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坐落在波罗的海芬兰湾东岸涅瓦河口，是一座已有近300年历史的名城。1703年，彼得大帝在涅瓦河三角洲的兔子岛上建立彼得保罗要塞，后扩建为城，称圣彼得堡。之后，圣彼得堡成为俄国首都，凡二百余年。1924年列宁逝世后，改名列宁格勒。1990年苏联解体，俄罗斯政府又恢复它帝俄时期的名称圣彼得堡。
列宁格勒是我心目中的一座英雄城市，因为它是和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今，“炮轰”冬宫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文物，还一如既往地停泊在冬宫对面的涅瓦河上，供游人参观瞻仰。那是在1993年的初冬季节里，圣彼得堡总是阴沉沉的，一个天低云暗、雾色浓重的早晨，我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和鹅毛般的雪花，沿涅瓦河岸步行朝“阿芙乐尔”号舰走去，从岸边引桥进入军舰。参观是免费的。舰舱内宽敞、温暖，但参观的人很少，显得冷冷清清。舰内陈列着舰史展览，一位穿海军军官服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中国人，主动热情地领我们参观，特意打开军舰炮位操纵室舱门请我们进入，又同我们在甲板上的主炮前合影留念。参观完毕，下得舰艇来，岸边经商的个体摊位，一个连着一个，游客熙熙攘攘。摊主向我们兜售，除俄国产的工艺品外，还陈列着宗教祭品，如十字架、圣母、耶稣、沙皇和叶卡捷琳娜的肖像，价格多用美元计。后来，我每次经过涅瓦河，都不由自主地望一阵停泊在那里的“阿芙乐尔”号，感受它被冷落的凄凉。它像一个被遗弃的孤儿拴系在岸上，舰上的3支烟囱像臂膀那样伸向苍穹，仰天长叹已失去的荣耀。
圣彼得堡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以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浓重的历史氛围闻名于世界，成为俄罗斯人的骄傲。市内河渠纵横，岛屿交错，桥梁密布，景色旖旎，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称。涅瓦河的支流多达五十多条，有大小岛屿近百个，通过五百多座大大小小的桥梁把城市各部分连结起来。这些桥梁有长的、短的、宽的、窄的；有石砌的、木构的、弓背的、平直的，千姿百态，各不相同。我们住在瓦西里岛上，隔涅瓦河就是东方学研究所，上下班时如果不乘地铁，就步行通过横跨涅瓦河上瑰丽壮观的冬宫大桥。当夜幕降临之后，大桥中间的两段桥板悬吊在空中，可以让远洋巨轮缓缓地驶过。1994年夏，适逢俄罗斯的海军节庆典，我们门前的涅瓦河上停泊一艘艘的巨型军舰，在岸边散步就可以观礼在甲板上的列队与升旗仪式。从瓦西里岛乘地铁上班，在涅瓦大街的闹市区出站，可以沿着不知名的河道支流两岸花岗石堤岸走去，沿途尽情观赏品味桥上栏杆、桥头雕饰。沿岸造型别致的俄罗斯古典式建筑和洋葱头形的东正大教堂，映入平静的河面，往往使人驻足流连。有时还总想多绕几步路，到连接涅瓦大街著名的阿尼奇科夫大桥上，去欣赏那四组不同姿态、生动有力的“驯马师”雕像。
圣彼得堡是一座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名胜古迹、诱人景观遍地皆是。市中心笔直宽阔近五公里长的涅瓦大街就是一卷百看不厌的风情画，各种古老而风格迥异的建筑物如同涅瓦河水一样绵长相连。涅瓦河畔“十二月党人”广场上矗立着彼得大帝骑马铜像的“青铜骑士”被视为圣彼得堡的标志。附近的伊萨耶夫斯基大教堂与梵蒂冈、佛罗伦萨的教堂号称为世界三大教堂。除参观冬宫、各种博物馆是工作范围内必不可少的外，我们利用所有的假日到各处参观游览，圣彼得堡郊外的夏宫、风流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离宫和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故居的皇村，后改称普希金村；这些地方展示于人的景色与蕴含的魅力，都能使人永远回味。