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应该是1475年左右的某一天，一个叫王的乡下书生又一次来到苏州城里。从他懂事起，每隔三四年总要进城一趟。城市的繁华让他越来越着迷，干脆把自己的号也叫成了“梦苏道人”。
这天，他一定来到了南濠山塘一带。但见万商云集，车马喧闹，阳光照耀下的亭台楼阁泛着珠光宝气。从渡僧桥头往西看，山塘河波光粼粼，游山画舫载满红男绿女，昆腔评弹、丝竹琵琶之声不绝于耳……好一幅“圣恩浩荡”的图景！
这段游历让王没齿难忘，他把这些都变成文字记录在《寓圃杂记》里，让五百年以后重整山塘的人们，有了想象的文脉。
二
山塘紧靠南濠一段的街面整修后，我曾经去过几次。灯光的布局肯定远远超过了当年“东南第一街”的气派。但头顶上现代通衢的车水马龙却找不到“休养生息”的感觉。挑了一个临街二楼的窗口坐下，嘈杂的市声里又缺了点弦音箫声。
山塘真的太厚重，枝叶太茂盛，让人一下子理不清文脉在哪里。好在山塘河已经有了往日的模样，同行的郁、沈两位先生建议不妨坐游船看看这七里山塘。
船码头倚着玉涵堂的高墙。真是万幸，这片苏州城外最大的明代建筑群因了一个茶厂的进驻而得以保存下来，山塘的文化气息也因了这座宅院而有了延续的理由。
在苏州“隐于市”的达官显贵实在太多，玉涵堂的主人吴一鹏（1460-1542）《明史》有传，列沧浪亭五百名贤祠中，但作为“朝廷重臣”，毕竟没能在那个有点醉意的时代留下太经典的案例。而野史那个故事就像申阁老的“玉蜻蜓”一样，在市井里飞来飞去，变成了“三言二拍”式的话本。
长达四十五年的明嘉靖朝，是个贪官清官角斗的时代，严嵩父子和海瑞的传奇散见于各种笔记，但那是后期，而这时的吴一鹏早已退休回到了山塘街。作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和礼部侍郎，他在嘉靖接位的最初几年卷入了“大礼之争”。
本朝开国后吸取了以往皇兄皇弟自相残杀的教训，在《皇明祖训》里列陈了“嫡长传位”、“兄终弟及”等详细规定。但人算不如天算，一开始就麻烦不断，朱元璋太子死得早，他杀光功臣硬让孙子做皇帝，引起其他儿子的不满，结果四叔赶走侄子当了永乐皇帝。后来，英宗在“土木之变”被俘，弟弟代宗在大臣于谦等支持下临危登基，兄未终，弟就及。不料英宗被放了回来，兄弟内斗，英宗重新占了皇位，杀了于谦了事，否则，真不知大明朝的历史会不会重写。过了些太平日子，到了武宗朱厚照这个活宝，弄个“豹房”当皇宫，三十一岁就玩死了，既没儿子，又无嫡弟，找到他爹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儿子朱厚接帝位，就是嘉靖。按理，嘉靖应该改向亲生父母行“叔婶礼”，但小皇帝年轻气盛，偏要让父母过过皇帝皇后瘾，所谓“大礼之争”由此而起。作为负责礼仪祭祀的“首席执行官”，《明史》记载了吴一鹏的当庭陈述，把“继统”与“立嗣”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皇帝不听，“命下再四”，并指责廷臣“败父子之情，伤君臣之义”。
专制政体的最大特点就是“人治”。这江山都是老朱家的，皇帝要甩性子那有什么办法呢。更可怕的是，阿谀奉承之徒到哪儿都不缺，这时就出了两个叫张璁、桂萼的，公开纠集一批官员支持皇帝“创新”。嘉靖大受鼓舞，上台的第三年（1524）夏天，终于向不听话的廷臣们大打出手！《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卷）中记录了这幕悲剧——那天，两百多位廷臣早朝后不肯散去，他们“跪伏阙下”，抗议皇帝尊称亲生父母为皇帝、皇后的诏令。嘉靖毫不犹豫叫锦衣卫把他们抓了起来。五天后，一百八十多名官员被廷杖，其中十七人被打死，其余被谪戍。《明史》说，六十五岁的吴一鹏没挨板子，仅仅被“帝善其言而戒饬之”，也就是皇帝亲自“诫勉谈话”。但张、桂两人“素衔一鹏异己”，不久把他弄出京城，“退居二线”到留都南京当吏部尚书。大约嘉靖念他是“三朝元老”，两年后致仕时还“给廪如故事”，就是发给了全额退休金。
按明制，“正部级干部”（二品以上）退休，可由朝廷出钱修建养老的房子。玉涵堂大约就兴建于此时。吴一鹏的儿子吴子孝名如其人，居然也辞掉湖广参政的官（正三品）回家服侍退休的老爷子，并修了一座“真趣园”供老人安度晚年。
吴一鹏退休后为乡里修桥铺路、捐资办学，民间尊称为“阁老”。再从当年嘉靖皇帝对他的态度看，基本是个“照章办事”的正派人。
