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国民素质问题，回国后遇到的一件小事实在让人感慨。回国后有一天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吃饭，因为去的比较早，店里只有我和我的母亲以及一桌外国人，我们到的比那桌外国人还早，但中国服务员硬是等到给外国人上完菜才来给我们上菜，对外国人的“哈”，对中国人的“冷”令人齿寒。想起在日本吃饭的时候，吃完饭只剩下我们一家在等人时，那里的服务员就是不进来收拾桌子，直到我们全走了，才进来收拾，人的修养与素质在一件小事上就可见一斑。这不能说不是中国人的自己瞧不起自己，自己作贱自己，自己不尊重自己的表现。我们的国民这几年有一些是富了，但我们的文化修养与人家比，又怎么样呢？不说底层的服务员，就是那些大款们，不也是在饭店里吵吵闹闹，开着宝马奔驰乱挤乱撞，脏话粗话满口？孔子教我们的礼仪反而成了日本人的专利，我们的国人早把孔老人家丟到爪哇国去了。日本人的习惯，是最好的东西本国用，次一些的出口到欧美，最不好的出口到中国和东南亚，想想我们受到人家如此待遇，是否和我们国民自己的自轻自贱有关？有时候，国际间的交往，看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国民的教养以及自己对自己的尊重也是重要的标准。一个有众多有修养、有文化、自律克己国民的国家即使物质上还不够发达，也还是会赢得别人尊重的。当下的国人把钱当作惟一的衡量人的标准，该到了反思的时候了。
从技术上来看，日本很多方面还是比我们先进，日本人外表上也比我们光鲜，生活品质也确实比我们要高。但生活的幸福指数不只看这几方面，还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得到的爱的多少，人与社会环境的融洽度，人所得到的社会认可度，等等。这样来说的话，不同的国家还是有自己不同的社会生态的，当一个国家形成自己内部的社会生态平衡后，别的国家就无权干涉。当年沈从文的作品中将湘西乡下生活描述得那么美好，并以此为基础构造自己心中的＂希腊小庙＂，未必不是面对现代化焦虑时构造新的社会生态的一种努力。当然，我们虽不要像沈从文那样都回到过去，但将来怎样我们又如何能预料呢？从日本回来，忽然想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明突遭毁灭，人类如果还能幸存下去，那时的人们又该如何生活呢？如果我们又重新回到蛮荒时代，人类是否还会重建文明？而重建文明对人类是否还有意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对人类是否就绝对不好？现代人类有多少地方还与我们的祖先相近？我们是否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私孤独？也越来越隔膜彼此不相爱？人类的家庭会不会消亡？人类自身的繁衍方式会不会真像科幻电影里演得那样成了基因工厂的产物、人类都成了无父无母的基因怪物？一切的一切都还没有答案，只有时间在不断流逝。愿神佑人类，保佑这些欢快、相爱又互相猜疑、有智慧又自私隔膜的人们啊。
4、我们心中的温暖与诗意
天气渐渐热了起来，窗外的热风已经有些懊燥的感觉，只好将玻璃窗合上，打开空调享受一下清凉的空气。心气渐渐清静下来，盛一碗冰凉的绿豆百合汤慢慢喝下，一种惬意涌了上来。望望窗外，天空是蓝色的，几片棉絮状的白云点缀其上，让人有一种朗目悦心的感觉。一切的一切都是惬意的，心中似乎有一种浓浓的暖意，生活正化育出无数的诗心涌出，让我一时竟无法表达了。不知怎么的竟想起了姥姥，一个自我有记忆起就是一个矮小干瘦的老太太的姥姥，在我的生命中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很多时候她是我生活灵感的源泉，在她去世几年之后，也是在我中年之时，对姥姥的回忆却越来越深切、越来越浓郁了。我的姥姥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没上过学，凭着自己的努力，竟也能看的下整本的《水浒传》与《西游记》，而且越老越爱读书，九十几岁时还戴着老花镜、拿着放大镜读书阅报不止，活似一个老学究，而且总是问个不停，像小学生一样，真是越老越好学了。姥姥出身于一个农村富裕中农家庭，从小不缺吃穿，家中兄弟姊妹不少，一个个都高大英俊，唯独姥姥个子矮小而且肤色较黑，但姥姥长相还是很漂亮的、身材也苗条，姥姥为自己的矮小常有点遗憾，经常对我说，“我矮了一辈子”，有时还说邻居们经常夸她：“宝钿（我的母亲）她娘黑得真好看。”小的时候听倒也没觉得有什么，现在琢磨起来，也许我印象中慈祥的姥姥曾内心风情无限。按一般人的看法，姥姥的命其实并不好，二十六七岁才出嫁，在她那个年代（那可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啊）就算是晚婚了，却是做的二房。我的姥爷是一个大地主家庭的少爷，祖上曾做过大理寺卿，也算官宦人家的后代了，无奈娶的第一个妻子虽然门当户对了，却是个瘫子，不能生养，于是族中的长辈就给他说合了我的姥姥。姥姥过门以后，和姥爷倒也感情融洽，很快生了我的母亲和我的姨母，然而还要侍候我姥爷的大太太——出身望族的瘫子。