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与相声、话剧、折子戏、二人转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点。
有人认为，它们的相同点在于：形式上短小，情节不复杂，都具有“戏剧”性或“喜剧”性。不同点在于：相声一般也有小品短小的特点、幽默风趣的特点以及其他一些共同的特点，但相声是“说、学、逗、唱”，重在“说”，一般不用道具，不化装；而小品不仅用道具，要化装，而且重在“演”，通过表演取得效果。说的多演的少，容易使人视为相声；光演不说，成了哑剧。在内容上，话剧、戏剧的内涵丰富，时空较长，说教成分较多，思想性突出，有的看后给人以沉重的、悲壮的感觉，甚至催人泪下。而小品则不必有较多的内涵和思想性，只要将具体事物的“一面”表现得活灵活现即可。
如果说戏剧是社会生活的一幅画面或镜子，小品则是一幅漫画，是一个“哈哈镜”。它的特点是用“笑”和夸张的语言反映事物、折射事物。如果说戏剧是以剧情和角色的台词直接感染人，使人们受到正面教育的话，小品则既不属正面教育，也不属反面教育，它是用一种“启发式”的形象思维激活人的感官，使人们从笑中受到感悟。
小品与东北语言
一、东北语言简介
《小品入门学习指南》全面介绍了小品的起源和发展、小品的语言特色和表演特色、小品发展的地方化、小品在海外的发展、小品名家简介、小品名作欣赏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
辽西某县有个叫叨尔磴的地方。叨尔磴人的口音，即便在当地，也被认为是特别“侉”的。但他们自己觉得——那一带流传的一个笑话——“我们叨尔磴人就是‘二’字说不好；要是‘二’字说好了，就是北京话了”。
其实他们说的蛮有道理。要解释这一点，得讲上些枯燥的话：老早的时候，北京和东北人讲的都是幽燕话，金、辽、元三代，这里和中原多少有些隔离，在女真话、契丹话和蒙古话的影响下，方言相对独立地发展，那时辽东话和大都话的区别，只是前者受女真话影响大些，后者受蒙古话影响大些。河北、山东人第一次大批闯关东发生在元明之际，这一时期的东北方言里面，就增加了山东话的成分；而北京在明朝成了都城，外地来做官的、开店铺的、当兵的、打工的，把各自的方言带到北京，特别是山西话、安徽话和南京官话，影响至今还有痕迹，明朝这时的北京话，就和东北话有些不一样了。等到了清朝，几十万旗人进北京，又带来了辽沈话，慢慢和原来的明朝北京话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京腔。所以东北话和北京话没法儿不像。在方言学上，它们是亲兄弟。
现在东北话和北京话不一样的地方，有一些是东北话保留着过去的一些读音，比如东北人念“学”为ｘｉáｏ，就是过去的幽燕音，北京人后来念ｘｕé了，是受南方话的影响，东北人念“荣”为ｙｎɡ，听着很侉，但也是古音（在音韵学上，“荣”是“喻母字”，本来就是这么念的）；有些则是受了满族话的影响，东北人“大舌头”，有些地方没有声母字，念成零声母，又只有“资雌思”没有“知蚩诗”，都是满语影响所赐。至于大连半岛的人把“知蚩诗”念成“基欺希”，那是在说胶东话，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东北话了。
在音调上，东北话在没接受过语音学训练的耳朵听来，弯儿有点复杂，特别是辽宁的一些地方，拐呀拐的，差一点就差挺多。比如在岫岩，“大爷”的“大”字重读时，指父亲的哥哥，这和我们的用法一样，“爷”字重读时，则指爷爷的哥哥。发音上一点点的不同，就差出一辈去。东北话——特别是开原以南的辽沈话的另一个特点是二声（阳平）特别多（这一特点大概和冀东话有些关系）。有一回，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患了疟疾，别人代他上折子求皇上赐药。康熙的批示上有这么一句话：“（金鸡纳霜）连吃二服，可以出根。”“出根”该是“除根”，皇帝写错字了，这可得起个哄，看来当领导的爱写错别字，自古皆然。但为什么会误“出”为“除”呢？一到沈阳就明白了，沈阳话里“出”就是念二声的，康熙的汉话是小时候和汉军旗人学的，学的本就是沈阳话。
这几年辽宁人演的“小品”戏流行，东北话已为广大关里人所熟悉。有两个招牌词，一个是“埋汰”，一个是“砢碜”。其实“砢碜”是北方的老词儿，元杂剧里就有的，不好算东北特色，而“埋汰”是从满语里来的。东北话语词方面的一大特点，就是有许多满语成分。说个最普通的例子，“挺”好的“挺”，人人都用的，又有谁会注意它是从满语里来的呢？在语法上的满语影响之一，则有谓语后置，关里人说的“你看不看”，东北人会说“你看不”，《红楼梦》里的“将来只怕比这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都是例子。