这有点像苏州出去当首辅的申时行，虽没有张居正那样轰轰烈烈，却也“政务宽平”，在黑暗的官场守住了做人的底线。但世事有时就是让人看不懂，再怎么“与世无争”，毕竟占了一个位置，如果偏偏给人家瞄上了，难免弄出是非来。《明清苏州山塘街河》一书，比较详细记载了吴一鹏是徐恪与婢女赵氏私生子的轶事。常熟人徐恪（1431-1503），成化二年（1466）进士，官至“部级干部”（工部右侍郎）。按吴一鹏的出生年份，徐恪看上家里的苏州婢女赵妹妹时还在读书。少爷让下人怀孕了，在大户人家肯定是桩丑闻。赵氏立即被赶出家门，胡乱嫁给山塘街一个贫民鳏夫。但后来的故事有点像那么回事的。说赵氏毕竟见过点世面，知道“劳心者治人”的道理，所以含辛茹苦、砸锅卖铁要让儿子读书，连吴一鹏的姓名都是塾师取的，吴，苏州也。弘治六年（1493），吴一鹏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有两件事值得一提。据说，徐家两个儿子曾来攀过亲戚，被吴拒绝。赵氏去世，吴一鹏为母守孝长达六年，可见母子情深。
没有更多的史料，哪怕是笔记野史来判断这段轶事的真实度。但《明史》说徐恪“素刚正”，也是正派人。家里出了个大官，亲戚们指望着办事方便，偏偏徐恪“持法尤严，宗人多不悦”。百姓敬服，他调任时“吏民罢市，泣送数十里不绝”。
还是不要让历史的纷繁打扰玉涵堂的安宁吧。“真趣园”已搬了地方复制出来，因为新修，楼台的勾心斗角处处带着点“火气”，那就只有让时间的尘埃慢慢来消解了。
三
游船过通贵桥洞向西驶去。船修得很精致，应该就是当年画舫的样子，但是电动，比明朝的红男绿女们阔气多了。
从河里看山塘确实是个新鲜的视角。因为屡遭兵燹，除了大火烧不掉的石坊石栏，街面的大多数民居应该建在太平天国以后和民国时期。但枕河人家的模样还在，那么它的文脉就可以延续，它的故事就可以流传，明清时代的梦想就可以重现……
明清山塘是一条囊括了城市奢华和悲欢离合的著名街道。比王的文字更为直观，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以山塘街为景，创作了长达十二余米的《姑苏繁华图》“讴歌盛世”。乾隆五十六年（1791），常年客居苏州的无锡人秦仪又创作了木刻长卷《虎丘山塘图》。
那是一个崇拜状元的时代，也是一个十大商帮角逐的时代，还是一个雅士名妓互相仰慕的时代，更是一个机杼之声响遍苏州全城的“萌芽”时代！自从白居易修筑这条“白公堤”以降，七里山塘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风云际会的舞台。看看那一长串青史留痕的名字，吴一鹏不过沧海一粟耳。
晚明的江南，商人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崇尚读书的传统习惯，让后代跻身“士”甚至“仕”的行列。而很有一些士宦家族逐渐衰落，功名不成，流向芸芸众生。五六十万读书人，三年不过出进士数百人，如此惨烈的搏杀，必然引起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事实上，这个统称为“士绅”的人群不是没有素质，只是没有机会。他们胸怀报效社稷之志，却又只能饱食终日。但他们依靠自身的“文化力”，到处结社游学、著书立说。在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士商异术而同志”，同的是什么“志”呢？
一个搅动晚明几代政局的“运动”在这个时候出现，史称“东林党运动”。
一个民风一向温和的城市居然闹出了震惊朝野的大事，而且一闹就是两件。
万历是个敛财敛得近乎疯狂的皇帝。他派出大批太监，在国家税收计划之外到处搜刮。那时，苏州的织造业已经闻名世界，出现了工种相当细化的职业机织雇工。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织工抗税斗争”让一个普通的工匠葛成永留史册。但细细爬梳史料会发现，位居高层的东林成员正是皇帝派遣内监督税的最大反对集团。事实是，朝廷的督税太监同样遭到了江南士商和廷臣的抵抗。当时的长洲知县邓云霄竟然“迫于众忿”逮捕了两个税官，苏州知府朱燮元甚至拒绝了织造太监孙隆派兵镇压的要求，并在后来称葛为“贤”。结果，被万历御旨“严究正法”的葛成仅被判处“死缓”，十三年后，巡按御史、东林成员房壮丽“请令释放”。
葛贤墓安立在山塘街“五人墓”旁。文震孟题墓碑、名儒陈继儒写碑文。江南士商的“实力”可见一斑。
