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晶的情怀是热烈的，但笔触却十分冷峻。初一看，似乎杨晶在记流水账。虽然一本时间跨度大，一本时间跨度小，一本是写母亲的，一本是写妻子的，但都存在明显的“记账”情结。无论中间涉及到谁，无论这些人与作者的关系有多么密切，更无论可能会惹着哪些麻烦，杨晶都如实地写出来。看似自然主义的记叙，中间的褒贬自在其中。过去写史都崇尚《春秋》笔法，什么叫《春秋》笔法？就是如实记录！记录下来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非曲直自然会有人评说。如果你不是如实书写，人家便会把帽子扣在你头上，说你巧用曲笔，无法相信，夹杂个人感情与家族恩怨太多。可是如果你坚持做客观记录，谁都用不着多说了。“《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他们“惧”什么？惧真！在《多想再叫一声妈》中间，用母亲的人生际遇，折射出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而《让爱永远陪伴你》，剖露的却是世所共知的危难之际的人情冷暖。虽然这些事情并不新鲜，并不是什么新奇卖点，但是，如此这般细致入微的记下来，就成了一幕幕社会解剖的活标本，不由你不佩服杨晶的细心与细致。
杨晶是孟州地方语言一个忠实的传承者。读杨晶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如果用普通话，那是读不出味道来的，最好用地道的孟州话来读。在怀府八县之中，孟州话是曾被称为“官话”的，与其余诸县近似山西的口音大不相同；在河南而言，也较之其余诸县语言容易听懂得多。这样的语言虽历千百年来的风雨剥蚀，依然保持着十分突出的个性色彩。我曾听到过一个十分典型的孟州方言，说是“一个老汉儿拿着个茭草格档谷双到胡器合拉核捞徐须儿”（一个老头儿拿着一根高粱杆蹲到两个土坯垛子的夹缝中撩拨小麻雀），这样的话虽只能自己说，不足为外人道，但却显示着特殊的生命之力。在杨晶的散文中，随处可见“弥圪板”、“钉气眼儿”之类的词句。这类语汇如果不是出现在杨晶的散文中，若干年后很可能就要被人们忘却。杨晶多年生活在城市，又曾多年从事教学工作，不可能不会说普通话。但是，语言是承载情感的最佳工具，杨晶是以对家乡深沉的爱在使用着本土语言，并希望用这种方式使这种语言能够传得更久，走得更远。记得刘绍棠说过一句话：“土就是洋，洋就是土，越土越洋，越洋越土。”从杨晶的散文中，我分明感受到了这一点。
当然，捧读杨晶这两本亲情散文，在时而眼眶濡湿时而扼腕感叹的同时，也还觉得似有某种不足。特别是在选材与布局上似乎有些过于随意，流水账的倾向过于明显。也可能在取舍的问题上，杨晶也进行过激烈的心灵争斗，哪一点都割舍不下。好在天地可以作证，是非自有人说。而且，我谈的也仅是一管之见，未必切中肯棨，或许隔靴搔痒，甚至画蛇添足，在这里说出来，还想就教于诸同仁。
关于两位同乡伟人的断想
费晓东先生曾经点将，让我谈谈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位同乡伟人的话题，我一直静不下心来，怕把事情做坏。设若是一般的话题，对付对付也就是了，但这不一样。尽管如今已经没有了言禁，不会动辄得咎，但是，我还是没敢随意落笔。
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学习态度，最著名怕就是两个人的“三天论”了。这个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那个说“三天不用功，赶不上毛泽东”。在那个年代，我不愿相信他们是做花样文章，他们一定都感觉对方身上有着令自己折服的东西。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是谦虚，因为后边还跟了一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样一来，便“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有一个阶段，我曾经认为这是夫子在玩儿世故。后来渐渐认识到，真正能做到“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除却孔子，怕也没有几个人了。不做正面教材的一定可以做反面教材，即便连反面教材也不是，至少可以做一面镜子。这种境界，几人能够达到呢？所以，两位同乡伟人相互学习，只争朝夕，应当是出于真心。而且，他们做出的事业，荫及的就更为广泛了。
