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
孙子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击，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彍弩，节如发机。”就是说，用兵应造成一种险峻的态势，这种态势如同湍急的流水，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能漂移重石，还应像鹰隼急速地俯冲那样，具有很高的速度，由于节奏极快而能捕杀禽兽。所以，善于打仗的人，其所造成的态势险峻逼人，就像张满的弓弩；其行动的节奏，是短促的，就像击发弩机。具有这样的态势节奏，正如鹰隼一击，百鸟无以争其势；猛虎一奋，万兽无以争其威。“而强大的军事进攻”，往往“进军一条线，占领一大片”。
正如古语所说：“附近州县望风而降”，这就是战争态势的威力。当代军事家刘伯承曾说过：“其势险，其节短”是为将必求之术。又说，势者，用兵之势，又称态势。不是指形式、格式。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讲的不是一个人有万夫不当之勇，而是讲这人占有险要的关口，一人居关而守，万人攻而不取，这“势”，是地势之利。《孙子》记载“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是指地势之利。为了说明用兵打仗必须造成的有利局势，刘伯承引用孙子“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他认为那时孙子不可能懂得物理学，当然更不知道加速运动，但孙子在生活实践中，认识到圆石从很高很陡的山上滚落下来的力量，是很难抵挡的。四川有种水鸟，羽毛绿色，像八哥，嘴很尖，在高空中发现水中的鱼，就将双翅夹拢，依靠全身重量，白天而降，有时竟能捉到比自己大几倍的鱼。《势篇》记载的“其势险，其节短”，就像这种鸟，冲下来很猛（势险），时间又很短促（节短）。这样一来，力量再大的鱼亦难以抗拒。智勇双全的将领在作战斗部署、战役布势中都力求这种险峻之势。这样，敌人想要挡住我之进攻，就犹如“抓沙子搪水，徒劳无功”。他还强调说：险峻的态势不是轻而易举的，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这就是军语上所讲的实力。例如，武松打虎是胆量和武功，加上喝十碗老酒和吃几斤牛肉的综合条件下所构成的力量，造成了有利于武松的态势。老虎缺食而筋疲力竭，武松则是足食饱腹，且以死命相对，所以，武松最终能置猛虎于死地。作战不仅要讲速度，还要重视“节”的作用，把握“节奏”，善于“权衡”，力争不失“时机”，不耗“无用之巧”，张弛得体，该张时则张，该弛时则弛，乃能在战争中达到“势险、节短”，显出无比的战斗威力，克敌致胜。
孙子的这种主动造势、以势佐胜的“势险节短”的作战思想受到历代军事家的重视。《兵经百篇》中认为：“难得者时，易失者机，迅而行之，速哉。”《兵垒》中也说：“若乃勃然而起，忽然而至，如豕之奔，虿之螫，狸之搏，兔之脱，谁能御之？”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说过：“游击队的作战，要求集中可能多的兵力，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
前人著述正确的军事理论，后人必有反复成功的战场实践。周恩来在一九二七年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成功地运用了“势险节短”这一谋略。
一九二七年春天，北伐战争迅猛发展。为配合北伐进军，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都在军阀孙传芳的镇压下失败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中共决定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任特别军委书记、武装起义总指挥。
此时，北伐军已控制了浙、赣两省和安徽大部分地区，前锋从南、西两面直逼苏南。直系军阀孙传芳因遭惨败，将军队撤离上海，而奉系军阀张作霖又派鲁军毕庶澄部进驻。毕部有三千人左右，加上当地二千警察，共五千人左右，战斗力不强。上海总工会的会员有二十八万九千多人，工人纠察队有三千人，自卫团有一百人。这些都是进行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北伐军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已经开始了明目张胆的反共活动，对工人武装起义不仅不会积极呼应，还会予以破坏；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人数不多，训练不够，武器装备也十分缺乏。这些是起义的不利条件。
