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士们如猛虎下山一样冲向敌阵，太平城守将鄂勒哲布哈从未遇到过如此不要命的队伍，交战不久即弃城逃走，红巾军夺取了太平城，从此有了安身之地。
“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众陷于害，然后能为胜败”，“焚舟破釜”，置死地而后生，是孙武在《孙子兵法》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利用士兵陷于绝境之中的求生本能欲望，以及由此产生的勇敢精神来改变局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朱元璋也许正是深知这一点，才有弃船绝归心之举的。
战争是这样，市场竞争中同样如此，“围地则谋、死地则战”也具有广泛的意义。对于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些经济和技术实力都不是很充足的中小企业，在无法与同行企业竞争的情况下，就应避免与对方正面交战，应另辟蹊径，争取转机。当一个企业濒临破产的“死地”时，就应该运用“围地则谋、死地则战”的策略，想办法激发全体职工“同心干”的决心，众志成城，共同渡过难关。
日本电产公司主要生产普通交流电机，在安川电机、富士电机等大企业的咄咄“进攻”下，陷入了绝境。在对电机市场进行周密调查后，经理永守重信果断决策研制计算机用精密马达。永守重信领先一步研制出计算机终端装置所用的磁盘驱动精密马达，目前在国际市场拥有65%的占有率，在国内拥有85%的占有率，使穷途末路的企业又重新获得了生机。
处于“死地”时，痛苦和绝望会慢慢滋长，人越是拒不接受，越会沉浸其中，既然无法摆脱，倒不如勇敢地接受。正如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洛克所说：“当你面对无法避免的打击与挫折时，惟一也是最好的方法就是——接受它。”
3.协同作战显奇效
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但整体力量并不简单等于局部力量之和。现代系统论认为：如果把局部力量合理地排列组合，整体力量会大于局部力量之和。否则，整体力量将小于局部力量之和。
原文：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
译文：
所以，善于统兵作战指挥的将帅，调动部队在战场上就像“率然”那样。“率然”是常山地方的一种蛇。这种蛇，当你打它的头部时，它的尾巴来救应；打它的尾巴，它的头就来救应；打它的腰部，它的头尾都来救应。
解读：
为了说明军队步调一致的重要性，孙武在本篇中特别讲了“常山之蛇率然”的故事。常山，即今山西浑源之南的恒山，是五岳中的北岳，银雀山出土汉简（第一一六简）中作“恒山”。西汉时为避讳汉文帝刘恒的“恒”字，改为“常山”。北周武帝时，又改称恒山。率然，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蛇，《神异经·西荒经》记载：“西方山中有蛇，头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触之者，中头则尾至，中尾则头至，中腰则头尾并至，名曰率然。”银雀山出土汉简中作“卫然”。孙武在本篇中说“常山之蛇”，意在以这种蛇“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的特殊自卫功能，阐明军队只有“齐勇若一”，对千军万马“携手若使一人”，才能“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但整体力量并不简单等于局部力量之和。现代系统论认为：如果把局部力量合理地排列组合，整体力量会大于局部力量之和。否则，整体力量将小于局部力量之和。科学常识还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湖水、石子相加是物理相加，这滴水和那滴水，这粒石子和那粒石子之间构不成一种更为复杂的有机关系。但人脑细胞的相加则不同，人群的增加也如此。科学家发现，白蚁的群体变大时，其智慧即随之增加，似乎当达到某种临界质量或法定数，于是思维就开始了，这叫做集群性智慧。协同作战所产生的奇效，正是这种集群性智慧所生发的。
爆发于公元1563年冬的戚继光仙游抗击倭寇之战，体现了戚继光高超的指挥才能和艺术，特别是科学周密的协同作战行动，奠定了此战胜利的坚实基础。
