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最高处，不仅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责任。
在中国，北京、上海等直辖市之所以受到特别的关注，不仅因为其地位险要，也因为其背负了巨大的期望。从某种意义上说，直辖市是中国繁荣与富强的缩影。
祸福相依。
突出的政治地位曾为中国的各个直辖市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上海被确定为中国未来的金融中心，亦成为在华企业的总部所在地，以及宝钢集团等央企青睐的地方；北京是中国服务业最发达的城市，亦是北方经济中心、大型央企的总部所在地；天津滨海新区，获得了巨大的政策优势，吸引了无数的大型央企的投资，最近5年，天津亦因此突飞猛进；而重庆，则迅速整合了八大投（2002年，黄奇帆学习“上海模式”，牵头组建了重庆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集团、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司。这“八大投”由重庆市政府拥有，授权经营，目前已经成为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公共领域重大项目重要的投融资平台。——编者注），成为中国内地的开放高地。
过多地获得政策性扶持，对于这些城市亦多有弊端。最典型的就是各个直辖市的民营经济普遍不发达，缺乏经济活力，无法实现类似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那样普遍地藏富于民，也无法诞生本土富有竞争性的企业巨头。
而除了共性之外，各个城市亦有其各自在未来需要突破的瓶颈。
在上海，海派文化的消失使上海不再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城市，而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保守的城市，其百年前的开放与博大已经消退。同时，本地人口过多亦使上海成为一个“上海人”的上海，而非中国的上海。而东京、首尔、新加坡、中国台北等其他亚洲城市的崛起，亦使上海“东方巴黎”的地位不再。
北京与天津，则没有调整好各自的定位。在京津冀都市圈中，存在一个普遍的看法，即将北京的经济功能搬到天津，只保留其文化和政治功能。但是，事实上，作为东北进入京津冀都市圈的必经之地，北京仍然是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引起巨大争议的是，北京的发展已经逐步成熟，而其将内城四区合并为东西两个城区的做法却与全球性城市“大城小区”的城市规划背道而驰。至于其效果，可能需要很久才能看清楚。
天津则需要突破两个局限。其一是天津与北京之间的关系，天津此前一直是作为北京的屏藩而存在的，未来，天津需要逐步去掉这个政治功能，成为京津冀都市圈新的经济中心。天津的第二大局限，则是整体经济都依赖于国家大型投入，本土经济不发达。此外，图们江的开发，将使中国东北增加出海口，天津的地位必然受到削弱。中国不仅需要一个天上的天津，更需要一个民间的天津。
重庆宣称要做国际化大城市，但该城市一直以来都缺少吸附能力。重庆是中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少于户籍人口的直辖市。另外，重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也使得这座城市呈现出普遍的贫穷与局部的繁华，这使重庆难以成为中国公认的大城市。
直辖市的发展，未来如何破局，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上海能否成为未来的远东经济中心？
天津能否取代北京成为北方经济中心？
北京何时不再成为北方的黑洞，而成为发出普惠四方光芒的太阳？
重庆何时成为既大且富的城市？
无论是上海的重新开放、北京的“小镇式繁荣”、天津的滨海新区模式，还是重庆的新内陆开放模式，均是对各个直辖市未来的设想。
而在各个直辖市的破局之策外，直辖市的未来改革，亦呼声日高，甚至在“两会”上，就有政协委员直指直辖市的弊端。关于直辖市未来的改革，有两种设想。
其一，是简化直辖市的功能。由于中国的发展已经从沿海推进到内地，实现了普遍的初步崛起，直辖市的表率作用已经终结，重要性相对下降。同时，直辖市过高的政治地位容易导致管理僵化，保守则成为其普遍选择。
在未来10年至20年中，中国可考虑重新定位直辖市的功能，只赋予其在独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特殊性，而取消其在政治领域的特殊性。对此，中国可借鉴国外一些特别城市的构建模式，如10年后所有直辖市最高长官，全部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应降级为中央委员或者候补委员。
在未来，淡化了政治色彩的直辖市，将从“政治挂帅”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而这其实更有利于直辖市的长远发展。
其二，就中国的国家战略而言，从前的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模式即将让渡于均衡模式。在此情况下，未来内陆将崛起一批非常重要的城市。现有直辖市的数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区域经济迅猛发展的大势。目前，中国只有四大直辖市，而且除重庆外，其他三个直辖市都在沿海，无论从国家战略安全角度，还是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角度来看，都不合适未来发展。若将中国的地域特点、历史沿革和全球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先例综合起来考虑，就不难发现，中国设立十大直辖市比较恰当。