1994年夏季的一个假日，我和史金波、蒋维崧去郊外参观一座喇嘛庙，据说是全俄或者是欧洲唯一的一座喇嘛寺庙。寻寻觅觅，走了一个上午，终于在一条河边的大街上找到了。一座石砌的棕红色藏式碉楼，推门进入，地面铺的垫子上坐满了一排排碧眼金发白皮肤的信徒，佛台上供着几尊黄教师祖。台下几位蒙古喇嘛正口中念念有词，信徒们低头打坐像已入定。我们脱鞋进入，穿过打坐的人群，在后面也坐了下来，学样低头不语。即刻有执事人端来斋饭，像沙拉一样的凉拌菜、面包片。我又学他们那样，默默地嚼不出声。蒙古喇嘛诵经停止后，史金波布施5000卢布，被允许拍了几张照片。据蒙古喇嘛（也许是尼姑）讲，他们将准备去北京雍和宫朝拜。又一个假日，我们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二位，乘半日火车去芬兰湾岸边的维堡古镇。古镇上人烟稀少，幽静典雅，典型的欧洲古典建筑，一座18世纪的石砌古堡耸立在岸边。我们买票登上古堡，隔海远望芬兰，景物清晰在目。俄罗斯人民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辉煌的建设成就。“以俄为师”或尊它为“老大哥”都是不过分的。但我们1993年秋冬至1994年夏秋在俄期间，正因苏联的解体，面临种种困难。商品匮乏，卢布贬值，物价疯涨。1993年冬美元与卢布的比值平均是1：1200；到1994年夏则成了1：2200，卢布贬值近一倍。东方学所的教授们月最高工资不过合三五十美元，仅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好在他们的住房、煤气、水电等费用极低，还是原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传统。这些“穷困潦倒”的教授们，有时为请我们到他们家中做客而犯难。有门路的便到欧洲和资本主义国家讲学，赚点美元回来补贴日子。东方学所靠与国外的“合作项目”出卖所藏资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求生办法。
我们到俄罗斯工作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费用标准。生活费是一人一天8美元。两次到圣彼得堡，起初都住在俄罗斯科学院的招待所中，那里离东方学所较远，又不习惯到餐厅吃俄餐，下馆子一天的饭费吃一顿都不够。后来东方学所的丘古耶夫斯基教授帮我们租到了房子，那是瓦西里岛上第17街40号楼6室的一套居民公寓。房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俄国老太太，丈夫早已过世，与儿子一家分居。从家中满壁图书看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据说她的丈夫是一位建筑学家。老太太名叫伊尔玛·康斯坦丁娜夫娜·勃列诺娃，是一位不错的钢琴家，祖上可能是沙皇时期的将军，她曾拿出保存的帽徽肩章给我们看。她很欢迎我们这样的人到她家里来住，她认识东方学所的几位教授，对我们的同行西夏学家克平女士也很景仰。伊尔玛交往颇广，爽朗热情，退休后也常去教堂为唱诗班弹奏钢琴，一天难得待在家里。五十多岁了，正可以用“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来形容她。有一次她带我们去听音乐会，这是涅瓦大街上一个富丽堂皇的音乐大厅。那晚她打扮得十分漂亮，绣织的白色披肩使她显得更加年轻。来到音乐大厅后，她兴致勃勃地把我们领到二楼包厢后的一处夹壁，说那里曾是她年轻时同情人幽会的地方，言罢十分得意的样子。在家里，特别是我们来了客人，饭后她就邀大家到她的屋子里，她弹奏起钢琴，请我们唱歌。于是“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就响彻楼内，使人想起昔日中苏人民的情谊。
