群众。丁老板说，朝思暮想多少年的宝贝，自家长脚，自动跑进博物馆，真好笑。搞收藏的人，嗅到这种味道，比蜜还甜。阿宝说，收藏家眼见别人的好货，就生相思病，吃不落睏不着，想尽办法，弄到手为止，只开心半天，又去寻寻觅觅。做人做到这一步，苦的。
这一段关于“文革”中马承源对待文物的描写，让我想到同一时期陈梦家致信马承源，愿意捐赠自己所藏的明代家具给上海博物馆，马承源收到这位旧友的来信时恐怕也是苦中作甜：“仰天大笑，哈哈哈，像发神经病。”我想到六十五岁的马承源在旧址的办公室，守着望远镜看对面人民广场的新馆工地，一砖一瓦，慢慢搭起来他选定的“天圆地方”的造型。我又想到2002年，七十五岁的马承源终于来到旧金山，见到了他一生牵挂的小臣艅犀尊，他把它像抱孩子一样抱在手里，因为岁月而皱缩的人类皮肤贴在青铜犀牛因为岁月而愈加光泽的纹理上，这位一辈子奉献给文物鉴赏的老人此刻一定非常幸福，即使此刻的幸福最终抵抗不了同样因为文物而起的积聚于他心中的负担。
做人做到这一步，苦的。
苦得令人心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