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高新及生态产业vs传统产业
定位与战略目标的差异，使皖江城市带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皖江城市带的规划是，至2015年，汽车、钢铁、有色、装备制造、化工、建材、家电、农副产品加工等八大产业销售收入超千亿元，三大产业协调发展。
但是，在皖江的三大产业中，其侧重点绝不一样，非农产业比重达到90%以上，暗含其未来将以大规模工业化为特征。
皖江城市带加工产品的50%以上为长三角配套，汽车、家电等产业所需零部件的70%左右都来自长三角。其产业转移，出现了组团式转移趋势。皖江的开发园区，亦将出现集中的趋势。
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目标中，首要的是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工业发展。而这种战略布局，注定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未来三大产业的比例，将比较均衡。
除三大产业比例上的差异外，两者的工业体系亦各有侧重。
在产业结构方面，皖江城市带明确把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纺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作为六大支柱产业。拥有全柴动力、江淮汽车、海螺水泥、美菱、三洋等知名企业。
皖江城市带将主要承接长三角的传统产业、大众消费产业，其特征为具有规模效应的广泛的制造业。
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主要确定了光电产业、新能源产业、生物产业、铜冶炼及精深加工产业、优质钢材深加工产业、炼油及化工产业、航空产业、汽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等八大工业产业。
在传统的产业之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未来的亮点在于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部部长万钢称，将优先扶持光伏、风能核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促进产业聚集。
江西石英储量全国第一，是我国最重要的光伏产业基地。太阳能巨头赛维，即落户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的新余。此外，凤凰光学、联创光电等光电企业亦在区域内。
在龙头企业的比拼上，皖江城市带的领袖型企业如江淮汽车等，更有影响力。同时，皖江城市带配套能力强大，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配套能力上稍显不足，这使其无法形成像皖江城市带那样的组团模式，亦难以形成集中的工业园区。
作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成员及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上饶的产业结构具有典型意义。在上饶，既有比较发达的工业，亦有生态农业。2008年上饶市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68家，为全省第一位，同时，高新科技产业、商贸物流产业亦比较发达。
据张爱平介绍，作为上饶的中心城区，信州已经形成了纺织服装、机械制造、光学电子、食品加工为主的四大支柱产业。商贸物流产业对于经济的贡献达到50%以上，在信州，有13家营业额过亿的商贸市场，3家营业额过亿的商贸城。同时，高新科技产业比较突出，有本土的凤凰光学、众力光学；来自台湾的太阳能企业光宝集团；来自广东的光伏产业金科能源等。
第五节资金来源：产业吸引vs开放创新
皖江城市带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搭上了2009年以来中国批量生产的12个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快车。这既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
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逐步确立，其时间跨度大，空间距离亦广阔。从深圳70年代末设立特区，到90年代初开放浦东，以及到21世纪初成立天津滨海新区，间隔均有十余年。每一个经济区的设立，中央政府都可举全国之力进行重点投入，并且给予广泛的优惠政策。例如，深圳特区更多获得了政策创新支持，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则获得了大量的中央财政的倾斜。
30年前对沿海区域的政策和资源的倾斜，是定向和集中的。而本次的12个新的规划如天女散花，各个规划区雨露均沾，但难以获得特殊照顾。各自的优势亦互相抵消。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皖江城市带，还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其未来获得来自中央政府的资金与政策优惠，都是极其有限的。更多的可能是需要自筹资金。
由于区域特性的不同，皖江城市带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在资金来源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由于皖江城市带具有配套性强的特点，因此吸引了很多地方的企业投资。中盐在2009年率先投资合肥，中铝、中航、中石油、国投集团等央企纷纷赴皖进行调研。其后，签署了180多个投资项目，涉及总投资额超过6000亿元。
其他经济区域的企业，亦纷纷投资皖江城市带。淮北矿业投资的安徽定远大型盐化工项目，总投资额达160亿元，皖江城市带已经出现了投资的“羊群效应”，获得的地方企业投资已近2000亿元。
而在江西省的计划中，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前期投入需要1.5万亿元。为筹得这笔巨资，更需要其开放投资，争取比较宽松的金融政策。
来自国家层面的支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生态建设以及湖区农民的转移支付；其二是环保项目中的财政拨款，如鄱阳湖枢纽工程、湖水治理资金等；其三是在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给予支持。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自筹资金主要途径之一，是利用银行贷款和投资。目前，鄱阳湖区乃至整个江西都比较缺少大的中央级银行，其借助的力量，更多来自商业银行。未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将组建10家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新增30家小额贷款公司。同时，鄱阳湖作为世界知名的生态区，可以谋求世界银行的支持，为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正争取利用银行贷款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示范项目。九江环鄱阳湖区域和修河源头的13个县（市、区）均将受益。
