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让我们先从顶峰开始、从美国公益事业成就的最高点开始，来审视这些人、这些事。
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公益事业中的三位巨人，在进入20世纪前后的几十年间，相继出现在美国的舞台上。他们创建了现代的公益基金会，而且展示了它的极大潜能。他们以自己的作为在美国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们的名字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他们全都出身于普通家庭，又都作为商业企业家获得了巨大财富，而且全都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献身于公益事业，为之捐出了他们的财富。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能够把自己在商业上取得超凡成功所依靠的创造性的企业管理和组织才能，运用到公益事业之中。
洛克菲勒，由于强烈的宗教信仰的驱动，视自己为上帝的仆人，把巨额财产中很可观的一部分献给了公益事业。卡内基，这个贫困的苏格兰激进派移民的儿子，出于对收容他的国家的感激之情和一种社会责任感，去帮助穷苦、不幸的人们改善自身状况和生活条件。罗森沃尔德，一个欧洲犹太移民之子，则感激他的新国家所给予的自由和平等，觉得自己对所有处境不幸的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负有强烈的义务。
这三个人在公益事业中都有无限的眼界和无比的雄心——从全国范围的改革和机构创新，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医药、教育、国际事务等项目。在眼光、技巧和成就方面，他们都是真正的巨人。一百年之后，他们的才华也仍然光芒四射。
约翰·洛克菲勒
就公益事业的规模及其对美国乃至全世界人类福利的影响而言，约翰·洛克菲勒先生也许是这三位令人敬畏的人物中最重要的一位。在他以前和自他之后，直到如今，没有一个捐赠者的成就能够与他相比。
十分荒唐的是，20世纪的最初10年里，洛克菲勒由于其冷酷无情的经商之道而受到了公开的嘲弄。报纸曾把他描绘成“当代的超级恶棍”、“美国最可恶的男人”，当然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对他的评价相对要缓和一些。然而，即使在早期境况维艰之际，他的慷慨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所创建的主要机构，包括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现在的洛克菲勒大学）、普及教育委员会、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他对这些机构的馈赠总值（按捐赠当时的市场价值估算）超过5亿美元，如果按现在的美元比价计算，这个数目还要再大若干倍。而且，这个人的公益事业的与众不同之处，还不在于规模，而在于质量——在于其伟大的开拓性的目标及其辉煌的成就。差不多所有自此以后的公益事业与之对比都相形见绌。
洛克菲勒公益事业的根基，在于他的宗教修养。他是个虔诚的浸礼教徒，把自己看作上帝的仆人。他曾说过：“我相信，我赚钱的能力是上帝的赐予才具备了这种天赋。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赚钱，不断地赚更多的钱，并根据我的良心的指令，用这些钱财来为我的同胞谋福利。”洛克菲勒的婚姻更增强了他的社会良知。他的妻子劳拉的父母斯佩尔曼夫妇，是公理会教友，狂热的废奴主义者。斯佩尔曼在内战期间是地下铁路的经营者。亚特兰大的斯佩尔曼学院（南方第一所为黑人妇女开设的“进修学校”），就是以他和劳拉母亲的名字命名的。生意、家庭、教堂和善行，是洛克菲勒的全部生活圈子。
在1872年他的生意规模尚小时，洛克菲勒就开始每年拿出7000美元给公益事业；到1882年捐赠数已增加到25000美元；到1892年又猛增到150万美元。此时这些零零碎碎的捐赠大都与他的教会有关（包括学校、医院和传教活动），消耗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他宣布了一笔相当数目的捐赠之后，又有近5万封恳求援助的信件潮水般向他涌来。他的压力很重，健康不佳，使他开始产生“要么卸掉一些重负，要么干脆放弃捐赠”的想法。
但就在这时，机缘巧合之下使他作出了有关他的公益事业的一个无比重要的决定：聘用一位38岁的年轻人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担任他的助手。盖茨当时是美国浸礼会教育协会的主任，而且他刚刚完成了对全国浸礼会学院落后状况的调查研究（其中有些学校洛克菲勒曾经给过少量资助）。盖茨的结论是：高等教育领域所需要的，是一个按高标准设立的优质的新教育机构。它不应设在东部，而要设在中西部，那里正在形成新的贸易和工业中心。洛克菲勒对盖茨的报告和他本人都很感兴趣，后来给了总数4000万美元的捐款，来建立一所新型的学府——芝加哥大学。
