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说话水平对社会的影响
语言交流是一种社会性的交流。人们说话的时间、环境和方式，总要受社会形态的制约；表达的效果，也总要经由社会层面反映出来。
一个人的说话水平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可以体现在方方面面，以下仅列出其中荦荦大者分而述之。
一、政治风云中一言抵九鼎
社会离不开政治风云的洗礼。古今中外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历来看重说话的重要作用。
我国很早就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述。《周易·系辞上》说：“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认为制造混乱可以借言语为媒介。孔子就明确指出，“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管子·内业》）。刘向说得更具体：“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说苑·谈丛》他把说话当成百行之本，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纵观历史，横看现实，成功的政治家无不以自己高超的说话水平取胜。
他们机敏睿智、伶牙俐齿、巧发奇中、一言九鼎。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或游说、或劝谏、或答辩、或谈判、或演讲、或辩论，均以说话水平导航政治风云，左右形势变幻。高超的说话水平可以叱奸佞于朝堂，醒群众于街衢；化干戈为玉帛，挽狂澜于既倒。
战国时，秦国吞并了韩、魏这两个大国之后，接着企图染指小国安陵。
安陵君派唐睢到秦国交涉，同专横、凶残、贪婪的秦王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唇枪舌剑之战；痛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打击了秦王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和主权。汉末，诸葛亮对刘备的“隆中对”，一席话将天下三分，奠定了蜀汉的基业；他后来又巧言游说江东，劝说了孙权与刘备联手共同抗击强大的曹操。近代爆发的“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爱国学生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走上街头，挥泪演讲，极大地调动起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深刻地揭露了汉奸卖国贼丧权辱国的卑劣行径，有力地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于12月24日到西安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谈判，使蒋介石接受了中共的政治主张。至此，国内纷纷扬扬，动荡不定的政治局势得以稳定。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恺撒被布鲁特斯派刺杀身亡，名列罗马共和国“后三头”之首的安东尼站在凯撒的尸身旁发表了《灾难，你已来临》的演说。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只是有话直说”、“不善言词”、“又不善雄辩，所以不可能激励大家的情绪”，可是他的这一演说却煽动起国人为恺撒报仇的怒潮，从此造成共和国的长期混乱，直到覆灭。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奴隶主驱使奴隶为自己卖命。为了粉碎南方奴隶主分裂国家的企图，林肯总统及时在内阁会议上发表了《解放黑奴宣言》，他向奴隶们庄严宣告：“从1863年1月1日这一天起永远获得自由！”两天后，他又站在白宫向群众演讲，重申这一宣言。他深信，这可以“换取这个国家未来的幸福和繁荣昌盛”。果然，宣言发布之后，奴隶纷纷倒戈、逃亡，南北形势发生巨变，很快林肯领导的北方军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些例子无不显示出说话水平在政治风云中的极大威力。
正因为如此，历来统治者都力图引导人们的舆论，希望人们说的话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有利于国家、社会，而不要损害自己的统治，损害国家和社会。
我国最早的典籍《尚书·尧典》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帝曰：龙，朕疾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舜帝对他的部下龙说，我痛恨说坏话、做坏事，那会惊忧我的百姓；命令您做纳言官，早晚传达我的命令、收集对我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公正！）他设纳言官的目的，就是要规范人们的言语，杜绝坏话。
周厉王是一个无道的暴虐之君，国人实在忍受不了，便议论纷纷，甚至谴责怒骂。厉王找来卫巫，让他监视国人，不准他们乱说话，违者一律杀之。
于是国人再不敢说话，路上相遇，只是彼此用眼睛看看而已。厉王竟自鸣得意地说：“我能够制止国人讲话了。”不让讲话，这怎么行呢？“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国人有愤怒而不能渲泄，必然越积越深，危害会更大。召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尖锐地向厉王指出：“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的话是很有水平的，他从维护周朝统治的利益出发进行劝谏，比喻贴切，说理透彻。遗憾的是，忠言逆耳，厉王没有听从劝告，被愤怒的国人造了反、赶出了国门。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滥施淫威，不让人民讲话，动辄以“右派言论”、“反动”、“恶毒攻击”、“含沙射影”等大扣帽子，游街、禁闭、坐牢甚至杀头，造成万马齐喑、人人自危的可悲局面。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1976年清明前后，数百万民众自发聚集首都天安门，以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对林彪、“四人帮”作了愤怒的声讨。他们慷慨发表演讲，诵读诗词曲联，点燃了全国人民心中早已蕴蓄的怒火。这次行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作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二、军事争战中一言胜百师
孙子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敌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在军事争战中，善于用兵的将帅，是可以不靠双方刀兵相交就能取胜的，孙子把这种行为称为谋攻——谋划进攻，就是以谋取胜。他认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这是好中之好的谋略。而高超的说话水平正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正如刘勰所说：“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战争是政治的直接表现。战场上，敌对双方都以挫败对方为目的。双方力量的强弱当然是不可忽视的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并非强大的一方就能取胜。对于弱方来说，尤其需要获得说话的优势。
诸葛亮可算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说话水平高超的人物之一。《三国演义》中有许多关于他以口才制胜的故事。其中以第93回“武乡侯骂死王朗”最为典型。诸葛亮率师北伐，在渭河边与魏国大都督曹真的大军相遇。
曹军中有一位素以舌辩著称的司徒王朗，他自请上前线作说辞，劝降诸葛亮。
