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慑的力量
所谓精神刑具——威慑，就是用某种手段纯从精神上、意志上摧毁犯人的心理防线，迫使犯人招供。这也就是兵法上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这种威慑力量，说它是工具也行，说它是手段也成，这里，我们权且把它当作一种刑具。
古代可以归入这一范畴的最普遍的手段是官吏的威仪与公堂上的肃穆气氛所给予犯人的心理压力。从出土的汉墓画像石上可以看出，作为官吏的墓主人最喜欢描绘的有两种题材，一种是车马出行，浩浩荡荡；一种是召见下属，高高在上，这两者都是各级官吏逞威风的场面和表现。西汉初，太尉周勃曾被刘邦逮捕系狱，深有感触地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除了吏对他的侵辱之外，主要是狱吏的威仪，使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震慑于心，而发出如此的感叹！大史学家司马迁受宫刑后也说：“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在他眼里狱吏们神气极了，也主要是出于对狱吏积威的震栗。古代官吏在审案时，每一发问，堂下的差役都要高声和唱，在正式拷问前还要一再喝问。明代用御杖廷杖官员时，打五下吆喝一声，吏卒齐声应和，“声震陛阶”。对于一般意志薄弱者或者草野小民来说，这无疑是很大的心理威胁，这种震慑力量，往往能使有些人因此而招供，所以说它是拷讯刑具，一点儿也不过分。
再进一步的恐吓，是酷吏展示刑具。酷吏的残暴，狱吏的凶狠，人们早有耳闻，犯人刑前已有畏惧心理，当那些可怕的刑具往其面前一扔，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例如唐代著名酷吏来俊臣审案，“必先列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者”。还有的是利用律法对拷讯的规定，在精神上折磨犯人。宋代的官箴《作邑自箴》中告诫官吏：“勘问罪人，未可便行拷掠，先安排下小杖子，喝下所拷数目，欲行拷打却且权住，更且仔细审问。待其欲说不说迟疑之际，乘势拷问。若未尽本情，又且略住杖子，再三盘诘。尝留杖子数目未要打尽，自然畏慑不敢抵讳。”这是向吏役们传授威慑成招的办法。
除此之外，官吏胥役常用的精神拷讯、威慑的手段还有：
以拷打他人来威吓主犯。李伯元在《活地狱》中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例，有个姓苟的狱头看上了被无辜关押在监内的良家妇女周氏，托女监头目赛王婆做媒，欲使周氏依从他。赛王婆领命后，先是借故打骂犯人来恐吓周氏，然后在话中暗示，周氏听了“低下头去，半天默默无语”。赛王婆见火候渐到，“也不同她再说别的，便催服役的两个妇人：‘陕去问那烂婊子，问她可能转心回意？倘无回心，我已经等了她两天，可是没有这样好耐心了。’妇人答应着去后，不多一刻，从西间屋里领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过来，蓬首垢面，掩袖悲啼……周氏看了，先自心惊，毕拍毕拍跳个不住。忽听得赛王婆大喝一声道：‘你到了这时候，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吗？’说着，伸手就打了这女子三四个巴掌，把个女子打跪在地，苦苦哀求。赛王婆道：‘你们这些东西是不配抬举的，我也没有什么话同你讲，且叫你今天快活一夜再说。’说完，便叫那两个妇人从梁上放下一根又长又粗的麻绳来，把这女子掀倒在地，将她手脚同捆猪的一般，一齐捆好。再把大麻绳一头穿在她的手脚之中，穿好之后，打了一个死结。一个赛王婆，两个妇人，一齐动手，将麻绳那一头用力地拉。霎时间，便把这女子高高吊起。”赛王婆用一根毛竹片，“竟把吊的那个女子，无上无下，足足打了几百下子……打的那女子浑身一条一条的血渍”。这一手，把周氏“直吓得抖作一团”。
拷打亲属，获得口供。在素重孝道的传统氛围下，拷打亲属对犯人心理上的打击比前面几种手段更厉害一筹。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在“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下，血肉淋漓，几番昏迷苏醒都不肯诬供。但当她听到官员下令要拷打她的婆婆时，却忙说：“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值得注意的是，正史上始见记载这类拷讯方式的是在宋代，《宋史·列女传》载：罗江士人女张氏遇冤狱被逮，“拷掠无实，吏乃掘地为坑，缚（其）母于其内，旁列炽火，间以水沃之，绝而复苏者屡，辞终不服。”《宋史·吴越钱氏世家》也载，钱假之子钱惟济在仁宗时“知定州，有妇人待前妻子不仁，至烧铜钱灼臂，惟济取妇人所生儿置雪中，械妇人往观儿子，其惨苦多此类”。虽然不能说这一现象始于宋代，但至少可以说它在宋代已流行。宋代是理学孕育、成长的时代，酷吏用威慑来拷讯犯人的良苦用心，在此显而易见。
