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信不立，人所助者，信也。以信待人处世，是做人的本义，正所谓诚信明礼，以信为美。从古至今，诚信一向备受重视。以诚信服人，笼络人心，是最高明的处世之道，最有效的成功素质之一。
成功者皆言必信，行必果。做人以诚待人，不存欺诈之心，则威信自立，获取他人的信任与拥戴，从而成就大业。有良好信用的人，才能求得他人的支持，立足于世。纵使万般艰难，也须言行如一，表里如一，不可一日无信。
对人以信，人必信之。信而用之，用之不疑，才是高明的用人之道。不对人真心诚意，就不会赢取对方信任，也就没有对方心甘情愿的付出。一旦认准所用之才，则笃信不渝，坚持到底。否则，三心二意，偏听偏信，为俗议左右，则自毁长城，自食恶果。
诚信之美，在乎彼此肝胆相照，忠诚不二。身处高位，以诚相见，以信为本，自会赢得属下的忠信与支持。身为凡人，以信待人，取信于人，自会朋者云集，援手无数。对企业而言，信即为财富，为生命。坚守诚信之本，恪行诚信之事，则无论风云变幻，终会履险如夷，永续发展。
一、诚信：立身处世的根本
1.信之于民，国之大宝
对民众讲信用，使民众信任官府朝廷，这是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一切正派的政治家所一贯恪守的施政方针和行为准则。在儒家经典《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孔子认为，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民众信任官府朝廷，是治国理政的三个基本条件，如果实在不得已需要去掉其中两条，那么宁肯去掉军备和粮食，也不能失去民众的信任。因为没有民众的信任，国家就立不住脚。在《论语》其他章节中，孔子反复强调执政者要“言必信，行必果”（《子路》），要“敬事而信”（《学而》）。并指出取得民众信任是使役民众的前提：“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子张》）没有取得信任就令他们去做这做那，百姓就会认为是危害他们。
自《论语》以后，许多古代经典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强调取信于民的重大意义。
《管子》和《孔子家语》强调，只有执政者言而有信，民众才能归附和亲近。“言而不信则民不附。”（《管子·形势解》）“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管子·牧民》）“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验。是故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万民怀其惠。”（《孔子家语·王言解》）
《礼记》、《左传》、《荀子》、《三国志》、《新书》认为，信用，是国家之宝，政事之本。“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礼记·儒行》）“信以结之，则民不背。”（《礼记·纟甾衣》）“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夫信之于民，国家大宝也。欲用其民，先示以信。”（《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政莫大于信。”“治天下，以信为之也。”（汉·贾谊《新书·修政语上》）
《吕氏春秋》、《黄石公三略》、《亢仓子》、《资治通鉴》等认为，官府朝廷是否有信用，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众疑无定国，众惑无治民。”（《黄石公三略·下略》）“群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吕氏春秋·贵信》）“信全则天下安，信失则天下危。”（《亢仓子·政道》）“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资治通鉴·汉纪十》）“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资治通鉴·周纪二》）
重要性讲得不少了，那么，执政者怎样做才能取信于民呢？古人认为，其一，自己作风正派，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令人信服。《礼记·中庸》要求执政者要“言顾行，行顾言”，不能言行相左。《孔子家语·入官》指出：“君子欲言之见信也，莫善乎先虚其内；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自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者矣；内外不相应，则无已取信于庶民者矣。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纟克矣。”其二，以诚待民，无欺诈之心。《慎子·内篇》云：“不诚不能化万民。”《文子·精诚》云：“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诚在令外也。”《三国志·魏书·利馥传》注引云：“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资治通鉴·周纪二》云：“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韩非子·难一》指出，对百姓可行诈术一时，不能得逞于永远：“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其三，要做到上下互相信赖，主要矛盾在执政者。《老子·第十七章》指出，执政者信用不够，民众才对其举措有不信任感：“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管子·小问》指出，你先对民众讲信用，民众才能信任你：“信也者，民信之。”汉代马融《忠经·广至理章》云：“不疑而天下自信。”只有你不怀疑人民，天下人才能相信你。其四，施政公平、廉洁，百姓自然信服。