明朝嘉靖年间（公元1522年至1566年），特别是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军备废弛，以日本武士、浪人为主的倭寇，乘虚而入，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劫掠和侵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也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三月，戚继光（今安徽省定远县人）调任分守台（台州府，今浙江临海）、金（金华府，今浙江金华）、严（严州府，今浙江建德东北梅城）地方参将。戚继光到任后，抓紧建造战船、加强水陆军训练，强化进行一系列海防措施，使台州地区的濒海防御能力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嘉庆四十年（公元1561年）四月，戚继光率台州军民三次击退了倭寇的进攻，大获全胜，使浙江沿海的倭患基本得到了平息。
倭寇侵扰浙江屡屡受挫后，对福建的侵扰逐渐猖獗，在嘉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间，先后攻陷了福清、福宁（今福建霞浦）、宁德、永宁（今福建石狮市东南）等地，整个福建倭寇四出劫掠，形势十分紧张。在此情况下，福建巡抚紧急上疏明廷，请求派兵援闽。于是，明世宗令戚继光领兵火速入闽。
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和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两次领兵援闽，经横屿（今属福建宁德）之战和平海卫（今福建莆田平海）之战，再度重创倭寇，使福建倭患暂告平息。为加强以抗倭的军事领导，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一月，明廷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及浙江金华、温州二府地方，负责水陆军务。
十一月初一日至初三日，倭寇乘20余艘船先后在兴化（今福建莆田）、福宁登陆，遭明军打击后，向南逃窜。戚继光从倭寇逃窜的方向判定，可能侵犯仙游（今福建仙游）。于是，抓紧进行了作战部署，一是紧急调回浙轮休的6000余名士兵返闽，二是亲帅部队向仙游方向进发，同时预派200人加强仙游城防，令沿海各地驻军严防倭寇登陆，严密监视倭寇动向。十一月初五日，戚继光进驻兴化。十一月初六日，倭寇1万余人屯兵仙游的四个城门之外，包围了仙游城。
当时，仙游城内只有戚继光派去的200名士兵和民兵500人，即使将戚部在福建的兵力集中起来，也仅为倭寇兵力的一半。根据这一情况，戚继光决定先取守势，确保仙游，待兵力集中后，再进行剿倭方针。为此，戚继光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派一部兵力占据仙游城北的铁山，据险设垒，与敌形成对峙形势，牵制倭寇；二是选拔500名勇士对敌巢时常进行袭扰，使其不能专心攻城，又不敢四处掠夺；三是亲自率本部于初七进驻仙游东侧沙园，做出进剿的声势，迷惑敌人；四是选派精兵强将180人，乘夜暗陆续向城中运送火药、火箭等，加强城防力量；五是在仙游附近诸要道部署兵力，断绝倭寇的外援，防止倭寇流窜逃跑。
倭寇不断加强对仙游的围攻，城内军民在县尹陈大有的率领下，在城外戚军的密切配合下，拼死抗倭。倭寇见强攻难以得手，企图进行诱降。陈大有根据戚继光的要求，一面同敌人假意谈判周旋，拖延和争取时间；一面加修工事，改进兵器，加强防御。十二月初六日，倭寇因无力长期围困，见明援军未到，城内军民伤亡严重，开始大规模攻城行动。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城外铁山牵制倭寇的戚兵，奋勇杀进敌阵，烧毁敌云梯，城内军民英勇拼杀。戚继光闻报，命令部队发射火铳、鸣鼓呐喊。倭寇误认为援军赶到，于是停止了攻城。
十二月二十三日，回浙江轮休的官兵约6000人到达仙游沙园。戚继光马上召集将领开会，研究制定解围仙游、歼灭倭寇的作战方案和具体行动计划。戚继光认为，明军兵力总体上不占优势，难以向倭寇发起全面进攻，同时难以围剿盘踞在四个城门的敌人。但是，倭寇四巢间距离较远，可以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逐一夺取。于是决定先以主力攻打南巢倭寇，得手后再兵分两路攻打东西两巢，最后解除仙游之围。具体部署是兵分二路：中路负责主攻南门倭巢，左右两路，在攻南巢时主要负责中路翼侧安全。南巢攻下后，左路同中路左部合攻西巢，右路同中路右部合攻东巢。并对行军作战的注意事项作了周密部署，对主攻南巢时可能出现的情况制定了应变预案。
十二月二十五日，明军各路开始行动。次日拂晓，乘雾秘密接近南巢。快到城下时，才被倭寇发现。当时，倭寇正在攻城，仙游已危在旦夕。恰逢援军赶到，倭寇只好放弃攻城，慌忙列阵迎战。戚军奋勇杀敌，直冲敌阵。倭寇大败，龟缩南巢。戚军立即包围南巢，拔除栅栏，纵火焚烧，当即杀死倭寇400余人，余者逃往它巢。戚军随后按照作战部署进攻东西两巢，遂荡平东巢，铲除西巢。戚继光亲自督策部队奋力北上，再破北巢，粉碎了倭寇对仙游的围困。残余的倭寇，遂后撤退数里，脱离与明军接触。三十日，倭寇向泉州、惠州方向逃窜。