历代的文字狱也是这种精神拷讯、政治枷锁、精神威慑的延续。
狱和牢
随着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的建立，监狱的设置和管理也开始形成制度。尤其是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狱制，对以后历代的监狱建制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汉代开始，我国的监狱始称为“狱”，明朝称狱为“监”，至清代则合称为监狱，同时还承袭了周朝以来的刑徒劳役制，在传统的拘禁监基础上又发展了劳役监，使监狱的管理制度更趋严密和复杂。到了唐代，我国的封建狱制已臻完备。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强化，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逐渐激化，狱制、狱政不断受到行政权的干预，更趋于严酷和窳败。一方面是封建狱制的相对完善，另一方面则是治狱实践的专横暴虐，两者的严重脱节更鲜明地反映了封建专制狱政的黑暗和腐败。历代监狱是统治阶级镇压人民和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黑吃黑的工具。
设置多头、体系杂乱，是我国古代狱制的一大特点，因此，它在专制主义的体系中形成了一道黑暗奇特的风景线。由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合流，不仅各级司法机关设有牢狱，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行政机构也有自己的牢狱，皇帝还可以随心所欲设置诏狱和宫廷拘留所之类的特种牢狱。除此之外，还有宗室贵族、地主、军阀、土豪、族祠等滥设的私牢。据记载，西汉中期以后全国各种牢狱多达两千余所，仅长安一地的官狱就有二三十所。狱禁设置的多头，必然带来管理上的混乱，已如前述，我国古代的监狱的部分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拘留所，不仅直接的案犯，凡是与案情有牵连的或要传讯到案者都可以羁押。所以，这样一案之起，就可能有许多人被牵连系狱。西汉武帝时，仅皇帝直接控制的诏狱中“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对质），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皇帝直接控制的诏狱里罪犯就有十多万，中央其他部门控制的牢狱中罪犯肯定更多，地方上官吏掌握的牢狱中的案犯肯定比长安京城中案犯还要多。而武帝时期史称盛世，牢狱中的案犯就如此之多，到历代末世，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频发，以至囹圄成市，案犯塞路，这时牢狱中的案犯不知比武帝时又多多少倍。所以，中国古代牢狱这个拘禁刑具可谓大矣，拘禁的囚犯可谓多矣。东汉末年的党锢案中，李膺等被宦官诬告“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执膺等。其辞所连及李膺之徒二百余人，或有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由此可知，东汉党锢案牵连系狱的人数也很庞大，党锢案是清代文字狱的前奏，后面还要详述，这里就不赘述了。
中古的牢狱还有地牢的形式。汉代长安地方牢狱中，甚至有“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的土牢，这样一个土牢，常常要关进上百人，“数日一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宋代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后，囚于土室（即地牢），他曾记述说：“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注：寻，古时八尺为一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当侵诊，鲜不为厉。”从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地牢也就是人间地狱。