在两军对峙的阵前，王朗摇唇鼓舌，引经据典，包罗万象，口若悬河，满以为诸葛亮听了这一席话，会“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想，诸葛亮随机应变，在言明自己北伐之因，分析了天下形势之后，话锋一转，直指王朗：“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皓首匹夫！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曹军受挫，军无斗志而致大败。对此，后人有诗赞诸葛亮说：“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尽管这是经过加工的文人之作，但以言制胜，可见一斑。春秋时，强大的秦晋两国联合进攻弱小的郑国。在敌军兵临城下，郑国危在旦夕之时，郑大夫烛之武只身缒城而下，往见秦穆公。他以其卓越的说话水平对秦穆公分析形势，陈说利害，终使其心动而撤兵，从而瓦解了秦晋联盟，使郑转危为安。
以说话水平高超而制胜的例子，也多见于世界各国战史。
公元前218年，位于现在北非突尼斯的迦太基奴隶主阶级的军事统帅汉尼拔，眼看地中海地区的另一强国罗马不断逼进，他不甘受辱，出兵与罗马较量。势力强大的罗马根本不把汉尼拔放在眼里，集结数万大军准备一举歼灭之。但汉尼拔却出其不意地远征绕过罗马军阵地，率领六千精兵翻越阿尔卑斯山，突然出现在山南的波河平原上。汉尼拔指着眼前坚固的罗马城堡，慷慨激昂、义无反顾地对他的士兵发表了即兴演讲——《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是主动者》。在这番演讲鼓舞下，迦太基士兵一鼓作气，一战破城。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闻讯率大军赶来援救，又遭士气大盛的迦太基军伏击，几乎全军覆没，弗拉米尼也阵亡，罗马全国震动，已处于覆灭边缘。从此，15年之内不敢与迦太基作战。
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节节胜利，在占据了苏联大片领土后，为彻底打败苏联，于1941年10月下旬集中11个师的优势兵力，从西、北、南三面包围苏联首都莫斯科，扬言10日内攻克。临危不惧的莫斯科军民奋勇抵抗，在11月7日这天照例在红场隆重举行“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以大无畏的雄伟气魄，威严屹立在红场列宁陵墓上，检阅红军队伍，并发表了气壮山河、振奋人心的演说，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坚定了誓死保卫首都的决心。结果，历时月余，希特勒先后撤换了30多名高级指挥官，甚至自任总司令，不仅未能突破莫斯科防线，而且在损失50多万人后反而后退300公里，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打破。
1998年2月，美国、英国因伊拉克阻挠联合国武器核查，便在海湾地区集结重兵，准备对伊实施军事打击。伊拉克也不示弱，全民皆兵，每天进行战备训练，扬言必将重创入侵者。虽经国际社会多方努力，均告失败。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都捏着一把汗。这时，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亲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领导人进行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一场箭拔弩张的战争随之得以避免。
三、经济活动中一诺值千金
1998年3月，刚刚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朱基在记者招待会上郑重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就这么一句话，就对深受金融风暴困扰，一直动荡不安的亚洲经济形势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
1998年4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第二届亚欧会议上，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于第一轮发言中谈到，日本经济遇到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困难。当天，日本东京交易所日经指数大幅度下降。两天后，桥本首相在第二轮发言中又谈到，日本经济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并未到崩溃的边缘，现正在复苏，前景看好。当天，东京日经指数又大幅度上升。
鉴于“士不言通货财”的训诫，我国典籍中关于经济活动的内容甚少。
但由于经济活动的客观存在，不言又不行，因此，亦有不少哲人有过些许促进经济发展、规范经济活动的言辞。如《国语·周语上》就提出：“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左传·昭公十年》则强调：“义，利之本也。”这实际是指出了经济活动应遵循的原则：从事经济活动，不讲利当然不行，但见利而忘义，一切向钱看，就有误了。就是反对人们讲经商营利的荀子，也言：“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之之利也。”意思是说，不给百姓利益，而却要从百姓那里获取利益，不如给百姓利益而后再从百姓那里获取利益更为有利。管子讲得更明白些：“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些言辞，都是很有眼光的辩证见解，对我国历代的经济活动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演讲，除详尽阐述红区以农业生产为第一位的经济政策外，还强调了经济贸易的问题；具体还谈到市场营销中的市场占领、产销对路。这对当时重农轻商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引导。1942年，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经济发生极大困难。究竟怎样渡过难关，前景如何，党内外都有许多疑虑。为此，毛泽东于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讲话，要求全党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号召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实现生产自给，从而掀起轰轰烈烈的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1945年1月，他还在陕甘宁边区劳模大会上发表了《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演讲，指出我们就要攻入城市、收复失地，过去的思想、方法已不适应，要学会做经济工作。于是一个讲经济、学经济的热潮在边区兴起，为以后夺取城市、收复失地，在思想上、实践上、干部上都准备了条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的每一次谈话，哪怕只言片语，都会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掀起巨大的波澜，甚至波及世界。如1982年10月14日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话中，言简意明地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1992年初，他视察南方，沿途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发表了许多谈话，如解放生产力问题、市场经济问题、“三资”企业问题、“两手抓”问题、发展速度问题等等。这对中国后来宣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引进外资、高速发展经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都起了奠基的作用。
说话水平在商贸谈判、产品推销、技术引进等经济活动中的突出表现，比比皆是。可以说，这类活动，凡是成功的，无不与高超的说话水平有关。
比如1951年我国为发展航空工业，派重工业部部长何长工率团赴莫斯科。
何长工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数轮谈判，二机部四局副局长油江与苏联航空工业部对外联络司司长德沃连钦科的反复谈判，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与苏联航空工业部长捷明杰夫的多次谈判，都是艰苦卓绝、斗智斗勇的较量。谈判中，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口才，既表达了我们希望帮助的愿望，又坚持了自力更生的立场，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