仙游一战，明军大获全胜，消灭倭寇千余人，俘通事1人，缴获器械600余件，解救民众3000余人。
古人云：“聚而不聚为孤旅，分而不分为縻军。”协同作战，不是简单的集中兵力。兵力应当集中而不集中的，就是自己孤立自己，兵力应当分开使用而不分开的，就是自己束缚自己。何时聚好，何时分好，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而定夺。
在实战中，既需要酌情选用，又要配合使用。通常情况下，处于内线作战的部队，面对多路敌人的正面围攻，则需分出少部力量，选择良好地形阻敌多路，同时集中其主力，突然进攻某一路，实行内线中的外线作战，这是摆脱被动局面的关键。同时，平时所讲的集中兵力，四面包围，打歼灭战，也有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问题。既然是四面包围，部队就分成多路行动；既然要打歼灭战，部队就需梯次配置。否则，部队展不开，又如何发挥优势兵力的作用呢？
今天，现代化军队已发展成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协同作战是现代战争的客观要求和必然方式。指挥员应时刻记住，将每个环节都链接成“常山之蛇”军阵，强调协同作战，具有大局思想。那种不服从指挥的部队，只能是削弱甚至丧失了本有的战斗力，一定是上下混乱不堪，计划破绽百出，作战不堪一击。而服从指挥的军队，战斗力会倍增，一定是协同能力强，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因敌应变，上下精诚团结，众志成城，将无坚不摧。
正如《淮南子·兵略训》中所记载：“夫五指之更弹，不如卷手之一桎；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就是说，一个指头轮番敲打，不如攥紧拳头牢牢箍住；一万人轮番进攻，不如100个人同时动手力量强大。这就是孙子所谓“并敌一问”。不仅如此，拿破仑说过：“进攻战争的原则如同实施围攻的原则，火力必须集中在一点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天其稳定性，以后任务就是把他彻底击溃。”一个是“集中”，一个是“在一点上”，一个是首先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这三条互相紧密联系。倘若只讲“集中”，而不考虑后两条，则仍未算得真正寻得制胜之道。
古今中外兵家无不十分强调“并敌一向”的原则。孙子强调用兵要“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作战中要造成“以镒称铢”“以碫击卵”之优势兵力，使“我专为一”“敌分为十”，从而达到“以十攻一”、聚而歼之的目的。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中写道：“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可靠的行动指南。”“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战争实践中，毛泽东强调集中兵力这一原则在其作战中的重大指导意义：“中国红军以弱小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哪一个大胜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集中兵力，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他还曾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生动比喻，阐发其深刻的道理。
4.因地制宜者胜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人们面对的客观实际也是千差万别的，再好的理论、经验条文，此时、此地适用，彼时、彼地就不一定适用，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具体情况灵活地采取适宜的措施，这就是所有的“因地制宜”。
原文：
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译文：
掌握在各种地形地理上应采取的不同战术变化，特别是九种战略地域上的不同应变处置举措；掌握进退转移、攻防的利害得失，特别是能屈能伸地利用各种有利地形；掌握全军上下思想情绪的规律，特别是各种情况下多种人员的心理活动。这些都是将帅不能不仔细观察并认真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