《红楼梦》里写怡红院的丫头在炕上“抓（cｈｕǎ，三声）子”，这个游戏东北叫“抓嘎拉哈”。“嘎拉哈”是什么东西？这是满语，指动物腿上的距骨（据说这种游戏和萨满教的某种仪式有关）。读chuǎ的“抓”在东北话里也指把散落的东西弄起来，如猪吃食的动作，也可以叫“抓”。一位老人家讲，当年张作霖发迹回乡，把银钱往地上一撒，意气风发地叫：“小子们抓吧！”用是就是这个“抓”字。
又如捉迷藏为什么叫“藏猫儿”？原来，“猫”也是满语词，意思是树丛。东北没有那么多房子犄角儿，孩子要藏起来，自然是藏在树丛里。至于有人论证北京话里的“猫腻儿”也是同一来源，这就值得商榷，因为《金瓶梅》里出现过“猫儿头”，意思和现今的“猫腻儿”一样，似乎在暗示这个词是从山东那边来的。
还有一种红色的浆果，学名大概是酸浆草，东北孩子取其熟透时，捻弄软了，吸出里边的果肉，使剩一空壳，在嘴里“嘬响儿”，是一个季节的玩具。（但一般只有女孩儿才有这样的耐心）东北叫它“红姑娘儿”（“娘”重读，三声），也简称“姑娘儿”。“红姑娘儿”早先北京也有的，清朝的纳兰性德还给它写过诗呢。小说《儿女英雄传》里的瘦和尚捋胳臂挽袖子，要打十三妹个“败火的红姑娘儿模样”，指的不是姑娘小姐之姑娘，而就是这玩意儿。
二、东北语言的亲和力
东北语言是最具亲和力的语言，它从来都是直白和直通人心的，犹如那一望无尽的大草原，质朴而纯真，不矫揉造作，不留余地，就像东北方言所常用的那句话——“可着劲儿造”，充满了张力和情趣，它能神奇般地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近，让你永远都感到不用设防的亲切和真诚。
如果你是东北人，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一听到那熟悉的乡音，就会不自觉地走入那人群之中，而这人群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把你当做兄弟一般地接纳下来，那种铿锵的语言撞击着人们彼此亲近的欲望，让你感到：我们本是一家。
所以，东北语言，只有在东北，才有其生存的基因和土壤，如果把它拿到另外的地方，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
有一个小故事：在通往沈阳的列车上，一个姑娘与一位小伙子和一个老妇人邻座。她看到小伙子一直很殷勤地照顾着这位老年妇女，便深受感动，不由自主地问：请问这位是您的什么人？小伙子说：“这位吧，是咱妈！咱妈身体不好，这是刚从北京看病回沈阳。”一席话说得姑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咱妈！这一“咱”不要紧，不把她自己也给“咱”进去了？姑娘是学中文的，在语言上就爱较个真儿，她就大讲特讲“咱”字的准确用法，和在“你”与“我”之间这个“咱”字的不可随便用的特性，结果把那个沈阳小伙子惹得不高兴了，还弄得老妇人老大不乐意。
回到北京，姑娘见到东北的同学就说起没完：“我又不是他们家的媳妇，凭什么说她是我妈？”东北同学说：“人家并没有说是你妈。”“可是他说是咱……”咳，其实姑娘也明白，人家并没有据她为己有的意思，可她就是觉得别扭。
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东北语言，听着就是那么热乎乎的亲切，但是在外地人那里，又是不可思议的难解。
在中国，可能在任何一个省份都听不到这样的感情色彩极浓的语言。
这样的语言无疑具有感情的魅力，象征着“我”与“你”之间的亲密和真诚。
在东北，经常有“哥们儿”、“姐们儿”称彼此的父母为“咱爸”、“咱妈”，只要有一个说咱妈如何如何了，那么就会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去这一个家里帮这帮那，那情形，真是叫人打心眼里往外感动。
东北语言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大饼子”味，当然，也有更细微一些的区别，如大连的“海蛎子”味，等等。总之，它们不像南方的方言那么艰涩难懂，所以全中国的人民都可以模仿并用它调侃。
自从赵本山、黄宏、宋丹丹等人的小品出现以来，东北的方言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开来，那种把生活原型夸大的语言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使东北语言特有的张力得到人们的认同。