此外，还可以考虑发行政府债券。同时，大面积开放民间投资，如，筹建“鄱阳湖产业投资基金”，或者各地的污水治理基金等，以广泛吸引社会投资。
鉴于此，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急需获得金融政策方面的宽松政策，如区域内城市商业银行改革发展，民间银行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打造南昌等区域金融中心，与国际金融组织展开合作，开放保险等其他金融业等。
韶关、河源、湛江：珠三角的三角竞争
珠三角已呈腾飞之势。
但是，珠三角的三个角地，东角河源、北角韶关和西角湛江，却仍然在沉睡之中。
在珠三角这块热土的周围，出现了一片洼地。不得不说，这是广东乃至全国发展战略的一大遗憾。
作为广东经济龙头的珠三角，由于传统的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等压力，产业转移已经迫在眉睫，珠三角的战略纵深已经不足以承载其快速发展，在此情况下，珠三角边缘地带的发展，就成为珠三角维系未来竞争的潜力所在。在未来，珠三角东西两翼的发展以北角的腾飞，已成必然之势。
河源实行颠覆性的发展战略，以四新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立极，其未来值得期待。韶关是广东通往内陆腹地的咽喉要道，而其重工业如能得到大众工业的中和，将成为广东重要的工业城市，有望成为未来广东区域性中心。湛江则随着北部湾沉浮，有望成为广东西部乃至北部湾的中心。
三角争雄，谁可领先？
南海激荡，烟花漫天。
自改革开放以降，珠三角即逐步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引领中国轰轰烈烈的经济发展之先声。而深圳特区30年庆典的烟花，似乎为珠三角腾飞的注脚。历30余年的发展，时至今日，珠三角经济区早已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区域，形成了广州和深圳两大中心城市，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惠州、江门、肇庆等七小虎亦群星璀璨。珠三角由此成为中国产业结构最齐备、最富有竞争力的区域。
但是，在新的《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出台之后，珠三角四顾之下，却颇为尴尬。珠三角边缘的三大边角之地，东角的河源、北角的韶关、西角的湛江，在过去的30年中，已经被珠三角抛在千里之外。
在改革开放30年后，随着中国的国家发展大战略从非均衡战略过渡到均衡战略，战略中心将不可避免地从沿海转移到更广阔的内陆。珠三角乃至整个广东的未来发展，必然出现大的变局。
珠三角边缘三角地的腾飞，不仅是大珠三角欲持续领先中国的必然选择，亦是将来实现泛珠三角发展的必经之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未来，河源、湛江、韶关在珠三角的“三角竞争”中，谁可抢得先机，更胜一筹？
第一节区位优势下的未来定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的发展，与其天然的地理区位有极为重要的关联。
地处珠三角边地北角的，赫然是粤北门户韶关。
随着武广高铁的开通，韶关的区位优势，发生了质的变化。武广高铁使韶关至广州的时间距离缩小至40分钟，而至内陆重镇武汉只要3个小时，彻底将广东与内陆连成一体。在未来，韶关可迅速融入广州1小时经济圈和粤湘楚3小时经济圈。
时势的变化，使韶关的未来定位，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韶关将从广东的重工业基地，转型为一个集交通、商贸、工业等多位一体的现代内陆中心城市。
随着中国确立以内需为主的国策，未来广东与内地的联系将成为主流，韶关作为广东省陆上交通咽喉的地位将会重现，韶关将成为广东向内陆辐射的枢纽。
珠三角的边地东角，是被称为粤东门户的河源。
河源淋漓尽致地诠释了“祸兮福之所倚”的古语。河源位于广东东北部，东江与新丰江在市区东面交汇，是珠三角诸城市用水的主要来源地。
在改革开放初期，河源由于是广东水源地，其工业发展一直受到制约，这使河源的经济发展落后于珠三角，亦逼迫河源“杀出一条血路”。
歪打正着之中，河源成为广东实现产业“双转移”的承接者。而更重要的是，河源长期在广东地区经济中排名最后一位，工业基础薄弱的河源，竟然直接将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未来工业基础，没有历史负担，因而能轻装上阵。
总体来说，珠三角是“东强西弱”，而河源，则正好临近珠三角的“东线”。深圳高新科技产业在全国举足轻重，也间接使河源成为珠三角高新产业的承接地。最近几年来，河源发展迅猛，5年平均增长速度仅次于东莞与中山，排名全省第三。
河源的成败关键，在于中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在“诸侯经济”的体制下，各地均欲以高新产业破局，甚至是传统制造业基地的顺德，也宣称未来要转型新兴产业。未来，河源能否竞争过这些传统产业基地，以及内地广大的同类定位城市，将决定其继续沉沦，还是一鸣惊人。
珠三角的边地西角，是海港城市湛江。
湛江地处雷州半岛，濒临南海，背靠大西南，居粤、琼、桂三省交会，西靠北部湾，南出太平洋，处于亚太经济圈中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具有成为北部湾经济圈龙头的巨大潜力，与新加坡、香港成鼎足之势。
湛江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是广东省西部和北部湾地区的中心，更是大西南的出海主要通道，是少数拥有广阔大陆腹地的港口城市。
而湛江的这些优点，又恰恰造成了其现实中的尴尬。作为广东西部中心，湛江从来似乎游离于广东之外，湛江港虽然是全国十大港口之一，但珠三角地区的海上交易，主要通过深圳—香港线完成。湛江在广东，已经长期被边缘化。
湛江通过黎湛铁路与湘桂线衔接，从而与广阔的大西南紧密相连。目前，西南地区云、贵、川、渝四省市每年经湛江港进出口物资占其全部进出口总额的近50%，湛江是大西南走向世界的主要门户。但是，大西南的经济发展，在国内尚处于落后状态，其经济总量在全国占比亦很小。
而作为北部湾的中心城市，一度传扬的湛江直辖，到现在仍然难以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北部湾战略对于中国来说，更像是一个未来战略，包括湛江等北部湾诸城市，只能是处于等待中的未来之城。
“三不像”的尴尬，使湛江的定位，经常发生摇摆，至今亦难以定论。湛江的工业体系，难以与广东协调合拍；而作为大港口，又是重化工业优先选择的基地。这种错位，造成湛江工业体系的混乱——既缺少核心本土工业，但是，来自中央的大企业，却有很多落户湛江，造成了“客卿经济”现象。
某种意义上说，湛江很像是一个游离于广东体系之外的城市。孤悬西侧，远离广东的中心。也许，在未来北部湾经济兴起、越南等东盟国家兴起之际，才是湛江崛起为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