武汉、深圳、大连、西安、青岛，乃至未来的湛江、北部湾的核心城市，以及新疆等地，均可考虑设立直辖市。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直辖市？
直辖市不仅需要有强盛的经济，需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还需要有普遍的富裕、合理的阶层分野，更要有吸引四方的归化能力和包容四方的开放气度。
上海能否成为中国的龙头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城市，也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失望的城市。
作为中国的龙头，上海一度成为中国百年来最繁华的城市，亦被称誉为“东方巴黎”。然而，百年变幻，时序轮转，东京、香港、台北、新加坡先后崛起，昔日海上花已无法傲立枝头。
在国内，昔日的“海上花”正面临着两面夹击。先起的深圳，挟改革先声之勇，率先杀出一条血路，以横空出世之态强势崛起。而在上海身后，中国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渡到均衡战略，各个区域中心城市蜂起争雄。上海的沉浮，不仅是上海人努力的结果，亦是国家大势所致。
移民心态的固化、民营企业的凋零、过于政治化造成的保守与僵化、海派文化的没落，乃至其在远东中心地位的下降，都对上海的未来造成了挑战。
前进一步是人生，退后一步是黄昏，上海将何去何从？
第一节上海“远东中心”梦已远？
世博会之于上海，类似奥运会之于北京，上海欲以世博会作为其冲刺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的奠基礼。
遗憾的是，历史曾经给予上海机会，但上海没有抓住。而从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来说，上海离中国经济中心和远东经济中心的角色，已渐行渐远。
上海关于“远东经济中心”的记忆，更多源自民国时期。不过，这种地位，乃是由特殊时势造就的。
由于港口位置优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通商口岸之一，此后，列强相继在沪设立租界。租界的存在使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未被战火所波及，并享有实际独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国际联系，进而成为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上海超越香港及东京，成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
同时，上海离民国时期的首都南京很近。当时民国政府实行双都制，南京为政治首都，而四大家族所掌控的几大银行的总行无一例外都在上海，上海因此成为事实上的经济首都，集合了当时全国的经济资源。
但是，随着时世的变化，上海逐渐失去了优势。
新中国定都北京，且以天津作为北京的屏藩，上海不再享有民国时期独大的地位。在毛泽东时代，上海虽仍被“计划”为中国经济第一重镇，但彼时的中国经济发展遭遇长期停滞。矮子丛中，岂有巨人？
在2008年的全球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东京高居全球之冠；首尔、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北九州、中国香港等亚洲城市均排在上海前面；中国台北、新加坡则紧随其后。
事实上，随着日本、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崛起，上海逐步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东京逐步成为远东经济中心，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首都，其国际影响力远超上海。2008年，东京经济总量几近10倍于上海；20世纪70年代之后，韩国汉城（今首尔）逐步崛起，并于20世纪80年代借奥运会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重要的自由港，其地位远远超过上海；随着台湾地区经济腾飞，台北、高雄等也成为亚洲重镇。
20世纪之初，亚洲的重要城市唯东京、上海、香港；21世纪之初，亚洲城市却已是群雄竞起。上海虽着力打造东方之都，但其中心地位已被稀释殆尽，光芒逐步暗淡。
在国内，上海的影响力亦被日益稀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均已迈开发展步伐，而这种自发的、内驱式的发展在动力和持续性上，要远胜于行政力量的计划安排。
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即失去先机，直到1992年才开始真正改革，这使得上海不仅落后于深圳及珠三角、长三角其他城市，甚至还落后于一些内地城市。珠三角的崛起，使当时的经济中心从上海转移到了深圳、广州等城市。