侍候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只是我的姥姥本身常要遇到威胁，我那位瘫子姥姥的弟弟是一位国民党的团长，经常到姥爷家来把匣子枪拍到桌子上，威吓我姥姥：“你得好好侍候着我姐姐，不然不客气。”姥姥经常在他走后气得浑身发抖，泣哭半天。姥姥是个爱幻想的女性，经常在忙完家事以后，就着油灯读一些古代的传奇，自叹自己的命怎么会和书中命运不济的女主角一样。在幼时的我的记忆中，姥姥装了一肚子的“瞎话”（也就是故事的意思，我们山东老家管讲故事叫讲瞎话），总也掏不完，晚年孀居的姥姥在乡下带着我赶过大集，买够5天（我小时候姥姥家那里经常5天一个集）吃的水果，就和我躺在炕上吃着甜甜的枣子、李子、桃子、杏儿讲瞎话。姥姥的瞎话一个接着一个，直到讲得我迷迷糊糊睡着了才算讲完。现在想来，如果我的姥姥能像我一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也许会成为一个不错的作家呢。只是姥姥的时代大多数的中国妇女的命运也就是出嫁，不能如现在的我们一样可以在职场拼杀、业余还可以实现自己多方面的梦想。小时候的我，只知道听故事并不能体会姥姥的心境。随着我的渐渐长大，我陆陆续续从姥姥口中知道了她的一些人生故事，很多的辛酸是在我成人以后才能体会的。姥姥在生了我的母亲和姨母后随我的姥爷去了青岛，与在青岛任职的公公婆婆以及小叔子们妯娌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姥姥的妯娌们都是地主家的千金，出嫁时陪嫁不少又都是大太太，而姥姥因为娘家没有势力又是姥爷的二房，在这个大家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所以给大家庭做饭的任务就落到了姥姥的身上，辛苦可想而知。好在姥爷的一家人还善良，所以姥姥也没有太多的怨言。我的姥爷识得一些字，便在青岛市的清洁队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日子也就安顿下来了。然而，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年，姥姥的公公就去世了，大家庭也维持不下去了，姥爷的弟兄们分了家，姥姥姥爷本来没有多少财产，姥爷的会计工作也很难维持一家子的生活，姥姥便主动要出去寻找工作，然而没有一技之长的姥姥要在那个年代找个工作谈何容易，只能和一些找零工的妇女聚在一起等待招工头的招呼，也许因为矮小、也许是其他原因，姥姥晚年对我叹道，每次的招工都划拉走一堆人却偏偏没有她。就这样，姥姥一家人在青岛的生活是维持不下去了，只好回到还有一些田地的老家去生活。老家的田地还能收点租子，开始尚能维持。然而，好景不长，战乱开始了，租子也收不上来了，姥姥姥爷只好靠变卖家产、亲友接济度日。老家解放后，因为家里有田产虽然一贫如洗的姥姥姥爷还是被划成了地主成分，接受生产队的监督改造。在饥馑的六十年代初，姥爷很快故去了。好在我的母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工作了，在青岛当了教师，姥姥开始有了经济来源，也开始为自己的两个女儿带孩子。母亲生我的时候把姥姥接到了青岛，姥姥又跟着女儿一家在青岛生活了，然而，一年半后“文革”开始了，作为地主婆的姥姥被我父亲单位的革命派贴了大字报并被赶回了老家。后来，工作繁忙的母亲将我送回了老家由姥姥抚养，我便开始了和姥姥在老家的“讲瞎话”历程。成年后的我常常在想，姥姥这一生可谓受气、拮据、凄苦的感受者，然而她却是那样的和乐慈祥快活，在我的记忆中，姥姥每天的心情都是蓝色的，小的时候，忙完家务总是牵了我的小手说：“走，听姥姥说瞎话去。”姥姥在“文革”后又随我们家一起生活，不管是在青岛还是后来随我们家迁去南京，巧手的姥姥在忙完家务后，不是剪纸就是做荷包或者听书看小说，总是精神抖擞、快乐无比，她做的荷包至今我还保留着，小巧精致、色彩浓郁很有家乡风情。我想，这可能和姥姥心中所存有的爱有关，姥姥心中对我们孙辈、对一切有趣的事物总是怀有无尽的爱意。我记得小的时候，夏天，那时还没有中国的普通人家还没有空调、电扇，姥姥总是用湿毛巾将我的小身体擦得不流汗，然后给我扇着蒲扇讲瞎话，我每次生病，她总要给我做一碗鸡蛋面条喂我吃下，至今，我仍怀念姥姥那飘着葱香的鸡蛋面条，只是我再也吃不着了。如果心中没有爱，姥姥的心中只会有阴郁而不会有这些令人怀念的行止。解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虽说有共产党的领导，但也是一个宗法与儒教伦理并行的社会，在我的小时候，我的姥姥因为是地主婆，长挨批斗，但批斗完了，晚上大家又喊着我姥姥“大婶子”、“大嫂子”的一起讲瞎话，而有一次我清晰地记得，我姥姥遇到大队支部书记，他也是我姥爷的族中人，姥姥大约问他现在的形势如何，而他很热情的回答：“放心吧，大嫂子，只要咱姓冯的（我的姥爷姓冯）掌着权，你就不会有事。”这恐怕也是我姥姥在“文革”中没受过大罪、能生存下来的原因之一。正是这样的环境形成了我姥姥这样的人生，也是这样的环境让我姥姥这样一个弱者能够以九十八岁的高龄安享天年。而从个体的角度看，不怨不艾、心存温暖、常含诗意这大概就是支持我姥姥生活的理念，虽然她本人未必意识到这点，但作为小辈的我确是感受到了。最后说明，我姥姥名李惠云，山东安丘景芝镇人氏。是为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