“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亢仓子·政道》）执法不公，赏罚不公，用人不公，分配不公，民众怎么会相信你呢？贾谊指出，夏禹之所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和爱戴，是由于他“与民同务”，不谋私利，而为百姓谋利益，“昼不暇食，夜不暇寝”，“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谕矣。”（《新书·修政语上》）其五，“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保证兑现。执政者一定要“布令信而不食言”（汉·刘向《说苑·政理》），而不应“口惠而实不至。”《（礼记·表记）》如果“言诺而不与，其怨大于不许。”（《礼记·表记》郑玄注）答应了的事情又不兑现，所招致的怨恨比一开始不答应还要大。所以贾谊指出：“君之信，在于所信，所信不信，虽欲论信也，终身不信矣。”（《新书·大政下》）商鞅变法时，为了让人们相信他有令必行，使人们都遵守新法，派人在国都南门口立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若有人能将其扛至北门，赏金五十。有人照办了，果然立即得到了五十金的奖赏。人们看到商鞅是讲信用的，便都自觉严格遵守新法。对此，中唐时期的政治家兼学者刘禹锡指出：“徙木之信必行，则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答饶州元使君者》）
2.以信待人，天下信之
在上下级关系中，上级是主导方面。上级领导者要想与下属建立起精诚团结、亲密合作的关系，除了前面论述过的选贤举能知人善任，明确职责抓纲带目，严于考核明定赏罚，广开言路群策群力之外，主要是、以诚信来协调关系，增强团结。
所谓以诚信求和，就是与部下要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如果对部下虚情假意，不见真情，部下就不会与上级同心协力《文子·精诚》指出：“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诚在令外也。”意谓同样的言语，有时能被信任，可见在言语之外存在着一个信任的问题；同样的命令，有时能被执行，可见在命令之外存在一个是否真诚待人的问题。所以，上级要团结部众，与之合力同心，必须“推其诚心，施之天下”；凡上下不和谐者，皆“精诚弗至也”。
而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就必须“去骄傲之心，怀可报之意，披心腹，见情素，堕肝胆，施德厚。”（《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放下架子，平等待人，与下级披肝沥胆，心心相印。这样的上下级关系必定是亲密无间的。
顺便指出，诚信待人，平易近人，并不等于可以过分轻浮随便。“君可以谑其臣，臣抑可以谑其君，交相谑，则上无章而下无忌。”（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二）上下级之间互相调笑，无所顾忌，这样就失去了起码的章法，谁也不尊重谁，这与以诚求和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作为领导者、举止行为要遵循一定的礼仪：“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下之颜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平易近人而又不失庄重，和颜悦色而又不过分随便，这才是合适的尺度。
以诚信求和要注重一个情字，就是对下属要有感情，要关心和体恤他们的疾苦。“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平时，要经常深入下属之中，通过密切接触，了解他们的痛痒，密切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否则，“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宋纪三》）下属有了疾苦，要关心体恤，使其感受到上级领导的温暖，这样，上下级之间才能休戚相关，甘苦与共，建立起一种以浓厚感情为基础的诚信合作关系。北宋乾德三年，京师下大雪，宋太祖赵匡胤在讲武殿毡帐之中，穿着紫貂皮衣，头戴紫貂皮帽处理政事。忽然，他对左右的人说，我坐在室内暖帐之中，穿戴这样好，还觉得发冷。那些西征的将士们在冰天雪地之中作战怎么能受得了呢！说着就脱下皮衣皮帽，派人送给西征前线统帅王全斌，并且对无法普遍地赏赐表示歉意。王全斌和将领们感动得哭了起来，结果西征大获全胜。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是很多的。
3.诚信修身，立业之本
“人之所助者，信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在当今纷繁复杂、竞争激烈、光怪陆离的现代生活中，无论你做什么事情，要想获得成功，尽管必须具备很多条件，但不管怎样还是必须诚信为本，讲求信誉，做到以诚待人，以信服人，这样才能使自己获得他人和社会的信任，为自己事业上的成功铺平道路。如果不能以信待人，取信于人，那么就难以得到别人的帮助，从而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难以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从古到今人们都把诚信做为修身养性的根本原则。我国于2001年颁布的20条公民道德规范，也把诚信列为其中。
诚信不仅是个人的形象，也是当今时代企业的重要形象。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展示出勃勃的生命力。
