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在天下大乱的封建朝代，起兵割据并不意味着与中央朝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但一旦冒出个什么王或帝，打出个什么国号，那就标志着这股势力与中央分庭抗礼了。因此哪里有什么王或帝，朝廷必定要派大军前去镇压。徐寿辉称帝的第二年，元朝大军就对天完政权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同样的道理，张士诚、刘福通等人，莫不为元军围攻。
相比之下，只有尚未称帝的朱元璋，一直到大举北伐南征前，都未受到元军主力进攻。原因之一，是朱元璋周围有徐寿辉（后为陈友谅）、小明王、张士诚势力的护卫，元军要进攻朱元璋，必须首先超过他们占据的地域。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元军曾进攻过张士诚的六合，距离应天只有五六十公里，元军可以到六合，当然可以到应天，否则朱元璋也就不会慌慌张张地派兵救援六合了。原因之二，是元璋在称帝之前，一直“忍辱负重”，隶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当时天下称帝有三四个，处于摇摇欲坠中的元朝根本顾不上朱元璋这一类附于某一政权下的力量。而朱元璋正是抓住了这一有利契机，加紧扩大地盘，壮大力量，最后终于成收拾残局的主宰者。
“缓称王”还避免了过多地刺激个别强大的割据政权。元末虽乱，但到最“冠军”只能有—个。从这个意义讲，任何—个割据政权都是皇权路上的竞争者。因此，割据政权除要与朝廷斗争外，相互之间还有“竞争”，这种“竞争”实际上是血腥的相互残杀。正因为朱元璋“缓称王”，不但避免卷入这种残杀，而且借属于小明王的宋政权，一方面讨得宋政权的欢心，另一方面，也得到了宋政权庇护，可谓一箭双雕。
“缓称王”关键在一个“缓”上。一旦时机成熟，朱元璋就当仁不让了。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军事形势对朱元璋集团十分有利，北面的宋政权已经名存实亡了，即便与朱反目，也不足为虑；东面的张士诚已成为惊弓之鸟，再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四川的明玉珍安于现状，没有远图，对朱元璋集团构不成大的威胁；而元军在与宋军的决战中大伤元气，且又陷入内战之中，已无力南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凭借自己的强大的军队和广阔的地盘，不失时机地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自立为王，对业已开始的统一战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朱元璋退得稳，藏得深，可谓胸有城府。朱元璋有城府，刘邦、曹操、赵匡胤有城府，胸有经天纬地之韬略的领导者都有城府，任你一个领导者只要不断磨炼“火候”的技巧，都能拥有成事有余的城府。
12.为显而隐是对进退之法的滥用
老子主张：不敢为天下先，因为正是“先”，才有其“后”，否则，何以有“先”？以此类推，老庄的“隐”，也正是为了“显”。譬如诸葛亮的隐居卧龙冈，正是以退为进，以隐为显，否则，又何以要在隆中决策？故后世的一些谋略家以退为进，以屈求伸，以隐为显，皆出于一辙。
但是，对于这一策略如果挟能、挟诈、挟威而滥用，反而会葬送他的能和威。
宋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十月，太子赵孟启在奸相贾似道的扶持下继承了因嗜欲过度而亡的理宗赵昀之位，当上了皇帝，是为度宗。度宗天资滞钝，荒淫昏庸，这对于惯于在朝廷上发号施令的贾似道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为了便于永久地控制住昏君度宗，他施行了以隐为显、以退为进之奸术，假意掼纱帽来胁迫皇帝为其升官晋爵。理宗死后刚被埋葬，身为前朝宰相而兼任先帝总护山陵使的贾似道，就假意上章辞职回到绍兴私宅；同时，他暗中指使心腹吕文德谎报蒙古兵急攻边关的军情，使度宗大为惊恐，急诏恳求似道回朝辅政。贾似道却故意卖关子，吊皇帝的胃口，度宗无法，只得拜其为太师，封为魏国公。但贪婪成性的贾似道却仍然不满，于是三年后又故伎重演，再使以隐为显、以退为进的奸术，上疏乞求度宗允许他回老家休养，度宗一看疏文又慌了神，忙让大臣和侍从们前去慰问，极力挽留，一天传出四、五次旨意，往返的使臣不绝于途。