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饲料大王刘永好成为了闪耀的明星。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平凡的生活中蕴藏着无数的商业机会。有成就的商家善于用独特的“注意力”去发现，从人们忽略或不屑一顾的“小本经营”、“小生意”人手，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功。第三产业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尚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等待有眼光、有策略的人们去开创新的商机。
利用政策的变化揽商机
政策是政府意志的一种表现，它还带有强有力的“势能”，用活一项政策可以救活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用对一项政策可以迅速发展壮大一个企业。政策里面有“黄金”，就看你怎么挖掘；政策里面有机会，就看你会不会“把握”。各种政策都包含了一定的创富条件和空间，意味着一定的发展变化的信息。
改革开放就是一种政府政策，它给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同时也给这片古老的大地注入了一股生机盎然的活力。几十年来，在改革潮流的风口浪尖上跳跃出无数的幸运儿，创造出诸多的传奇式的故事，韩伟就是其中的一位幸运儿。
最初，韩伟向亲朋好友借了3000元买下了350只雏鸡，办起了家庭养鸡场。
养鸡最怕发生瘟疫，韩伟在初期就已经看到了养鸡业存在着的这种可怕的风险。他学过畜牧兽医，知道该怎么对养鸡场进行严格的消毒与隔离。他在这方面不怕投本钱，因为只有确保不发生瘟疫，才有可能把鸡养活、养大，才有可能创造利润。
除了自己已经掌握的一些基础知识，韩伟还知道要把这个养鸡场办好、办得规模更大，还需要许多比他知识更多更专业的专家来帮忙。在办养鸡场的初期，他就几次跑到北京、沈阳等地去向专家讨教，或者请他们来现场指导。
韩伟养鸡，从最初的350只开始，到第二年就开始兴建万只蛋鸡场了。光有肉鸡是不行的，城市里的人爱吃鸡蛋，咱就给他们提供鸡蛋。到了第三年，万只蛋鸡也不过瘾了。韩伟又把前两年积下的一些钱，再加上贷款，投资兴建了10万只蛋鸡场。
真是一步一个台阶。到了第四年，韩伟又与旅日台胞施文电先生合资兴建了又一座现代化的蛋鸡场。到了第五年和第六年，韩伟兴建了饲养10万只美国优良种鸡的塔特姆种鸡场。与此同时，他还建起了月产3000吨饲料的加工厂和一个中型兽药厂。
到了1992年的秋天，在邓小平南方讲话的鼓舞下，韩伟创办起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企业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企业有：大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养鸡场、大连畜牧开发公司、大连畜牧商贸有限公司、大连高新技术有限公司、大连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建材有限公司、抚顺畜牧有限公司。
1992年初建时，集团公司的总资产即有9000多万元，经过三四年的发展，现在资产早已超过了亿元。韩伟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了。这个大连的农家人更加坚定了自己创大业的信心。
好的时代就是一个能为人们发展提供更多机遇的时代，它使人们能有更多的自由去选择自己的命运，去改变自己的命运。改革开放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机会和财富。
胡应湘也是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成了时代的弄潮儿。在胡应湘担任工程师期间，用了几年时间对香港市场进行了全面的观察和分析，认定香港经济今后将会有一个飞跃发展的时期。
他还认识到，经济蒸蒸日上必然会带来交通运输业的繁荣和兴旺，这对父亲经营的出租车行业必有好处。然而，他又注意到，因为的士行业投入资金少，技术难度不大，一般人都可以经营，这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经营。激烈的竞争和香港有限的客源会导致该行业经营效益不佳。
与此同时，胡应湘以卓识的眼光看到前景光明的房地产业。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市场不但需求大量的工业用房、商业用楼，还需求大量的旅游商店，更因人们生活的改善，收入的增加，潜伏着极大的居民住宅需求。