1604年，东林书院建立，江南士商的“志”昭然于天下，一副对联妇孺皆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他们在万历朝著名的“国本”之争中支持的太子朱常洛，接位一月就暴死，接下来的天启皇帝重用了太监魏忠贤。清除这帮公然挑战皇权的“知识分子”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据《剑桥中国明代史》统计，“快到明末时，在押的和被放逐的东林支持者比在职的多”。
但“运动”只是形式，只有思想的火花是难以扑灭的。继东林运动而起的复社士子干脆走到前台，在苏州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天启六年（1626），正在苏州家里休假的吏部“司局级干部”周顺昌接待了被押解进京的东林党人魏大中。正直的周顺昌言辞激烈地抨击魏阉，还把幼女许给魏的孙子为妻。“与罪人联姻”成为逮捕周氏的绝好借口。但锦衣卫到苏州抓人的时候，遭到了苏州士商数万人的拦截。复社成员不仅声援，还为周氏募捐。一个校尉被打死。
但出头的是商人。最后慷慨赴死的五人中，颜佩韦系商人之子，杨念如、马杰、沈扬三位是商贩，另一位周文元是周顺昌的“司机”（轿夫）。
又是文震孟，带头捐款，“发五十金”，买下五人头颅，拆了山塘街上的魏忠贤生祠，安葬了五名义士，复社领袖张溥愤而作著名的《五人墓碑记》。
清康熙年间，有人编了一本叫《古文观止》的“经典美文选刊”，收录了张溥的大作，温山软水的苏州，从此让所有的国人认识了它雄性的一面。
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极有个性的士商集团，在易代时，居然义无反顾地随不可救药的大明朝一同赴死，而且多有“全家殉节”。
仅《吴门表隐》记录的就达数万人！
四
两座墓碑压得山塘街有点沉重。
但山塘街背靠着风物宜人、钟灵毓秀的苏州城，山塘的繁华不会是士绅政治造就的，还有商人，还有名妓。热衷于党社之事的名流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文人”，他们蔑视礼教的另一种方式同样成就了千古绝唱。
听到董白（字小宛）的名字时，我有点疑惑，她不是随如皋才子冒襄（字辟疆）远去了吗？山塘街应该有柳如是，应该有陈圆圆。否则，钱谦益（号牧斋）、吴伟业（号梅村）、张溥、陈继儒到这里来唱和什么呢？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评价了士妓交游、今古乐道的环境，“以男女之情兼诗友之谊”，源于对文化意向的认同，一个要蔑视礼教，一个“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
这一定是一群叫人一见钟情的“名姝”，看看冒襄“弟兄”余怀《板桥杂记》上的记述，差不多“只恨词少”了，说董小宛“天资慧巧，容貌娟妍。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和疯疯癫癫的交际花截然相反，“性爱闲静”，每次路过她的住宅，总可以听到吟诗或古琴的声音。真的是“往来无白丁”，除了冒辟疆，小宛与钱谦益、刘履丁、方以智、吴应箕、张岱、侯方域都有交往。
崇祯十二年（1639）初夏，十六岁的董小宛结识了二十九岁的冒襄。三年后嫁入冒家为妾。冒辟疆自己在《影梅庵忆语》里详细记述了和董小宛九年夫影妇随的故事。因为战乱，冒襄大病五年，小宛不离左右，二十八岁“以劳瘁死”。这照例只是一个平常人家的“浮生小品”。不像陈圆圆，成了“吴三桂降清”中的“女一号”。也不像李香君，和侯方域联袂唱出一段桃花扇。甚至不像柳如是，在陈子龙抗清成仁之后，又嫁给“随遇而安”的钱谦益，弄出一副“白发黑发”的千古“名对”来。
董小宛真的就安卧在如皋的影梅庵里吗？不是说她搬到山塘“半塘”来住的吗？民间为什么偏偏要把顺治皇帝的董鄂妃扯将进来？吴梅村借赞美清凉山（五台山），笔一挥就是百句长诗，干脆把顺治说成像文人一般重情意的出家人，为了谁？董鄂妃耳。梅村仕清后一直有“激楚苍凉之音”，先“拔高”陈圆圆，只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简直整个儿“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作为冒辟疆的挚友，他应该对小宛的结局清清楚楚，却偏偏要给“新朝”再添一把火。董鄂妃真的就是董小宛吗？吴梅村真的只是在回忆与“红粉知己”们相处的那段日子吗？