诚信，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企业信用或商业信用。成功的企业无一不重信用，靠信用建立起良好的营销关系而赢得市场，赢得发展。“经商信为本，诚招天下客”、“经商千万条，信用第一条”、“信誉是企业的生命”等格言，无一不道出诚实守信在企业经营中的重要。我国不少老字号企业，如贵州茅台酒厂等，之所以能够生意兴隆、长盛不衰，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信誉。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有一些企业只图一时的利益、不讲信用、不讲信誉，尽管能获利于一时，但最终还是以损人开始到害己告终。在新世纪里，凡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真正的企业家，必须从提高企业的信用、信誉做起，切不可舍本逐末。著名犹太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写到：“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要注意。”
信誉，就是无尽的财富；信誉，就是企业的生命。企业有了信用和信誉就能在波谲云诡的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守信：事业成功的招牌
1.信而用之，用之不疑
战国时期，魏文侯明知大将乐羊之子乐舒在中山国为官，仍派乐羊进攻中山国。魏文侯深和乐羊不但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忠于职守，绝不会徇私情而误国事。当乐羊率军包围中山国后，中山国王便派乐舒前去讲情，希望乐羊退兵，乐羊反把儿子训斥了一顿。这时魏朝内外有许多人写信给魏文侯，说乐羊对中山国围而不攻，是在顾及与乐舒的父子之情，建议临阵易将，而魏文侯毫不动摇。中山国王见乐舒无力说服乐羊退兵，一怒之下杀了乐舒，并煮成肉粥送予乐羊。乐羊不动声色，一饮而下，然后对中山国发起攻击，终于灭掉了中山国。乐羊得胜回朝后，魏文侯赏给他一个箱子，里面装的全是朝臣弹劾乐羊的密信奏折，令乐羊万分感动。这就是被传为千古佳话的“魏文侯藏书任将”的故事。它揭示了用人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信而用之，用之不疑。
对于属下，既用之，又疑之，既想利用他的才能，对他又很不放心，这是古今执政者用人之大忌。综合古人的议论，这样做的害处是：
（1）令人才寒心，不为所用
欧阳修指出：“用人之术，用之必专，信之必笃，然后能尽其材而可共成事”（《为君难论上》）他还说：“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欧阳文忠公集》卷一〇五）无论贤或不肖一概怀疑，众人的积极性从何而来？魏征也指出，对于人才，不仅要委以重任，更重要的是要深信不疑，不然，“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唐·吴兢《贞观政要·君臣鉴戒》）一面为执政者做事，一面又受到猜忌，窝窝囊囊，苟苟且且地工作，怎么能尽心竭力地干好事业呢？如此“用而不能专，与不用同也。”（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功名论》）被猜疑之人忍无可忍，常常会拂袖而去，人才也就失去了。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吴起，在鲁国为官时，正赶上齐国进攻鲁国。鲁君本欲委吴起为大将，率军破敌，但由于吴妻是齐国人，对他不放心。吴起为了表明心迹，杀了自己的妻子，率军大破齐师。得胜回朝后，又有人在鲁君面前进谗言，说他过去在曾参手下为将时，自己的母亲死了都不去奔丧，被曾参赶了出来，现在又杀妻而谋将，足见他是个残忍薄行、无情无义之人。吴起闻之，愤而出走，投奔了魏文侯，为魏国的强盛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亢仓子·臣道》指出：“贤良所以屡求而不至，难进而易退者，非为爱身而不死王事，适恐尽忠而主莫之信耳。”清代王夫之也指出：“尊贤而以疑，则贤非其贤；爱众而以疑，则众非其众。”（《读通鉴论》卷十一）
（2）容易使下属变得虚伪奸诈
王夫之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揭示了一条客观真理，叫做“君愈疑，臣愈诈”（《读通鉴论》卷二十六）。既然君主无端怀疑臣属，那么臣属就不会再以真心实意来对待君主，说假话、办假事，便不足为奇了。这并非他们乐于这样做，而是君主的不信任臣下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一些忠直之臣不忍以诈欺上，便不得不想方设法表明心迹，努力解除君主对自己的疑虑。刘禹锡在《辩迹论》一文中列举了《史记》中提到的四个这方面的例子。一是霍去病辞第以见志。说的是汉代骠骑将军霍去病统兵反击匈奴，屡建奇功，汉武帝刘彻下令为他建造宅第，他说“匈奴未尽，无以家为。”并辞去宅第，既表示讨平匈奴的决心，也表明自己没有恃功自傲的思想。二是王翦多产以取信。秦代大将军王翦率六十万大军伐楚，秦王嬴政亲自送行，王翦恭请大王赐赏田宅园地，出征后又多次派人向秦王请封。他想以此向秦王表明：我虽兵权在握，但我只醉心于物质财富，绝无政治野心。三是萧何质子以灭贰。楚汉对峙于荥阳、成皋时，萧何在栎阳筹集粮饷，输送兵员。刘邦在前线屡次派人回栎阳慰问萧何，实际上是对萧何不放心。萧何因此便把能够作战的本家子弟全部送往前线，等于给刘邦作人质，以表示自己对刘邦并无二心，并及时调遣关中军卒驰援，刘邦才放下心来。汉高帝十二年时，萧何又故意利用权势，以低价赊买百姓的土地，降低自己的声望，以此向刘邦暗示：我虽为丞相，位高权重，但我只关心地亩钱财，绝无觊觎皇位之意。四是司马穰嬖监以虞谤。齐景公破格起用司马穰统兵抵抗燕晋联军，司马穰担心权重招谤，便借口自己位卑，难以统御全军，要求派一位受尊崇的朝臣作监军。这样既能使君主放心，又能减少群臣对自己的猜忌和谤毁。齐景公便遂遣宠臣庄贾为监军。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一些有才能的臣子“度柄轻不足以遂事，重则嫌生焉”（唐·刘禹锡《辩迹论》），于是不得不谋全身之计，以防君主猜忌。那些不谙此道的人就少不了遭疑，甚而蒙受不白之冤。这就使得一些人也逐渐学得狡诈起来，对君主的诚信当然也就大打折扣了。《子华子·北宫子仕》对此断言：“失不疑其妇，妇必贞；君不疑其臣，臣必忠。”虽然这并不绝对，却说明要想使臣子诚信，就不能随便怀疑他们。
（3）容易导致事业失败