洛克菲勒对最初一系列罕见的大笔捐赠的决策过程，就体现了他以后慈善行为的特征：对每个想法进行严格的企业式的评估，保证有良好的组织领导，在采取行动之前反复考量等。他的另一个特点是常会被一些宏大的、令人振奋的设想所吸引。他帮助创建了大西洋岸以西第一所出类拔萃的大学和师资队伍（当时在美国，这样的大学只有哈佛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两所）。这所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新型超级大学的建成，表明如果洛克菲勒对某个项目有信心，就会作出重要的财政承诺。
此后，洛克菲勒对盖茨的信赖越来越深，他们两人在一起形成了美国公益事业中前所未有的最强大和富有创造性的力量。这一对伙伴很不寻常，从他们的关系中可以深入地理解洛克菲勒作为一个慈善家的特殊品质。
洛克菲勒是一个含蓄的、沉默寡言的人，他抑制感情几乎到了禁欲的程度。他从不高声说话和情绪外露，遇事总是三思而行。盖茨则相反，他热情洋溢，善于言辞，勇于畅想——一半像传教士，一半像企业家。他有时有些傲气，但总是直言不讳。他会冲着洛克菲勒大喊大叫：“你的财富在不断增加，像雪崩一样滚滚而来。你必须紧紧跟上！你必须用比积累更快的速度，把财富散发出去！如果不这么做，它们就会毁了你，毁了你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而一向能接受盖茨意见的洛克菲勒，会在那里倾听着。
进入20世纪之后，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也加入了他们两人的班底，形成了难以替代的最佳组合。盖茨看起来是其中最有能量和创意的一分子，但实际上，每个人在小组内发挥的具体作用是很难分清的。特别是对老洛克菲勒来说，因为他总是不溢于言表，他的领导和掌控作用并不那么直接。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建立的过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897年，盖茨读到柏林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治疗炭疽病之类疾病的成功发现之后，建议洛克菲勒在美国也开设一所类似的医学研究所。洛克菲勒同意了。然后，洛克菲勒以他惯用的方式，与美国和欧洲医学界的领袖人物进行磋商，并采取有效步骤，使美国医学界的杰出科学家都能参与这一事业。
1901年，洛克菲勒实现了他的承诺，这个医学研究所建成了。它很快就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医学研究中心之一。多年来，它培养了一系列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科研成果。洛克菲勒为此先后投入了6000多万美元。1954年，在洛克菲勒家族第三代的支持下，这个研究所扩建为洛克菲勒大学，它至今仍然是全世界生物医学领域领先的研究和高级培训中心。
医学研究所创建后仅仅两年，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事业单位——普及教育委员会——组织起来了。盖茨和小洛克菲勒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这个新的机构为改变内战后南方的面貌所取得的成就是具有革命性作用的。委员会有效地发挥了有理想和才干的南方自由派人士（而不是外来人）的作用，使改变南方地区传统教育方式的努力能够得到普遍接受。它将一支负有使命的专家队伍渗入到各州的教育部门中，去推进为白人和黑人建立公立学校的主张，并拨款来培训小学教师和督学。但不久后情况就显示，这些措施的利益大都流向白人儿童，而没有惠及黑人儿童，洛克菲勒对委员会提出了有礼貌但很强烈的抨击，要求他们迅速纠正不公平的做法。委员会为此专门拨款给南方各州的教育部门，让他们聘用一些全职的专员来改进黑人学校的工作。
不久以后，委员会认识到要发展公立学校体制，政府必须有足够的税收，于是开始广泛地向农村地区的贫困宣战。它在全区引进了农业试验和农场示范，其中一些项目后来为联邦政府所接管或支持。
1912年以后，这个普及教育委员会又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项目：全面审视并提高美国的医学教育，因为当时这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学校的水准。委员会之所以作此决定，是基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安德鲁·卡内基赞助下所提出的一份爆炸性的报告，这份报告揭露了当时美国医学院校极其严重的不健全状况。委员会为这项医学教育改革项目耗资数千万美元，它也许是美国公益事业历史上首屈一指、最令人瞩目的成就。