去年到湖南，到了韶山，然后又到了花明楼。在两位伟人的故乡，都树立着他们伟岸的铜像。他们的故居，都不是什么高宅深院，也一样地水秀山明。更为相似的是，旅游开发将应有的这两处圣地的神圣感都哄吵得荡然无存了。尽管当地的商贩都在兜售着关于两位伟人天神一般的传奇故事，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朝圣者”来说，总认为他们是在零趸地变卖着两位伟人的尊严。他们的生前可能没有为家乡人做过太多的事情，但在他们身后，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竟能为故乡造这么大的“福”！
毛泽东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毛泽东诗词的恢宏气势亘古未见，青年时候就已经“粪土当年万户侯”，到了中老年，“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便都不在话下了。时间上如此，空间上亦然。当他“倚天抽宝剑”，要把昆仑山“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的时候，有谁见过这样的胆识与气魄！特别是在受到周边恶劣环境围攻的时候，他能一下子腾身太空，俯瞰“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连地球都没有放在眼里，难怪长征中磅礴的乌蒙山在他眼中，只是个“泥丸”而已。
刘少奇则是个现实主义者。当他的同乡豪情满怀，吟诗作赋，畅想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时候，他知道老百姓不能够饿肚皮。小片儿荒，自留地，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正是这些曾经被批得体无完肤的政策，却保住了一个执政党赖以存活的根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做得最好的话，那么在建设时期，就不能忽视刘少奇的作用了。毕竟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是马克思主义呀！
前几年读王宏甲的《新教育风暴》，其中介绍新西兰的教育，说在新西兰，孩子们个个脸上阳光灿烂。可是在中国，孩子们连微笑都得让朱永新先生倡导。2005年元旦期间，我到新西兰的时候，恰逢新年假期，也没能看到学校里“阳光灿烂”的孩子。倒是一位朋友提醒我，这里的孩子们脸上阳光灿烂，是因为没有压力。他们的学习没有压力，他们未来的生活也没有压力，他们的文化更没有压力。这里的人都是基督徒，他们信奉的是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即便是扫大街冲厕所的，在这里也不会有人歧视他。而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信奉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的教育是“不受苦中苦难熬人上人”，而“人上人”都是相对的，你在一些人上，但你一定还在一些人下，这就逼迫着你不断“进取”，一辈子都别想安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你怎么“微笑”？
这让我突然想起在港澳地区的街道上看到的情形，那里时常出现的补课班广告曾经让我纳闷。而且，据有关资料介绍，补习应考班在日本也相当普遍，韩国的孩子们节假日多数也都没有闲着——整个东方文化圈中的国家，似乎都在弥散着“等级”与“进取”的文化，在这些国度中，孩子们不可能“阳光灿烂”，无论这个国家、地区是贫穷还是发达。
此刻，我想到，要让东方文化圈中国家、地区的孩子们脸上“阳光灿烂”起来，不变革文化的影响力不行。“革”了这种文化的“命”，孩子们头顶上的重负才可能真正放下来。
这让我再次想到了毛泽东，遗憾的是，他老人家做的却是政治。
想为景公说句话
披阅《晏子春秋》之前，对晏子的印象，其实只有他出使楚国的两个小故事，一个是他巧妙骂楚国为“狗国”，留下“使狗国者从狗门入”的谑语；另一个是楚王想用“齐人善盗”来窘迫他，结果他用“楚之水土使人善盗”来化解，留下“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的佳话。让人感觉到，晏子是个头脑灵活、巧言善辩的外交家。当真正读了《晏子春秋》之后掩卷长思，一个智慧充盈、直言敢谏、体恤下情、尚俭节用而又幽默诙谐的政治家形象，便渐渐清晰起来。
晏子是春秋时齐国的三朝元老，虽然服务了灵公、庄公与景公三代国君，但辅佐景公的时间最长，因此，《晏子春秋》中所记录的，大部分都是与景公在一起的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君明臣贤的佳话不少，最著名的要数唐太宗李世民与丞相魏征了。魏征以直谏著称，敢于犯颜谏上，多次把太宗搞得很不舒服。但是魏征死后，李世民痛哭流涕，说他失去了一面可以照见自己的镜子。于是，“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几乎成了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的金字招牌，与“载舟覆舟”的典故一起，树起了唐太宗在人们心目中的傲岸丰碑。
