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这次被称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的登月行动，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一无所知。就像这一年全世界的人都对一部“最伟大”的电影毫无所知一样。
未受“五月风暴”影响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如期举行，但是它却因为“某些政治要人的观点”而失去了“世间最伟大的电影”——《安德烈·卢布耶夫》，历时数年拍摄这部巨著的导演是前苏联流亡电影诗人安德烈·塔科夫斯基。这一年，他没去戛纳。1983年，不知是对他的补偿还是安慰，他以《乡愁》被戛纳国际电影节授予“最佳导演奖”。
但无论如何，历史中短短的14年对一个人的人生来说已经足够错过许多，虽然没人知道“不错过”又如何！
【共和国台历】
中共九大
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召开，林彪作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鼓吹“文革”的“丰功伟绩”。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入总纲。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庆大霉素
5月5日，新华社报道：中科院华东分院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微生物研究室、上海第四制药厂等36家单位研制成功国产抗菌素——庆大霉素。
贺龙
6月9日，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享年73岁。
第一条地铁
10月1日，自1965年7月1日开工的我国第一条地铁建成，由北京火车站至西郊苹果园，全长23.6公里。
陈寅恪
10月7日，著名学者、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去世。
刘少奇
10月17日，重病在身的刘少奇被担架抬着，空运到河南省开封市，监禁在一个严密封锁的小院内。由于病情迅速恶化，11月12日晨，刘少奇含冤逝世，终年71岁。他在受辱临难时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刘少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70，木秀于林
4月，祁连山上的积雪还未融化，山北脚下是河西走廊的必经之地——酒泉。24日，这里的戈壁滩上人头攒动，人们穿着棉衣等待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4月1日，装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到达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30多米高的龙门塔工作平台上，科技人员不分昼夜，一次次地测试。
4月24日3点50分，周恩来打电话通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毛主席已经批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过细地做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21点35分，“长征一号”携带着“东方红一号”在隆隆声中离开了发射台。现场的军人、科研人员、工作人员、参观百姓，每人手里都紧紧地攥着《毛主席语录》屏息静气，当火箭渐渐升空而去，现场顿时变成欢呼的海洋。21点48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21点50分，广播中传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
4月25日18点，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的近地点高度439公里，远地点高度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圈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顷刻间，全国人民沸腾了。人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庆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夜幕降临，天安门广场上红旗飘扬，人潮汹涌，鼓声震天。
“东方红一号”卫星是科研界的一项奇迹，不仅因为它使中国成为继苏美少数几个大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自行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且还因为它背后的故事。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大部分是在“文革”动乱的年月里进行。1967年初，中科院和七机部及下属单位均被“群众组织”夺权，卫星设计院领导全都“靠边站”。很多科学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务”、“牛鬼蛇神”。研制卫星的工作只能等参加完“革命”才能去做，批判科学家时，业务骨干还要参与陪斗。整个工作曾一度面临夭折。当时，周恩来与聂荣臻宣布：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编入军队序列，不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即便如此，研制卫星所需的各种设备严重不足。其中有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铆接，可当时根本没有铆枪，也没有固定工件用的桁架，大家靠手里的小锤，用自己的身体当桁架，将铆钉一个个敲上去。就这样，居然解决了铆接、阳极化电抛光、光亮铝件大面积镀金等复杂工艺。卫星厂没有符合要求的试验场地，“热控试样星”的试验是在一个冷库中进行的。谁能不感叹这手工土法打造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个奇迹！
然而，为之奋斗的科学家们不得不在“牛棚”里聆听取代了苏联卫星滴滴答答电报声的清晰的《东方红》乐曲。而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赵九章先生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他已于一年半前含冤去世。
除了人造卫星，这一年还完成了几项“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
7月1日，在四川西昌北部23公里的小镇——礼州，从昆明北上和从成都南下的铁轨在这里对接成功，建设了12年的成昆铁路全线竣工，为西南的经济和国防提供了保障。9天后，在成昆铁路沿线的攀枝花市，攀钢一号高炉生产出第一炉铁水。曾经荒凉的攀枝花逐渐建成为中国西南部最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
但这一切振奋人心的建设事业并不能改变时代的潮流，这一年《人民日报》的新年社论是《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将是人民革命风暴在全世界更大兴起的年代，将是帝国主义在重重矛盾中加速崩溃的年代”。