自从搬到公寓后生活就方便多了，可以吃到可口的中式饭菜。每天下班从东方学所出来，先到附近的一个大商场去看美元与卢布的比价，有时一天之内一个美元比价下跌10—20卢布，所以我们兑换手中的美元成卢布只要够2—3天的开支就行了，这样卢布在手不会损失太多。于是我们在沿街的商店中选购牛肉、猪肉、鱼类、鸡蛋、香肠、黄油、面包、大米、面粉等，又在岛上地铁站附近的“自由市场”买了土豆、黄瓜、西红柿、圆白菜等，回到公寓可以尽兴施展厨艺。为了节省时间，往往带了准备好的面包、鱼肉、煮鸡蛋、黄油、香肠，或在商店买个烤鸡，然后冲一杯红茶作为中餐。如此自食其力的生活，从水平上讲也优于国内的标准。
在圣彼得堡购物也间有极大的乐趣与尴尬。我的半通不通的俄语，常常把20个鸡蛋买成12个；为了货架上的一种菜名，搜尽枯肠记不起来。我最佩服俄罗斯人的耐心与认真劲儿，比如排队买土豆，超过20分钟我就心急火燎，而他们不论老年、青年，西装革履或摩登少妇，都是静静等候，亦步亦趋，不插队，不夹塞，不请人代，不发怨言，更不骂骂咧咧，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一次在咖啡店，见一位衣着华贵的女郎端起一杯服务小姐给她的咖啡，杯中咖啡不太满，离杯沿还有不到一厘米，她去找小姐，小姐立刻给她加满，没有讥笑，没有争执，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这大概就是我们说的人的素质，社会精神文明吧！我常常一人逛商店，不是去买东西，而是为了仔细观察、体味这异国的风土人情。
俄罗斯的大城市我只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城市人对各自城市的看法，就如同北京人和上海人对各自城市的看法一样，不无自我夸耀与互相攻讦。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圣彼得堡的，它绮丽多姿的风光，雄伟典雅的建筑，和平宁静的环境，庄重文静的人民，都令人难以忘怀。苏联解体后的圣彼得堡市社会治安基本上是安定的，一般市民好像都厌倦了政治。但是涅瓦大街的繁华地段，地铁出入口则经常聚集了三五人，打着各种旗子，散发传单、报纸，讲演甚至辩论，这是各种政治派别、政治势力的宣传活动。一次我的俄罗斯朋友圣彼得堡民族学博物馆的列社托夫教授陪我在涅瓦大街散步，他指着路边打旗子的人轻蔑地说：他们把沙皇的旗子也打出来了。列社托夫是50年代末在北京留学时我的同学，我曾给他辅导功课。他那时任苏联留学生的共青团书记，现在是俄罗斯著名的民族学家。作为苏共党员的他，此时是无法表达他的愤懑心情的。另一位布尔什维克教授曾公开发牢骚说，我们国家现在是无政府主义。东方学所一位教授则向我们明确表达了他对“苏维埃政权”的厌恶之情。而在我们居住的瓦西里岛地铁出口处，我又常常能看到有三位身高体壮的老太太，一字排开，放开喉咙充满感情地高唱苏维埃政权时期的革命歌曲。过往行人习以为常，无人驻足围观。我则常为此情景激动不已。
由于种种传闻，我们一到俄罗斯就把安全放在了首位。有时也不免有点庸人自扰。俄国人对中国人形象看法的改变，据说源自中国“倒爷”对他们的坑害。有一个时期，在俄罗斯，“中国人”好像同“伪劣产品”是同义语。当然，有的俄罗斯人的败类是专打中国人的主意，想在我们这些“外国人”身上揩点油水。和我们同去圣彼得堡工作的同志，就有被冒充警察跟踪入室抢劫的，而且我们的同胞是被用儿童玩具手铐铐住，关进厕所，把美元、护照一股脑搜刮而去后才醒过神来。1993年冬，有一次我同我院外事局杨建国同志在涅瓦大街上兑换美元，他曾在苏联留过学，后来每年都来俄罗斯工作，有他保镖我自是放心。他一再提醒我把手里的美元捏紧，不要松手。兑换者则把一叠卢布倒手像变戏法似的数来数去，杨建国看出了蹊跷，嘱我拿了美元速速离去。另一次，我们全团五人，在一处地铁口附近兑换美元时，一不留神，手中的100美元被几个年轻人抢了就跑，我们追赶不上，一筹莫展，只好自认倒霉。在场的俄罗斯人也十分气愤。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从此我们再兑美元时宁愿去银行排长队以保证安全。