在《晏子春秋》里，也有过类似的一则故事，说晏子死后，齐景公对着他的手下大臣痛哭流涕，说晏子太忠诚也太优秀了，你们中间有谁能一天给我纠正三次错误呢？这个故事虽然与李世民痛失忠良的状态差不多，但齐景公却远没有李世民那么幸运，依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对他的评价，依然是“声色犬马”，“醉生梦死”，“残忍暴戾”，“不恤民情”。
齐景公到底是个什么人，在《晏子春秋》里有多处精彩记录。有一则故事是很有趣的，说景公晚上一个人喝酒不痛快，想找个伴儿，跑到晏子家，晏子说，陪你喝酒不是我的职责，你还是回吧！跑到司马穰苴家，司马穰苴也说，陪你喝酒不是我的职责，你还是回吧！最后他跑到梁丘据家，梁丘据很恭敬地把他请进家中，两人饮酒作乐，尽醉方休。尔后，景公大发感慨：没有晏子，何以治国？没有司马穰苴，何以守边？没有梁丘据，寡人也不会活得这么痛快舒服啊！
齐景公在国事问题上，对晏子几乎可以说是言听计从，虽然也有个别时候不听话，但极少见。以至于有时景公也抱怨，说怎么着都得听你的，我这个国君只是个傀儡啊！甚至有几次晏子因景公不听话负气出走，景公听到后第一反应便是“赶紧追赶”，追上之后赔礼道歉，然后晏子半推半就，趁坡下驴，于是乎，君臣再度走向默契与和谐，再度扮演他们的双簧角色。
在历代人臣中，以忠贞耿介被剖心挖肝的大有人在，如殷纣时候的王子比干；以诙谐幽默被视作玩物的也大有人在，如汉武帝时候的东方朔。像晏子这样既忠贞耿介又诙谐幽默，因而做到几乎国君离不了他的却实在找不出几个来，这不能不让我们对此种现象往深处想一想。我总觉得，所以有这样一种结局，与其归因于晏子的聪明才干，倒不如说是齐景公给了他宽松与和谐的“政治环境”。
照实说，玩儿心那么大的齐景公，因为百姓动了他的树、他的竹子就要杀人的暴君，其逆鳞应该所在皆是的，然而，在晏子面前，他几乎成了被驯化过的猛兽，在“驯兽员”的手下，是那样的俯首帖耳，那样的温顺服从。而且，有时候发怒，他也不是没有动过杀晏子的心，别人也这样劝说过他，但他思忖再三，还是说了一句话：“民之望也。”“民之望也”是景公对晏子的评价，也是他对晏子言听计从的根本原因。因为他知道，有晏子在，他的国家就会稳如泰山；因为他知道，听晏子的话，他就可以不去赴汤蹈火。所以，齐景公的聪明，就在于他知道人才难得，能够审时度势，能够为了社稷掩抑私欲，即使明知大权旁落，也在所不惜。
或许还是阶级斗争式的思维作怪，我们对历史上臣子们总是比较宽容，而对于国君则往往求全责备，似乎国君是犯不得错误的，臣子们的问题也多数给栽到了国君的头上。前几年演《雍正王朝》，就有人说是给封建君主翻案。其实看一看我们身边，那些大大小小手握重权的人物，做得比雍正那样的“封建君主”好的又有几人？当他们对“封建君主”挑三拣四的时候，有过丝毫五十步笑百步的不好意思吗？
话题再回到齐景公身上，即使我们可以说他有一身的毛病，但没有毛病的人我们身边有吗？齐景公作为一个当权者，他至少知道，自己无能要让有能者治国，自己无德要让有德者治国，无论如何不能“贼民之望”，即使自己再不舒服也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能做到这一点，客观已经起到一个明君的作用了，难道我们非要把他给“塑造”成一个圣人不成？
对“封建君主”们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如今的当权者们，是不是都敢拿齐景公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呢？
北大二十日（一）
没有上过真正的大学――20岁前读的是“戴帽儿”大专，除了那些年高德昭的老师足以影响自己一辈子，办学条件与现在多数城市中学相比，都是有距离的。所以，我心中对大学总有一种莫名的向往。后来工作了以后，如果有公出的机会，到某座名城，我首先想看的不是名胜，而是大学。
一开始，盘桓在某座大学的校门外，看到身着制服的保安，心中不免生出几分惴惴。生怕被那门卫盘问。如果人家问你找谁？你是学校的学生或者老师吗？自己肯定支吾不上来。
后来我才知道，大学的门卫多是给过往的车辆开门用的，只要你不是衣不遮体如乞丐状，便可大摇大摆随意出入――这一点在多数中小学是不灵的。有了这样的认识，武汉大学，厦门大学，西安交大，哈工大，中山大学，华东师大，天大与南开，北大与清华，天南海北，许多大学便都是这样大模大样进出的。再后来到澳洲，居然发现许多大学没有围墙，想感受大学的特殊气息，竟连大摇大摆的样子也不需要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