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年仅27岁的遇罗克被判死刑。事情起源于1965年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24岁的遇罗克起而应战，1966年2月13日，《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在《文汇报》上发表，然而从版面编排，遇罗克看出了编者的用心。他在日记上记道：“整个版面安排对我纯属不利……我的文章俨然是工人和农民的反面教材了。”但是，他“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他充满信心，“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在文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1966年底，针对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遇罗克又写下《出身论》，指出其荒谬本质，“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永远不能成功。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这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文章以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名义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强烈的反响。一时间手抄、油印本迅速流传至大街小巷。
文章一开始就尖锐地说：“出身几乎决定一切……这一时期，有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着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江青、姚文元等人按捺不住，1967年4月13日，戚本禹出面，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他在被捕前的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坚持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被捕后，受到80多次“预审”，被扣上“阴谋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一片“打倒”声中，遇罗克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到了1979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遇罗克，把他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同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最终“宣告遇罗克无罪”。
1975年，北岛写下《结局或开始——献给遇罗克》：
也许有一天
太阳变成了萎缩的花环
垂放在
每一个不朽的战士
森林般生长的墓碑前
乌鸦，这夜的碎片
纷纷扬扬
而这个执著追求真理的青年曾对自己说：“努力够了吗？吃苦够了吗？挫折够了吗？读书够了吗？修养够了吗？都不够。可以休息吗？能够自满吗？前途还漫长着呢！”
【共和国台历】
招生改革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和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10月15日，国务院通知全国各地高校，1970年的招生工作，按照北大、清华的做法进行。这一政策直到1977年被高考制度取代。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在会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等“称天才”的材料。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责令陈伯达检讨。会上，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
中央组织宣传组
11月16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成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不久，康生养病，李德生调职沈阳军区。
中美缓和前奏
12月18日深夜，毛泽东对来访的斯诺说：“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他可以作为旅行者来，当然，作为总统也行”，“如果尼克松想来北京，你就捎个信。”在美国，尼克松提出要有计划地从柬埔寨撤军，并准备同中国缓和关系。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则意味深长地刊登出一幅照片，那是国庆节那天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在天安门上的大幅合影。
葛洲坝
12月25日，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上的第一个大型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1，飞越，飞跃
1月27日，农历春节。很多知青要“过一个革命化节约化的春节”，决定“不回城市过春节，留在农村干革命”。冯荣光就是其中的一个，“正月初一这天，杀牛湾这个小山村除了此起彼伏的几声鸡鸣外，亦如往日一样宁静。没有人惊扰，木板壁四处透风，一股股寒气侵袭而入，我蜷缩在热乎乎的被窝里，蒙头大睡，全然忘了今晨是正月初一”。他留下的原因是等待春节要来的招工组，“我不能放过这次‘跳龙（农）门’的唯一机会。我要努力‘挣表现’，做给公社头儿们看，我和贫下中农在一起过了个革命化的春节。这可是关系我前途命运的大事啊。”他的春节梦被敲门声惊醒，当他发现马三娘留在锅里的“一大碗汤圆，四周还用热水温着”。他“真切地体验到一种人间真情关怀的温暖，看到了艰难岁月中弥足珍贵的人性之美。”
这一年春天，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要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甲二专程来华邀请中国参赛。但是反对的声音不断，周恩来焦虑地说：“你们不要那么‘左’嘛！”他在给毛泽东的报告里提出，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毛泽东批示给体委：“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3月28日，比赛开幕。参赛的美国队里有一个扎着长头发、穿着紫色印花喇叭裤的选手——圣莫尼卡大学学生格伦·科恩。一天，前往体育馆比赛的科恩碰巧临时搭上中国代表团的大轿车。坐在后排的庄则栋走向站在车门口的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品吧。”他从手提包里拿出纪念品——中国传统的手织品。这一意外举动令科恩高兴之极，他也想在自己包里找点礼物，“噢！我什么也没带，连把梳子都找不出来。可是我一定要送你一件……”庄则栋后来回忆说：“登上我们车的运动员也是美国人民的一分子嘛，做敌对国家人民的工作才能真正体现‘友谊第一’的方针。”
轿车停在体育馆门前，敏感的记者立即把照相机对准庄则栋和科恩，第二天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他们下车后交谈、握手的照片。这一友好交流举动很快在大会上传为佳话，同时也触动了美国队，他们希望能像加拿大等队一样受到中国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