胡应湘认为，香港是个特殊的地方，地理条件和环境又好，是一个商业中心、旅游中心、金融中心，与我国内地的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其经济繁荣时期不会昙花一现，一定会持续稳定发展。这样，经营房地产业只要决策正确、管理得法，一定可以赚大钱。
从1967年起，他把资金和经营方向转向房地产业。1969年，与父亲共同成立合和实业有限公司，并于1972年7月改组为上市公司，筹得大笔资金后再度扩大房地产的投资。公司在胡应湘的科学管理下，凭借着他的管理能力、长远的眼光和丰富的知识经验，他的投资节节成功，公司也得到迅速发展，到后来，该公司与长江实业、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等一起被称为香港华资房地产五虎将。
20世纪70年代末，胡应湘又敏锐地观察到香港的地产业将要变化，他果断地改变合和的发展方向，转而在中国内地、泰国、菲律宾发展与民生相关的基建项目，如公路、发电厂等。胡应湘之所以改变发展方向，除了看到香港市场的发展趋势外，更预测到中国内地从80年代起，将会因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带来经济的腾飞。
为此，他果断地把资金投入中国内地众多的重大项目。如投资近10亿美元的120公里广深高速公路，他占五成股权；投资数亿美元的广东沙角A、B、c电厂，此外，他还投资广东顺德的公路及桥梁，广州市东、南、西环高速公路等。
胡应湘之所以投资大陆的基础产业，正是着眼于中国的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
总而言之，政策里面有黄金，关键在于企业经营者能否发现，会不会利用。其实，利用政策来求得发展并不复杂难办，关键是两条：一是多学习研究有关政策规定，从中发现可以利用的条文和信息，并善加利用；二是聘请政策顾问，借助外脑来帮助研究政策，这是利用政策的一条捷径。此外，政策和法令的变化常常导致市场需求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中国特殊的国情里，政策就是机遇。
中国加入wTO之后，一系列的法规政策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要同国际环境相对应。过去很多好的机会即将离去，新的商机显现在人们的眼前，是否能抓住，就要看我们对于新的政策的研究是否比别人更快。
从科技发展中捕捉商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钱人懂得科技力量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们善于从科技发展中发现商机，善于发现市场需求的新动向，选准科技发展的平台，不断开发新的产品，把握时机，创造捕捉商机的捷径。
创立于1802年的美国杜邦公司是目前全世界化工业界巨擘。它之所以能在火药行业及以后的非火药化工行业脱颖而出，而且历经200年而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对技术开发和对新技术的及时利用。杜邦家族中化学人才辈出。以至于在19世纪，杜邦公司基本只凭经验和家族自身人才的知识和发明就使它生产出最优质最新型的火药。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科技的发展，公司业务的拓展，杜邦已不能只依靠家族内部的人才，高瞻远瞩的皮埃尔为此制定了三方面的战略：首先是在威尔明顿附近建立杜邦实验研究中心——杜邦研究室，独立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开发；其次是在美国国内与一些化学企业进行合作，吸取他们的经验与技术；再次是进行国际合作，主要是与德国化工公司合作，获取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力求使杜邦公司能后来居上。正确的发展战略使杜邦公司如虎添翼，火药业以外的化工产品不断投向市场，并在很短时间里得到更新。杜邦公司的产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以说改变了人类的生活：1931年杜邦公司展示了它命名为“DuPRENE”的人造橡胶，它比天然橡胶“更有耐性和弹性”；1920年新泽西州柏林镇的杜邦公司下属纤维工厂，推出了一种冠以杜邦（Dupont）之名的涂料“Du．co”，使用这种干燥状、无裂痕的亮漆，使雪佛莱汽车终于超过了福特汽车；1920年，杜邦与一法国公司共同推出了玻璃纸，改变了包装装潢；1925年，杜邦公司推出了硝酸纤维素的塑胶新产品——“皮格林”，不久推出了甲基系——树脂“鲁赛特”等系列产品，它们被应用于从牙刷、发卡到汽车部件等各个领域；1930年，杜邦公司把哈佛大学的化学家华莱士·C．卡罗斯博士拉人公司，让他为杜邦开发被称为化学界最具革命性发明的尼龙，杜邦为此投入了2700万美元，这也花去了卡罗斯7年的时间。杜邦公司于1938年9月21日把它推向市场，尼龙日后成为杜邦公司赚钱最多的骨干产品。