在总结了前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后，周恩来认为主要问题有两条：一、没有准备；二、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在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对这两点给以了极度的关注。
关于起义的准备工作，主要是组织队伍，筹集武器和制定计划。工人纠察队扩大到五千，自卫团扩大到五百，同时组织特别队。工人武装按区组织成大队、中队，每天夜里进行训练。周恩来经常到各纠察队去指导训练，并亲自教工人练习射击。为了培养起义骨干，指挥部举办了军事训练班，由具有军事经验的中共党员作教员，讲授枪械使用方法，《暴动须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战术运动射击刺杀等军事训练。经过训练一千八百名纠察队员学会了使用武器。周恩来还积极组织筹集武器弹药。他们在租界购买了二百五十支手枪，并用染料制造炸弹。周恩来还化装参加了弹药的运送。当时，上海一些军阀和资本家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组织了保卫团，周恩来指示工人骨干参加进去，以掌握武器，分化敌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全市和各区都制定了书面作战计划，对进攻目标、力量、方法、时间等作了详尽的规定。
关于起义时机的掌握，既要与北伐军的军事进展相配合，又要独立行动，不能失去时机。陈独秀的主张是，两个条件具备方可行动。一是上海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龙华。周恩来不同意。其主张为：“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三月十八日，北伐军到达松江，与军阀部队激战。三月十九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估计说：“毕有败退可能”。他提出：“我意今天都准备好，如果十二点以前，有毕军溃退消息，即一面下令罢工，一面今晚动作。”当天，下达了预备动员令并颁布了行动大纲。第二天，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推进到上海龙华。上海已有二十八万工人罢工。
最后，中共势险节短，相机而发，在三月二十一日果断作出武装起义的决定。十二时，全市各大工厂汽笛长鸣，八十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一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
“势险节短”这一军事谋略也适用于经商，经商必须要有竞争，充分利用“势险节短”，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战略思想，主动灵活地指导企业经营，才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胜利。
无锡色织一厂就因运用“势险节短”的策略，久盛不衰。1979年10月，一位香港客商带着一寸见方的仿毛织物——涤棉磨毛巾的样品到无锡色织一厂洽谈，探询1980年1月底以前，该厂能否生产出同类产品。厂长徐云翼知道此乃当时国际市场上的紧缺货。详细察看了样品后，他当即果断地回答：“只要你们能提供磨毛设备，我厂就能按时生产出这样的产品。”客商很快把设备发到无锡。该厂一个月安装成功，第二个月就供货1700米。该厂因此名声远扬，生意兴隆。
1982年，一位美商在收到样品后，以质量不合要求提出取消订货。徐厂长指示，按其绒毛长一些的要求，再提供样品供其选择，结果客商十分满意，与该厂重新签订了供货合同。徐云翼说：“国际行情瞬息万变，客商要求多样，我们必须使产品具有竞争力、吸引力和应变力。”
徐厂长的经营方针是：高质量、多品种、少批量、快交货、全准期、优服务。全国色织布行业平均交货期为100天，这个厂的“慢车”是80天，“快车”是60天，还有少于60天的“特快”。连续4个按期履约，经商有信，赢得声誉。美、日、德和香港的许多客商指名要这个厂的产品，有的还提出织物免检。
当化纤织品降价，国际市场不景气的时候，徐厂长采取了特殊对策：特小批量——从500米开始承接；特快交货——最快58天以下；特殊整理——承接表面磨毛等工艺难度高的订货。他们完成的最小批量是1500米，还是一花三色各500米，交货只用了42天。真是：“势险节短”，生意爆满。