东北语言大都是像东北人的性格一般直白和昂扬，就像人常说东北人的大嗓门，没遮没拦。比如，把“干啥”说成是“干哈”，这与大众嘲笑的“旮旯”和“那疙瘩”等词汇一样，都是靠舌根部发音的，换句话说，东北人的语言发音方式是非常地具有其根源的——他们的朴实、原始、直白，还有他们的不拘小节。
为什么别的地方的方言都不会引起人们的如此兴趣？比如说上海话、广东话，这些地方方言不但不惹人笑，反而还有不少的人愿意模仿和冒充？想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东北话比较地傻气和土气。说到底，这是东北人的没有心机和阴谋的表现，这和他们什么都摆在桌面上的性格有关，却与他们的思想、信念等内在的精神因素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比较东北人、西北人，上海人和北京人他们说话的发音方式，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这4个城市或地区的男人说话发音的部位都不一样。比如上海人，他们是用舌尖部发声，所以发出的声音比较细柔和省力，这很像上海人的性格——文静、节俭，还有人们常常认为的那种精打细算。而北京的男人说话大都鼻音很重，很有些傲慢和不屑一顾，这也很符合北京身处天子脚下的那种优越感，他们见多识广、眼界开阔、不可一世。而西北人则代表了典型的憨厚和诚恳的西部特点——他们用胸腔的共鸣来表达自己，每句话的前面都要加一个“啊”，或者在后面缀一个“嘛”字，“是嘛”、“对嘛”，等等。而东北人则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是用舌的根部发声，也就是说几乎用了所有的力气来说话，没有保留地无私奉献。所以在东北，走在大街上，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扯着嗓门说话的人。
除了这些在原有的基础上语音语调的不同外，就是东北人经常有一些出其不意的让人吃惊的词汇。例如，表示什么东西到了极致的情形，不论是褒还是贬，一概用一个“贼”字。“贼好”、“贼次”（最差的意思）、“贼腻歪”、“贼带劲儿”，等等，还有东北人把“人”读成“ｙíｎ”，“让”读成“ｙàｎｇ”，把北京话里的“侃大山”说成是“瞎白乎”。这样的方言是极具特色的，任何文字都无法解释，魅力无穷，因而其精彩程度也是超乎想象的。
东北语言极具煽动性，那热辣辣的热乎劲儿，会让你不知不觉地被感染、被感动，你无法不相信一个东北人所说的不是事实，有时那种夸大和过分，会让人觉得某些欺骗也都可笑了。
曾经有一个东北妇女到一户人家推销一种磁疗床垫，她从一进门就开始诉说这种床垫的神奇和妙处，她说这床垫几乎包治百病，什么高血压、心脏病、神经衰弱等无所不能，说着说着，用东北话说就说“下道了”。就像赵本山卖报纸的那种夸张。她说：“我的母亲用了这种床垫，白头发睡成了黑头发！”她这一说不要紧，把老太太吓得本来想买也不敢买了——因为谁都知道“白头发睡成黑头发”是一种不着边际的谎言，谁还能相信这个没有露过面的床垫呢？
这就是东北人的语言，能把死的说成是活的，白的说成黑的，圆的说成方的，他们并不在乎你是否对这话有怀疑。也许，他们只是以为这是一种渲染，殊不如这种要命的渲染对于东北以南的地方来说，有时竟有一点恐怖了。
如果你与一个东北人成了朋友，那么他同你说话时就会把他的亲人与你紧密地连在一起，说起他的妻子，如果你比他年长，他会说你弟妹如何如何，如果你比他年纪轻，他会说你嫂子如何如何，以此类推，上到你姨你叔，下到你小弟你大侄子你小外甥，诸如此类的称呼一旦成立，你就仿佛是他们家的人了，等你再见到这些人时，他们已经都成了你所熟知的人，而你，一定对他们也不会陌生。
这就是东北人的滚烫的语言本质，只要在东北，你就走不出这样亲热的话语的氛围。
东北人是曾经驰骋在大森林和大草原上的人，所以他们的语言也与他们的性格一样，具有奔腾的张力和辽阔的豪放性，更具有使你走在大平原般的荡气回肠和回家般的怦然心动。
三、用东北话表演的经典小品示例
小品《昨天·今天·明天》。表演：赵本山、宋丹丹、崔永元
宋丹丹：是，我站着说吧。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疙瘩挺闹心，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赵本山：成功么？……丢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