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巧妙暗示胜过当面指责
传奇性的法国飞行先锋和作家安托安娜·德·圣苏荷依曾说过：“我没有权利去做或说任何事以贬抑一个人的自尊。重要的并不是我觉得他怎么样，而是他觉得他自己如何，伤害他人的自尊是一种罪行。”
做事也要讲究艺术。在办事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的做法与自己的要求不符，可以通过巧妙的暗示，这比使对方恼怒的指责要高明得多。如果对方办事的方法不符合你的要求，当面指责只会造成对方的反抗，容易把事搞砸。而巧妙地暗示对方注意自己的错误，则可以轻松地把事情处理好。
美国一家大超市的经理杰克，每天都到他的连锁店去巡视一遍。有一次，他看见一名顾客站在台前等待，没有一个售货员对她稍加注意。那些售货员在柜台远处的另一头挤成一堆，彼此又说又笑。身为经理的他当然对这一情况很不满意，一定要纠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一念头一浮出脑海，杰克就决定实施下去。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去指责那些在上班时间闲谈的售货员，他采取了巧妙暗示、保全员工面子的方法处理了这件事。他站在柜台后面，亲自招呼那位女顾客，然后把货品交给售货员包装，接着他就走开了。售货员当然看到了这个情况，自责的她们再也没有让类似的情况发生过。
杰克没有直接指责员工的不负责，而是亲自去为顾客服务，让员工意识到自己的失职，起到了间接地纠正员工错误的作用。
卡尔·兰福，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当了许多年的市长。他时常告诫他的部属，要让民众来见他，他宣称施行“开门政策”。然而他社区的民众来拜访他时，都被他的秘书和行政官员挡在了门外。
最后，这位市长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他把办公室的大门给拆了。他的助手们知道了这件事，也只好接受了。从此之后，这位市长真正做到了“行政公开”。
有些人面对直接的批评会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在伤害他们的自尊。这时，就要间接地让他们去面对自己的错误，会收到非常神奇的效果。
伊丽莎白女士运用巧妙暗示的方法，使得一群懒惰的建筑工人在帮她盖房子之后清理现场。开始请工人干活的时候，伊丽莎白女士下班回家之后，发现满院子都是锯木屑。她不想去跟工人们抗议，因为他们工程做得很好。所以等工人走了之后，她跟孩子们把这些碎木块捡起来，并整整齐齐地堆放在屋角。次日早晨，她把领班叫到旁边说：“我很高兴昨天晚上草地上这么干净。”从那天起，工人每天都把木屑捡起来，堆放在一边，领班也每天都来看看草地的状况。
这种办事的方法，使人们易于改正错误，又维持了自尊，使他自己以为自己很重要，使他希望和你合作把事情办好，而不是反抗或抵触。
生活中的很多事，起因复杂，因此办起事来更复杂。许多时候我们清楚，真理是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道理就可以不依不饶。
“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明代思想家吕坤如是说。世间的事物没有十全十美的，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才得以不断发展。月无常圆，金无足赤，就是因为有残缺，才会激起我们对完美的追求，虽然永远无法达到完美的境界，但这追求本身就是最有意义的。万事万物都在不停的发展，如果有什么东西达到了极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停滞或死亡，所以我们经营事业也好，享受生活也好，都要掌握一个“度”。
给事物留下发展的余地。清初著名学者朱舜水先生就说过：“满盈者，不损何为？慎之！慎之！”
5.深藏不露，低调做人
古语云：猛虎藏于山野之中，伺机而动；俊才隐于众生之中，待机而行。是故真人杰也，不彰，不矜，不显，不明，不扬，不呈，如此则外可保其才，内可养其性，为凡人所不能为之事，成凡人所不能成之大业也！
嫉贤妒才，几乎是人的本性。愿意别人比自己强的人并不多，所以有才能的人会遭受更多的不幸和磨难，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曾国藩深通文韬武略，也深知功名之靠不住和害处，所以他是“以出世的精神，干人世的事业”，不把功名放在心上的，成为中国近代少有的“内圣外王”的典范。他反复嘱咐儿子曾纪泽要谨慎行事，甚至于大门外不可挂相府、侯府这样炫耀的匾额。很多位居高官的人或者尸位素餐，或者请求致仕，主要就是收敛锋芒，低调做人，以免成为众矢之的啊！所以古人说：“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莫甚于饰才。露者，不藏其所有也。饰者，虚剽其所无也。”
人的名气一大，流言便会满天飞，若稍有不慎，必将惹下大祸。在名利场中，要防止盛极而衰的奇灾大祸，必须牢记“持盈履满，君子竞竞”的教诫。“欹器以满覆，扑满以空全”，这是世人常用的一句自警语。欹器是古人装水的一种巧器，呈漏斗状，水装了一半它很稳当，但装满了，它就会倾倒。扑满是盛钱的陶罐，它只有空空如也，才能避免为取其钱而被打破的命运。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居官要时时自惕！时时处处谨慎，切勿不留余地。越是处权势之中，享富贵之极，越是要不显赫赫奕奕的气派，收敛锋芒，以保退路。在官场热闹处要能著一双冷眼，避免无形中的杀机。