而长三角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没有使上海的地位增强，反而使上海的区域性中心地位有所降低。自1978年以来，上海在长三角中的经济份额，从近一半下降到只有1/4，而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却发展迅猛。以苏州为例，其占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份额便从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2.19%，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而在制造业领域，长三角区域的其他城市更是全面超越上海。
中国区域经济的群体性崛起，以及条块式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亦阻碍了上海成为经济中心。
虽然最近上海被中央批准为中国金融中心，但是，由于金融监管中心、央行、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均在北京，上海实际上并无号令天下的优势。同时，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银行运作按区域进行，上海市的建设银行，并不比内地一省的建设银行级别高。
在上海宣布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先后有北京、天津、深圳、重庆、大连、武汉、西安、杭州等城市宣布要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
这种条块分割模式，使上海无法完成对全国资源的吸纳，不具备利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
相较上海，深圳背靠香港，未来的深港一体化将给深圳带来巨大的机遇，使其战略纵深远超上海。
《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批后，深圳拟将特区扩大到龙岗、宝安及光明新区，如此，深圳特区的面积将扩大为现在的5倍。目前，深圳特区只占全市面积的1/5，却创造了全市52%的产值。以前，深圳特区有限的空间被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商业区等重重分割，各地区经济模式相对独立，产业无法有效整合。一旦深圳扩区，其未来释放的能量将是巨大的。
00目前，香港与深圳两地合计面积300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500多万，两城联合将解决彼此的战略纵深问题：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深圳的金融业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达9％，深港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前景广阔；香港的服务业占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0%，为全球主要城市中占比最高的，而深圳发达的制造业与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产业，与香港正好形成产业互补；深圳的企业在国内富有竞争力，而香港的企业具有强大的对外辐射能力，深港一体化将使深圳更具全球性的影响力，而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也将使深圳成为世界物流中心的设想变为现实。
在软件方面，香港多年来一直被誉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方，拥有健全的司法体系和严密的知识产权条例，而其自由港的身份与体制则使得在香港，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人员自由迁徙、全球资讯无障碍流通成为可能。深圳一直在管理模式上向香港学习，是内地在管理模式上最接近现代化的城市，这种优势在全国独一无二。一体化的深港比上海更有能力代表崛起的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与纽约、伦敦、东京分庭抗礼，并由此成为新的特大国际都市中心。
珠三角地区的9个城市在同一个省份中，不仅地域相连、发展水平接近，而且有较相近的产业基础，因此最容易实现一体化。而长三角地区的16个城市则分布在江、浙、沪三大省级行政区域，实现一体化的行政协调成本相对偏高，甚至很多城市与上海充满同质化竞争，部分中心功能被分流。在引用外资方面，苏州直逼上海，宁波则一直希望在港口航运方面与上海平起平坐。在对民营企业的吸附能力上，长三角城市远超上海。从上海迁走的众多民营企业，大部分搬到了上海的周边城市，杭州、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其省域中心地位带来的优势亦将削弱上海的影响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不仅与香港之间存在互补，亦与珠三角核心城市群中的东莞、惠州形成互补。而深港中心，与广佛中心、珠澳中心形成的珠三角中心，又形成了全国性的辐射与产业互补。如此，深圳形成了三重战略纵深，它在全国的自由经济竞争体系中的作用，非其他城市可比。
不过，正如日本抓住欧洲短期衰落、美国崛起的机会，融入美国经济体系而崛起一样，中国的崛起，亦将使一大批城市成为潜在的国际经济中心，而上海作为呼声最高的城市，其发展空间也是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