山塘街董小宛的“竹篱茅舍”早已荡然无存，但史载一句就已足够：“隶籍南京旧院，后徙居吴之半塘。”明人张明弼的《董小宛传》描述了董家的具体位置：“偶月夜荡舟至桐桥内”就看见了董家母女的“小筑河滨”。桐桥离半塘仅半里，冒辟疆居然慕名找到人家家里去，可见这个如皋才子的迫切心情……
有时候，笔记读到这般光景，心绪便更加纷乱，但我情愿相信这些记述都是真的，至少比所谓“正史”鲜活。从皇帝到“小民”，一个个充满人情味地跃然纸上。山塘如果缺了这些，还会有梦吗？
五
士的故事太政治，妓的故事又太撩人，那就不能忘了商人。按照“经济决定论”的逻辑，商人应该是山塘街的主角。没有他们，明清的山塘风情就会少了一半。
去山西平遥和安徽宏村，我大致厘清了它们和苏州的联系。相比而言，徽商不仅占据了苏州的市场，而且融入了苏州的文化。
清人许元仲的《三异笔谈》卷三“布利”条中，记载了徽州汪氏家族在山塘街经商的事情。
新安汪氏，设益美字号于吴阊，巧为居奇，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嗣汪以宦游辍业，属其戚程。程后复归于汪。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
经营“益美”布号的汪文琛、汪士钟父子，继承了徽商“贾而好儒”的传统，捐修文庙，藏书万卷，山塘街“艺芸书舍”至今在中国藏书界占有一席。可惜，书舍藏本在咸丰年间就已散出，也有说藏书楼毁于战火的。或许潘祖荫的一句话能够道出其中缘故，汪氏“惟业贾者多”，问起家里的古籍，谁也说不明白了。现在，只有汪士钟道光七年（1827）创办的汪氏义庄仍淹没在民居群里，剩下四进，被七十二家房客瓜分。但翘檐尚在，雕梁犹存，让人依稀辨别出往昔的荣华。
我在《宏村味道》一文中详细记述了汪氏的源流。从《苏州汪氏支谱》看，晚明时徽商汪氏一支共有“尚”字辈兄弟六人，第五子尚定居苏州吴趋坊。后历“文”字辈、“士”字辈，人丁逐渐兴旺，这应该和山塘汪氏父子血缘比较接近。而且，他们都融入了苏州当地社会。一个显证是，娶了汪家女儿的潘祖荫说：“汪氏与潘家有累世通婿之谊”，潘祖荫的爷爷潘世恩和大叔潘曾沂、四叔潘曾玮的夫人都是汪家女儿，而潘世恩的女儿又嫁给了汪士钟的儿子。或许是小时候在姑母家的艺芸书舍流连太久，潘祖荫在官场上俨然还是一位收藏大家。
道光年间，吴趋汪氏购得今环秀山庄，建“汪氏耕荫义庄”。在此前后，平江路汪氏建“汪氏诵芬义庄”，潘世恩为之记。仅徽商汪氏在苏州的规模便可见一斑。
真的是入乡随俗，这么一个走南闯北的著名商帮，一到苏州竟会变得如此斯文，连义庄都修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境界。从康乾盛世到同光年代，吴趋汪氏出进士举人无数，而现代苏州著名的两所中学苏州中学和第一中学都与汪氏有关。
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模糊化是明清江南的一大风景，不仅是所谓商人的士化，而“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全民经商”做到这个份儿上，大思想家王阳明出来说了一句话“四民异业而同道”，便从哲学理念的高度总结了这个繁华时代的文化品格。但尽管他们“奔走天下”，才华横溢，争奇斗艳，挥金如土，却终究没有找到“网罗”的尽头……
六
下船上岸，在“塔影园”流连的时候，山塘的模样在我心里逐渐清晰起来。
这个因能享受虎丘塔影美景而得名的私家园子，现在已是一所学校。它曾经是纪念白居易建山塘的“白公祠”，还曾经是李鸿章消灭苏州太平军后的“李公祠”。苏州人为什么能够将这些看似水火不容的历史从容地摆放在一起？为什么能够在惊天动地之后迅速抚平心灵的波澜？又为什么能够在历朝“重税”的环境里把自家的小日子安排得井井有条呢？
那全是靠了包容一切的精神啊！是由水的滋养而形成的文化柔性，是二千五百年历练积聚起来的眼界。
这种包容，造就了如下“全国名牌”：无出其右的士绅集团，兴盛了二百年的昆曲；不仅自家“洞庭帮”名震四海，还是十大商帮同台竞技的市场，甚至还有让多少男女唏嘘感叹的“野芳浜”……所有这些，竟然又都聚集在一条窄窄的七里小街上，真叫人不能不对山塘街瞪大了眼睛！
一士、一事，一妓、一商，如何道尽山塘的模样？
只有水长流，梦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