秦朝的李斯。他的祖先是楚国上蔡人。他后来归顺秦始皇，被当作客卿。开始当廷尉，后来作了宰相。他上书要烧书，在一起讨论《诗经》、《尚书》的都要杀头。于是他把儒生活埋，焚烧经书、术数书籍。李斯曾和宦官赵高造伪诏而杀了公子扶苏。后来他与赵高发生了矛盾。赵高对二世挑拨说：“李斯大儿子李由是三川守卫，同盗贼陈胜私通，而且丞相身居在你之外，权力却比你还大。”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李斯关进牢房，用完五刑，在咸阳把他腰斩了。李斯临刑的时候，回过头对二儿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块出去，到上蔡东门去追野兔，怎么能够做到呢？”于是父子相对痛哭，他被灭了三族。所以胡曾诗说：“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染血衣。”
张居正，明隆庆元年人阁，后为首辅（宰相）。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当时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危机严重。他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并进行一些改革。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为一，按亩征银，封建政府的财政情况有所改善。但他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生活腐化堕落，喜爱声色犬马，家中财物珍玩无数，还和妃子勾搭成奸，名声很糟。终于以“夺情”（即他贪婪权势而怕为父奔丧时权力被人剥夺，终于没有奔丧）为清议所不容，等万历皇帝长大后；就没收了他的财产，还扒了他的坟墓，为他所排挤的人逐渐恢复了位置。
明代魏大中在42岁上才走完了科举道路的最后一步，进士及第并被授予宫职，当时是万历四十四年，朝廷一片乌烟瘴气。他官阶八品，在朝廷中尚无发言的地位，却对人对事都看不惯，看不惯还爱说，结果到处遭人白眼。他到哪里，哪里的官员便失却捞到好处的机会，而他自己却一点儿好处也不要，甚至不与人交往，这在官官相护的时代真是不可原谅的错误。他结交的几个人都是东林党人，与当时权势显赫的魏忠贤为敌。结果，他上疏弹劾温体仁、魏忠贤奸党，反遭诬陷时，天启皇帝因为知道他过分廉洁而放过了他，但他终于还是被抓在狱中，被折磨至死。
海瑞，以正直廉洁而著名，到处主持公道，侵害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克扣下属，连纸张都不许多领多用，甚至要求必须写满——不能浪费，结果，一生被人排挤，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他仗着一身正气，谁都不放在眼里。结果是既无能力扭转世俗，也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最终还被罢了官，遭贬谪。
如果这些人收敛一下，低调一些，学会保护自己，一边为天下黎民着想，为社稷着想，一边实施自我保护，哪里还有这么多悲剧发生呢？实际上，两者完全可以兼顾，并不一定非要顾此失彼。历史上事业成功而且下场很好的人多得是，他们或者归隐，或者仍身居高位，这不是取得了双份的成功吗？事业成功而个人生活失败，怎么能算完全的成功呢？’怎么能是大智大慧的人所为呢？
所以，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都应该低调一些。有了才华固然很好，但在合适的时机运用才华而不被或少被人忌，避负功高盖主，才算是更大的才华，这种才华对国对家对人对己才有真正的用处啊！这方面，荀攸是一个绝好的榜样。
曹操是个难侍候的主儿。他有过人的才华，下手。快，出手狠，疑忌心重，气量极狭，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做为信条。他杀了在危难中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九口人，杀了能摸透他心思、锋芒外露的谋士杨修。可是他手下有一位谋士荀攸，却与他相处融洽，前后为曹操谋划十二奇策。曹操玩弄权术，想让手下的人怕他，荀攸未必不知道，但他不露声色。而杨修，总是想表现自己的聪明，说破曹操的目的，终为曹操所不容。荀攸对曹操执礼甚恭，让曹操感到自己的重要和特殊，平时对一些小事，总是装聋作哑，顺水推舟，想来“丞相英明”之类的话是不会少说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博得曹操的信任和欣赏，每到关键时刻，他的计划就总能为曹操所接受，从而使自己的才能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挥，又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环境，把人臣的艺术发挥到极致，所以曹操说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其智可及，其愚（其实是大智）不可及。”
周公（姓姬名旦）是西周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佐其兄周武王伐纣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联合纣王子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他率军两次东征，经三年苦战，终于平定了叛乱。东征胜利后，成王把殷民六族和旧奄国地，连同奄民，分封给他，国号鲁。周公因需在朝中辅助成王，于是派儿子伯禽去鲁。在儿子伯禽临行前，他告诫伯禽道：“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险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
周公的这些谆谆家训，对今天我们这些后人不是仍有很大的警诫和教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