俄罗斯的小偷大概是十分猖獗的，一般居民家门上至少是三重锁。我们的房东伊尔玛接待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教我们学开门锁。把3种结构不同的门锁一一打开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到东方学所孟列夫教授家，他说小偷即便能开门进了他的家，但自己是出不去门的。俄罗斯人家家有电话，朋友来访，先用电话联系，无约来客是不开门的。我们也常听到门铃声，大概是伊尔玛家的来客，她不在家，我们死活不开门。
我平时上下班或假日上街都十分警惕周围的人，看有无跟踪或打我们主意的人。圣彼得堡的俄罗斯朋友提醒，在街上注意那些“黑头发人”，他们是指格鲁吉亚等地逃来的难民，且大多数是妇女和小孩。有一次在冬宫广场附近，杨建国被一个抱小孩的格鲁吉亚妇女扯住不放，好不容易才逃脱。1994年夏，我下班后购物，一人乘坐地铁回家，在车上被一个俄国中年汉子拉住，非索要两个美元，车上人多，他倒不敢太无理，我就从容思考对策。我听说过俄罗斯人最害怕中国人的“功夫”（武术），他又纠缠我时，我慢慢退向车厢一角，向他拉开“中国功夫”的招式，像电影上看到的那样，心里自觉好笑，他也莫名其妙。其时趁车到站开门的机会我逃出车厢，他紧追而来，如此像捉迷藏一样，他上下车紧跟我两站，在另一地铁站我找到站内警察，他才悻悻而去。
1994年秋，我和史金波在莫斯科有过一次真正的历险。那时在莫斯科我们住在中国人开的杨格宾馆，有一天我同史金波去红场瞻仰列宁墓，坐地铁到红场附近列宁图书馆地铁站出来，忽然看见一群吉普赛人迎面向我俩包抄而来，几乎全是青少年男女，我们立刻感到大事不好。初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徐涛已叮嘱我们，在街上遇上吉普赛人讨钱时，千万不能掏钱给他们，否则一哄而上，非把你剥光不可，报警也无用。面临吉普赛人的包围，其时我身上装着我俩出国的全部费用两千多美元。史金波背一架从民族所借的高级照相机，看来是要遭到洗劫了。吉普赛人三面合拢来，我俩已无退路，只有一面是一条三四十米的大街，街上上下行六七条快速车道，汽车飞速穿梭往来。我和史金波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只有冒险穿街而过，就不约而同地一边挥手向往来车辆示意，东躲西闪地穿行，拼命奔逃在随时可能发生车祸的车流中。这一招把吉普赛人看呆了，他们是没有勇气穿越急驰的汽车去追赶我们的。我俩逃过大街，一转弯就是圣地红场，果然肃穆庄严，气势不凡。一眼望见那克里姆林宫红色宫墙左右两边双塔凌空，红星闪烁。那天我们是带着惊魂未定的心情去瞻仰列宁遗容的，听说列宁遗体要移葬了，也许是最后见他老人家一面了。回到杨格宾馆，同住在那里的同胞谈起此番遭遇，才知道来莫斯科的中国人几乎都有被吉普赛人洗劫的经历，而我俩有惊无险还算是幸运。
1994年金秋，凉风习习，树木开始凋零了。一个假日，我和史金波沿着公寓楼的17街西北行，过了小石桥，前面是一片开阔地。信步向对面围墙的栏栅门走去，见栏栅虚掩，推开进入，但见参天大树，遮天蔽日，石砌小道，葛藤缠绕。只见墓冢丛丛，阴气森森。啊，原来是一处公共墓地。我们探路往里走，曲径通幽，空无一人。受惊的乌鸦扑棱棱腾空而起，不由得有些胆虚，生怕蓦地跳出一个强人来。忽然间，史金波在一座约一人高的深棕色花岗石墓碑前站住了，啊！原来是科兹洛夫的墓。我俩核实名字、生卒年无误。说不清此时与这位第一个到黑城探察与盗宝的人邂逅相遇是什么心情，黑城探宝的功过任后世人去评说吧！
自踏入西夏学术之门，凡三十余年间，几经出入于塞上西夏故地，所到之地，颇多见闻；工作之隙，偶有记述。岁月无情，时遭厄运，多失毁亡佚。今既赋闲，不甘寂寞，搜索枯肠，拟为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