1909年，普及教育委员会还建立了一个分支机构——洛克菲勒卫生委员会，去根除南方的钩虫病害。事情的起因是委员会的领导人华莱士·巴特里克（Wallace Buttrick）博士在一次旅行中，遇到了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研究钩虫病的权威C.W.斯泰尔斯（C.W.Stiles）医生。后者有力地证明这种病是可以治愈也是可以预防的，而且花费不大。巴特里克被说服了，就去找盖茨，盖茨又去找了洛克菲勒。经过一年时间的仔细研究，洛克菲勒拿出了一大笔捐款组成了这个新的委员会。此后的5年里，委员会着手防治这一祸及千家万户、上百万人口的病害。到1915年，这个项目的最后报告说明，在整个南方，治疗及预防钩虫病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
当这项重大任务尚在实行之时，盖茨已经把目光投向前方，要创建一个大规模的新的洛克菲勒信托基金，以“促进全球人类的福利”。洛克菲勒在1909年即表明，他已准备把这一设想付诸实践。创办医学研究所和普及教育委员会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使他确信，把大笔经费托付给一个由专家和具有治国才能的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是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他有机会结识了一些行政人才，除了巴特里克，还有威克利夫·罗斯（Wycliffe Rose）博士，他对这位前哲学教授赋予充分信任。
于是，洛克菲勒以自己一贯井井有条、实事求是的方式，为这项他一生中最后的，也是顶峰的公益事业做好了人事安排，来着手创办头一个全球性的大公益基金会。他于1909年就投入5000万美元建立了信托基金，但由于当时洛克菲勒在社会上声誉不佳，经过三年的政治辩论洛克菲勒基金会才得以注册。一经注册，这个新的机构便发起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项目。以原来的卫生委员会为蓝本而建立的国际卫生部，开始在全球范围先后展开消灭钩虫病、疟疾、黄热病及其他传染病的运动，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它在中国的医学委员会创建了规模巨大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成为在亚洲传播现代西方医学知识的中心。
接着，洛克菲勒基金会又致力于推动在美国和海外建立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永久性的政府机制。借助于基金会的力量，国内外第一批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校和公共卫生护士学校相继建立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这种爆发性的巨大创造力开始减退。盖茨退休了；洛克菲勒此时已年过八旬，开始脱身出来享受家庭生活和高尔夫运动之乐，并照料自己的投资。最后，他死于1937年，享年98岁。
毋庸置疑，这位约翰·洛克菲勒先生作为美国最伟大的公益事业的先驱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他能取得如此成功的方法却并非广为人知。在企业经营上，洛克菲勒无与伦比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高超的组织能力。他以自己的专心致志、远见卓识和冷酷决断，在原来一团混乱的石油工业中，创建了世界范围的一体化公司。他还展现出一种才华，即善于挑选富有能力的伙伴，把他们聚集在自己周围并委以重任。
也许，除了冷酷无情之外，上述品质也是他在公益事业中取得出色成就的原因。他是个能做善事的人，但并不多愁善感。他对那些看起来也许完全是19世纪的观点，诸如只是“改善人们生活”、仅仅为了缓解需求的单纯慈善目的而散发钱财这样的观点并不感兴趣。他相信工作和生产的能力才是人类幸福的基本源泉，因而公益事业的任务主要是培育人们自立自强的素质，从根本上消除困苦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减少困苦的表象。事实上，他认为如果将生活对人们的赐予重新分配，只能造成对文明的灾难。
就个性而言，洛克菲勒并不善于言辞或易于迎合。他的文化程度和视野相当有限，他读书不多，对文学、科学和艺术兴趣都不大，也不很擅长与教育和社会福利界的领袖们共事。他冷漠离群，总之，是个很难讨人喜欢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