甚至为了防止贾似道晚上偷偷地离开，使臣们还轮流在贾府门外守夜恭候。而这时贾似道又拿腔拿调，架子十足。最后，度宗只得特赐他为平章军国重事衔，并允许他三天一上朝，平日则在中书堂办公，还在西湖葛岭赐给他一所甲第，供他休养娱乐。时人讽曰：“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指贾似道）。”此后，贾似道又多次以离职要胁度宗，而度宗每每涕泪挽留，直到给他十天一上朝的特权，且入朝后可不必叩拜，退朝时，皇帝必须离座站立目送他走出殿外才能坐下。贾似道耍弄这番以隐为显、以退为进的奸术，把个愚蠢的度宗玩弄于股掌之上，赵家江山实际上成了他贾氏的天下。
权术、诈术用过，固然可以得一时之逞，但终究是要露馅的，最后只能落个退无可退的下场，贾似道的作为给今天的领导者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证。
13.没有后退一步的从容就会走错关键的一步一个人一旦高高在上，便总喜欢以强者自居，哪怕周边的环境已不允许他这样做，哪怕他自己也已意识到“退后一步”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负重的肩膀，没有从容的心态，也就只能坐视败局的展现而徒唤奈何了。
南北朝时，东魏大权被渤海王高澄执掌，东魏皇帝孝静帝完全被架空了。
孝静帝文武双全，很有头脑，他不甘心做个傀儡，时刻准备夺回大权。
常侍荀济知道孝静帝的心思，于是鼓动他说：
“陛下有九五之尊，却为奸贼所制，是可忍孰不可忍啊！臣虽无才，但决心保君报国，为国除奸。”
孝静帝大喜，拉住荀济的手说：
“朝中遍布奸党，似你忠心为国的实在不多了。你如此忠心，朕他日决不负你！”
荀济于是暗中联络忠于魏室的大臣，准备和高澄誓死一搏。
荀济首先找到华山王元大器，一番谈话之后，元大器慨然应允，加入了孝静帝的阵营。当荀济拜见大臣元瑾时，元瑾却表示反对，他说：
“现在强弱易手，皇上虽尊贵无比，但实际上已形同囚犯，这种情况下，皇上应该忍耐屈尊，静待良机。如果皇上还想以皇上威严发号施令，那么就大错特错了，我敢断定，事情是不会成功的。”
荀济斥责元瑾说：
“皇上还在皇位之上，难到要等奸臣篡位才动手吗？你这样拖三阻四，分明是附逆怕死，你对得起皇上的大恩吗？”
元瑾伏地大哭，口道：
“我不是怕死，我是怕皇上意气用事，反为奸人所害啊！我要面见皇上，如果皇上心意已决，那么我只能以死相随。”
元瑾暗中和孝静帝相见，孝静帝愤怒地列举了高澄的罪状，情绪十分激动。
元瑾默默听完，哀声说：
“皇上的不幸，臣岂能不知？不过朝廷上下已尽被高澄所掌，皇上还是不要贸然轻动。以臣看来，皇上时下最要紧的是向高澄示好，屈尊结纳，这样既可稳住高澄，又可有足够时日准备反击。”
孝静帝经元瑾苦劝，终于同意暂时按兵不动。
高澄命黄门侍郎崔季舒监视孝静帝的一举一动，孝静帝一见到崔季舒，就恨得七窍生烟。孝静帝几次痛骂崔季舒，元瑾都担惊受怕，他劝孝静帝说：
“现在陛下如同困龙，为保万全，当忘记天子尊荣，和小人虚与委蛇。崔季舒虽是高澄的一条走狗，但他向高澄通风报信，这样的人还是不要激怒为好。”
一次，高澄陪孝静帝喝酒，他全不把孝静帝放在眼里，硬是逼迫孝静帝连饮。孝静帝无法忍受，怒声说：
“你如此无礼，难道不怕天谴吗？自古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朕为什么非要低三下气地苟活呢？”
高澄凶相毕露，他让崔季舒连打孝静帝三拳，扬长而去。
孝静帝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他急召元大器、元瑾等人，哭着说：
“朕生不如死，誓不能任贼欺凌了。你们如果忠心于朕，请速速动手灭贼。”
元瑾又劝道：
“陛下蒙羞，臣等愿死。只是时机未到，形势未改，胜算不大啊。”
孝静帝完全不听他劝，只道：
“朕贵为天子，当有上天护佑，朕早不该委身侍贼了！”
元瑾无奈，只好领命行事。他和元大器等人以造假山为名，在宫中挖掘通向高澄住处的地道。很快，他们的密谋被人察觉，报告给了高澄。高澄率兵入宫，把孝静帝软禁在含章堂；元大器、元瑾等人被用鼎煮杀。
孝静帝完全失去了自由，至此方有悔意，他痛哭流涕地说：
“我逞强好能，不听元瑾规劝，我是把皇帝的名号看得太重了。我不该草率行事，让元瑾等人白白丧命啊！”
尊荣不可让人飘飘然，也不可使人无谦卑之心，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能进能退，尤其能为实进而佯退，行事才能得体而无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