索尼也是一个开拓者，从小型晶体管收音机、晶体管电视机、“沃克曼”耳机式袖珍录音机到“沃茨曼”板型便携式袖珍电视机、“迪斯科曼”便携式激光机等，都是它率先研制出来的。公司最早把立体声引进日本，在世界上最早生产家用录音机，最先设计出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发明了8．9厘米计算机软盘、8毫米磁带摄像机等。它的不少发明创造都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公司现在每天约有4种新产品问世，每年生产1000余种新产品，其中800种是原产品的改进型，其余都是创新产品。
公司始终把运用科学技术作为企业的生存手段，对新材料、新技术反应迅速。目前，索尼在光电技术、数字电路技术、录像技术、激光技术等高新科技领域是出类拔萃的，但它并未陶醉于已取得的成绩，而是在研究开发上继续投入巨额的资金，每年用于技术开发研究的费用高达15亿美元，约占该公司年度营业额的6％。基于此，在短短的50多年的时间里，索尼从一个资产不过500美元，员工仅有20名的小企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十亿美元资产、雇员11．3万名，包括一支庞大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队伍并享誉全球的跨国公司。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知识经济占据社会发展的主流，科技的发展带来机遇，依靠科学技术发财致富是一条很好的途径和策略。
从细微处看到大趋势
人的智慧与其说是教育的结果，不如说是经历的产物。一个人假如很少接触社会，就不可能对社会有明确的了解，更谈不上对社会各种资源的利用了。
在长沙市，你常常可以看到一群穿着统一制作的卡其布工作服的拾荒者，他们背上印有“服务市民情系万家——废品收集”的广告字样，胸前挂着工作卡，这成了该城一道亮丽的独特风景。
这些人都是具有“垃圾大王”之称的王旭的职工。如今，他已是长沙市环卫废弃物品收集处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下设铝合金加工厂、铝合金业有限公司、环保塑化炼油厂、环保橡胶制粉厂、环保医疗垃圾5个厂，手下集合了1700多人的拾荒队伍，拥有30台卡车、500部三轮车。在城郊的垃圾场，堆积如山的垃圾在这里通过整理、分类，进入各个加工环节，不能进行二次加工利用的垃圾，则根据分类运送给末端购买者。整个过程，就是一条流水线作业，井然有序，科学而规范。
37岁的王旭跟垃圾打交道已有20年，从事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件吃苦的事，虽然有利可图，但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干。一个拾荒者，哪怕只收一个品种，如橡胶、塑料、金属等，一年下来的收入不会低于1万元。但这是一个脏活、累活，哪怕垃圾堆里有金子，许多人也不屑一顾。因此，想在这一行有建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王旭最初不得不靠捡拾垃圾维持生计实属无奈之举，王旭自从靠捡垃圾有了第一笔千元积蓄后，他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并将自己的事业建立在垃圾堆上。
捡了不到1年的垃圾后，有着聪明头脑的王旭想到了众多拾荒者都不曾想到的一个问题：花钱收集起来的这么多垃圾到底有什么用？隐隐约约从收购者那里一打听，王旭就发现了其中的门道：塑料运河北文安，铁皮罐、骨头运天津蓟县，玻璃运邯郸，纸运保定，有色金属运霸县，胶皮鞋底运定州……灵机一动，王旭想方设法搞到了上述厂家的电话，很快他避开二道贩子，自己成了垃圾头。
捡垃圾不到1年，王旭就干了人们都没想到的事情，捡了许多年垃圾的长者不无感慨地说，王旭有这样的心思，迟早会脱颖而出。事实也正如此，成了垃圾头的王旭，逐渐将捡垃圾的人组织起来，每50人为一个“舵”，分门别类成立小组，凭着一干人马的苦干，他有了自己的废品回收站。废纸、废铁铝罐、玻璃瓶、塑胶器皿、废旧金属等，几乎所有的废弃物品他都收，再经过整理、分类、打包、运送等全部过程，找到末端购买者直销厂家。这样，收入由原来每月的几百元增至到几千元。
熟悉垃圾以后，王旭渐渐发现资源回收这个行业有无穷无尽的潜力，所有的垃圾在他眼中全是宝。收购的废品中，有一部分被当做废铁卖的旧自行车，王旭就动起脑子搞起了自行车翻新的业务，这样获利更多。以后，他又搞起了废旧轮胎翻新的业务。到1986年，他索性在市郊租下了10多间房子，对收购来的可利用物资进行第二次加工，然后在市场上出售，生意十分兴隆。从单纯的收废品到废品加工再利用，王旭在收废品的同时，又走上了一条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