用势险节短之谋，先做大量准备工作，到了紧要关头，一般用精兵，以突然迅速的行动，突击市场，一下子达成战役企图，从而抢占市场制高点，准备工作必不可少，它为集中化，全方位市场开拓创造了有利条件。
4.以利诱人更有效
“以利动之”也就是欲得之先予之的一种成功法则，体现了一种投入与获取的辩证关系。必要的时候，舍得付出，定有收获。
原文：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
译文：
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将帅，能以虚假行动示敌，投其所好，用假相迷惑蒙骗敌人，敌人必然就会上当受骗；故意给敌人一点好处，以小利引诱敌人，敌人必定前来夺取，上钩入网。这种战法就是予取之计，先以小利予敌，调动敌人后，再集中优势兵力，伏击全歼敌人。
解读：
孙子说：“以利动之，以卒待之。”意思是：用小利调动敌人，用劲兵埋伏、等待敌人。
将士争功，战场争利，这是军事上的一般现象。在与敌作战时，往往将假象暴露给敌人，或以小利为饵，引诱敌人上钩，趁机设伏布阵，以劲兵歼灭之。但以利诱敌，先要察知敌将性情嗜好，以便因势利导，诱其就范。在此所讲的“利”，其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指辎重粮秣、珠宝财货等物质利益。另一种则是指战场上克敌制胜的战机之利。二者形式不同，谋略上则同属“以利动之，以卒待之”一类。
两军交战的双方，无不是为利而战，为利而动。乘隙取利，捕捉战机，乃能克敌制胜。然而利与害总是紧密联系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以孙子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即每一军事行动都要考虑其利害两方面，有利则思害，有害则思利，两相权衡孰大孰小，从而加以趋避，尽量克服盲目性。
两利相衡从其重，两害相权从其轻。因此，善于指挥的将领，总是能全局在胸，一眼能看两三步棋，善于权衡利弊，尽力趋利避害，不因小利而受大害，不为争吃一子而丢失全盘；同时，在能掌握主动权的情况下，往往故意显现出破绽，设下圈套让敌人来钻。而所谓鲁莽之将，则总是贪功图利心切，缺乏战略眼光，从而思进不思退，虑胜不虑败，贪功不计危，见利不见害，明于小而晦于大，察眼前而昧长远，得于有形而失于无形，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这种人常常贸然行事，逢利便争，见隙即钻，却顾头不顾尾，自然就难免上当受骗。
战争中对于功利心强而缺乏战略眼光的敌将，“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常能出奇制胜。
在桂陵之战中，魏国虽然失利了，但仍有实力。这时，魏国与韩国的利害冲突加剧。因为在桂陵之战前四年，韩国曾与魏争夺宋国的黄池（今河南封邱县西南）。桂陵之战期间，韩国又乘魏失利袭取魏地陵观、廪丘（今河南巩县附近）。其后两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励精图治，对魏国的威胁加剧。当时的魏国，秦国紧逼其西面，齐国威胁其东面，赵国雄踞其北面，韩国兴起于南面，四面楚歌，形势危急。魏惠王乃采取西守东攻、和赵抑韩的策略，将邯郸归还于赵，与秦孝公会盟于彤（今陕西长安县附近），集中力量打击韩国。
周显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1），魏惠王终于命庞涓伐韩，直指韩都（今河南新郑县）。韩国抵挡不住魏军强大的攻势，被迫向齐国求援。齐宣王召集大臣，商议是否出兵救韩，齐相邹忌认为，魏、韩两国火并，谁胜谁负，实力都要受到损伤，对齐国都是有利的，主张“不如勿救”。齐将田忌认为，如果不救，韩国可能向魏国投降，这对齐国不利，主张“早救”。孙膑同意出兵援救，但不同意早救。他认为，韩、魏两国正在交锋，谁胜谁败还未定，如果现在出兵援救韩国，实际上是代替韩国去承受魏国的打击，不但使齐国蒙受损失，而且无把握打败魏军。魏国此次出兵，意在灭韩。齐国应因势利导，先向韩表示必定出兵相救，促使韩竭力抗魏，又必须等韩国处于危亡之际，才发兵援救。这样，韩国必然感激齐国，同时，齐国在魏军受到严重消耗时，和魏军作战，易于取胜。齐宣王很赏识孙膑所出谋略，既可“深结韩之亲”，又可“晚承魏之敝”的“受重利而得尊名”的两全之策。
韩国得到齐国允予救援的消息之后，竭尽全力抵抗魏军，仍然五战皆败，遂向齐再次告急。齐宣王乘韩、魏俱疲惫之机，命田忌为主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统率大军救韩。齐军此次出兵，根据孙膑的建议，仍沿袭“围魏救赵”的故计，不直接进军韩都解围，而是把进攻的矛头直指大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