诚然，中古的牢狱主要是拘禁人民、镇压人民的工具，但有时也用于统治阶级窝里斗的工具。例如献焚书之策、帮助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李斯，以惩罚人为乐事，但争斗到最后，他自己把自己也送进了自己营造的牢狱之中，而受尽了各种折磨。据《史记·李斯传》记载：“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于“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建造牢狱的人而受到牢狱的严厉惩罚，李斯的事例甚为典型。西汉时期，皇宫中有牢狱，初称永巷，武帝时改为掖庭。这种牢狱是专门囚禁有罪的皇后、贵人的。高祖去世，惠帝即位皇帝，吕后为皇太后，她下令将当年高祖所宠爱的戚夫人囚于永巷，并熏瞎眼睛，剁去手脚，把其扔进厕所，称为“人彘”，戚夫人因在皇权的斗争中失败，而不得不尝尝各种刑具的滋味。历代的皇帝、君侯也都把牢狱作为政治斗争十分有效的工具来使用。一些人常把与自己争夺权位的兄弟，把对自己统治权有重大威胁的人，包括皇太子，甚至被赶下台的皇帝投入牢狱，囚禁起来。如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废皇太子沇为庶人，将沇及其三子幽于金镛城。永宁元年（301），赵王伦篡夺帝位，把原皇帝司马衷幽于金镛城。这金镛城后改永昌宫，实际是晋代常用来囚禁重要政治犯的牢狱。“文革”中“四人帮”把不少人送进监狱，1976年毛泽东病逝，华、叶联手抓捕“四人帮”，也把他们投进了监狱，江青不堪其苦自受其罪，走完了以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的人生之路，岂不悲哉！
明清两朝已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这时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作为国家机器之一的监狱更加发展和残酷。明代的厂卫监狱和清代的文字狱是这一时期监狱的独特形式。
明朝的厂卫，是由宦官和侍卫组成的特务机构。厂，指的是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宦官组成的特务机关，其中西厂和内行厂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东厂设于朱棣朝永乐十八年（1420），直到明亡为止，前后二百二十余年。卫，指的是锦衣卫，是皇帝的禁卫军“上十二卫”之一，成立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五年（1382），到明终为止，前后共约二百六十年。不难看出，明代的特务政治、厂卫制度的根源，正是皇权极端强化的结果。
厂卫不仅有权侦察、逮捕犯人，还设置有刑讯、拘押犯人的监狱。厂由宦官头太监主持，太监可以参加三法司会审。依旧制，三法司五年一次大审录。但是坐在三尺之坛中间的不是最高司法官，而是司礼太监。三法司的首脑只能坐在左右，唯唯诺诺，按司礼太监的命令行事。案件的出入轻重全看太监的意图而定，三法司一点儿也不敢违抗。这是因为天下官员的升迁削夺，全部取决于太监。文武百官要在朝中站住脚，就都必须交结宦官。就连极富政治才干的张居正，也是靠千方百计笼络交结宦官，才排挤了政敌，获取了内阁首辅大学士的地位。他拜谒太监冯保，所投的帖子自称“晚生”。凡是不依附宦官的大臣便遭到排挤，凡是上奏折揭露宦官的人，必然受到陷害。
厂卫特务可以任意私设刑堂，对人拷打逼供，叫做“打桩”，向被害人威吓敲诈钱财，叫做“干醡酒”，还有一种叫做“搬罾儿”，对人的殴打“痛楚十倍官刑”，并逼着被害者牵连富庶的人家，由富家出缴钱财方无事；如不交，或交不足，就捏报皇帝，使其下诏狱，多“立死矣”。太监尚明掌领东厂时，“闻京师有富室，辄以事罗织，得重贿乃已”。厂卫特务在刑讯时使用了大量的法外酷刑，种类之多不胜枚举。如剥皮、刷洗（把犯人身上浇上开水，用铁刷刷去皮肉）、枭令（以钩子钩背，把犯人悬挂起来）、称竿（把人绑在竹竿头上，另一头悬石头称之）、抽肠、割舌、断手、剁指、刺心、肢解、断脊、腐刑等等酷刑。明神宗万历年间，刘瑾时创大枷重至一百五十斤，负者“不数日辄死”。刘瑾还创立枷，“重三百余斤，犯者立死”。
锦衣卫下设十七所，南北两个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锦衣狱”，又称“诏狱”，指的是不经过法司，直接由皇帝下诏审理的案子，并设有专门的狱所。历史上汉唐两朝都曾设过“诏狱”，但时间都不长，只有明代的诏狱历时最久，也最阴森残酷。锦衣卫掌领诏狱要受宦官监视的，司礼太监往往是厂、卫兼领，一身而二任焉，并在锦衣卫中安插自己的党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