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清朝那些事儿，正通过大众传媒的推动，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熟知。但说的那些事儿大多是紫禁城里的王族恩仇、史海之谜，或者是宫廷诡诈、政治权术。而在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其社会结构却是一个由王统、道统、族统三维共构的动态平衡系统，作为道统（儒家文化）继承人的“士”，便具有极其重要的中心地位，他们既是王统“体制内”的后备者，又是“体制外”宗族和官方的联系人。因此，对“士”的研究无疑是全面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视角。
明清江南，领全国许多“之最”：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活跃，士绅势力最为强大，当然，官方控制也最为严密。在这样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地区进行社会博弈，一定充满激情和悬念。而能让读者领略明清社会“士”情文化、社会变迁，是需要花大力气去钩沉的。
徐茂明博士花五年时间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努力。这本《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当然不是“学术超男超女”的通俗读物，而是厚重的“象牙塔”。“士”和“江南”本都是比较宽泛的概念，而对专著来说，繁琐的“考辨”似乎是必须的功课，但徐博士在对史料的爬梳和剪裁中，以“士”为对象，用“文化权力”的概念将经线纬线编织起来，展示了明清江南一幅清晰的“士”情世俗图。作为非专业读者，我则从对这些概念“约定俗成”的理解出发，进行我的阅读之旅。
余英时先生对“士与中国文化”作过长期研究，他认为，这个疑似“知识分子”概念的群体，为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这是非正式制度范畴内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士”占有知识，因而能利用声望和习俗在地方产生影响，甚至是重大影响。徐茂明博士将此归结为一种“文化权力”。
1367年，朱元璋在苏州击败最后一个对手张士诚，次年在南京建立大明皇朝。从此，王统、道统、族统在江南福地进行了长达五百多年的博弈。江南士绅在经历了朱明之初数十年沉寂后，重新举起道统的旗帜。他们凭着天生的风流聪慧和横溢才华，把状元变成了自家的“土特产”，同时也留下了“世界文化遗产”园林和昆曲。易代之际，江南社会再次发生急剧嬗变。江南士绅在八股取士和商品经济的双重逼迫下，出现了“浮躁与突围”的群体性行为，他们到处结社、讲学，到处拜访意气相投的朋友，饮酒吟诗，切磋经史……我在《石板街回声》一文中引用了赵园女士的这段抒情：“明清易代，结束了一个纷扰喧嚣的时代。使一批习于热闹的士人，由绚烂而平淡，以致堕入枯寂。”但这种“枯寂”没有比前次坚持更长时间，仅以苏州一地“体制内”的科举为例，清顺治十五年（1658）孙承恩高中状元，只比前朝的文震孟晚了三十六年而已。
或许，以“入世”为己任的“士”群体，从来都是王统的一部分，而传统社会的王统似乎从来也离不开这个“在野”的“中介”。而在明清江南两次改换门庭的社会冲突中，我以为，这种“和而不同”表现得尤为明显。
作为“在野”却硬要“以天下为己任”的“士”是如何在王统、道统、族统的博弈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的呢？按徐博士的说法，是怎样进行“文化权力的运作和维护”的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士”要靠自己的“知识资本”让自己活得更加滋润。
《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的第三章“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力与社会保障”无疑是全书的核心。一方面，士绅通过自己“圈子”内的文化互动举起“有头有脸”的旗帜。史学大家谢国桢先生在其专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详细考察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另一方面，士绅又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将“精英”价值观念世俗化。值得一提的是，明清徽商、浙商、洞庭商等商人集团的迅速崛起，为道统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士商相杂”成为明清江南社会重要的文化特征，这种阶层外的文化互动，甚至形成了近世中国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商人精神。
“士”群体本身的复杂性，造成了对这个阶层群体叙述的难度。我以为，明清江南“士商相杂”使奢靡之风因染上“文化”而愈加奢靡，最终只是极少部分“士”成为道统的继承者，而绝大部分则变成祝枝山、唐伯虎这样的“风流才子”，他们向道统的相反方向发展，终于造就了另一种“土特产”昆曲优伶。这自然也离不开“士”的“文化权力”吧。
因为关注明清商人集团的史料，在收罗各种相关的著作时读到了徐茂明博士的这本著作。因为想见一见“下这只蛋的鸡”而与徐博士有了一面之交。一晃已一年半载。近日因作文而重新翻读《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看到一段当时随手写的札记，抄录于此为读后感作结：“用‘文化权力’来诠释‘士’对社会的影响是一个新鲜的视角。但我以为，如果以明清江南‘士商相杂’对社会的影响作切入点，或许更能揭示这段历史对文化演进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