《管子·法法》云：“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苏轼《策略·三》云：“君不疑其臣，功成而无后患”，“使其心无所顾忌，故能尽其才而责其成功。”王夫之云：“有可信之人，而固不敢信，必败。”（《读通鉴论》卷三）他们都指出，是否猜疑臣属，是兴邦定国大业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墨子也把“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列为施政“七患”之一（《墨子·七患》）。无数事实证明，他们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刘邦纳陈平计谋。离间西楚君臣，项羽果然上当，怀疑其谋士，被尊为亚父的范增暗与刘邦暗中勾结，于是削范增之权。范增忿而离去，项羽不久也就死亡了。曾几何时，西楚霸王项羽曾一度强于汉王刘邦，但由于他自恃灭秦功高势强，又疑心太重，不能用人，陈平，韩信相继弃楚投汉，连谋士范增也得不得信任，终于自刎乌江，使刘邦夺取了天下，刘邦呢，在天下未定之时，胸怀较为宽广，知人善任，注意纳谏，充分发挥属下才能，建立了汉王朝。但定天下之后，则疑心渐起，“于是张良以神仙自脱，萧何以谨畏自保，韩信以盖世之功，进退无以自明”，最后落得个“遂无世臣可倚”，众叛亲离的结局（《陈亮集·王确论如何》）。三国时期的袁绍，刘表也都由于“外宽内忌”，有才而不能用，而未成什么大气候，如此等等，可谓“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资治通鉴·汉纪二十》）
因此，一些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皆云：
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信，三不祥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
非成业难，得贤难；非得贤难，用之难；非用之难，信之难。（《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注引）
不知贤，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复使小人参之，害霸。（汉·刘向《说苑·尊贤》）
好贤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而不能终，能终则不能赏，虽有贤人，终不可用矣（唐·陈子昂《答制问事·重任刑科》）。
由此可见，在用人者疑人与被用者被疑这对矛盾中，用人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资治通鉴·汉纪二十》）。苏轼说得好：“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陈平虽智，安能间无疑之主哉？”（《范增论》）假若项羽并非疑心重的君主，即使陈平再聪明，再能施反间计，何用？魏征也明确指出，之所以“君臣相疑”，主要皆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所致也。”“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他还说：“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唐·吴兢《贞观政要·君臣鉴戒》）之所以不信任臣下，是以为臣下无可信之人；倘若臣下都不可信，岂不说明君主亦有可疑之处吗？倒很有点辩证的味道。晋代傅玄指出，执政者若能以诚信待人，那么即使是缺乏信用的人也会向往恪守信用；以欺诈猜疑待人，即使是有信用的人也会变得狡诈。即：“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思不信。”（《傅子·义信》）
那么，执政者如何把握“信而用之，用而不疑”的原则呢？
首先，要慎于取人，经过充分了解，“知其不忠，则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从而猜之，鲜有不召乱者也。”（《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二》）所以，“与其用之之疑，曷若取之之慎。”（宋·李觏《强兵策》之六）
其次，对所用之人要以诚信相见。荀子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即使是父子之间亦是“不诚则疏”，何况上下级之间乃至同仁之间？所以他说：“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不苟》）王安石、许衡认为，这是“自然感应”原理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的反映，“委之诚者，人亦输其诚；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诚相照，恩结于其心，是岂禽息鸟视，而不知荷恩尽力哉！故曰：不疑于物，物亦诚焉。”（宋·王安石《委任》）“上以诚爱下，下以忠报上，感应之理然也。”（《元史·许衡列传》）
唐代贞观君臣是深通此理的。唐太宗指出：“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唐吴兢《贞观政要·政体》）因此他努力按照依魏征关于“竭诚以待下”的意见去做，与群臣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形成上下“协力同力”的大好局面。白居易以诗赞太宗道：“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七德舜》诗）北魏孝文帝亦认为：“凡为人君者，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魏书·文帝本纪》）陈亮则列举汉光武帝单骑降铜马和唐将李用降将以擒吴元济的事实，说明领导者对所用之人必须“示之赤诚，言笑无间，洞见肺腑”（宋·《陈亮集·酌古论》），做到“虚怀易虑，开心见诚。”（同上，《论开诚之道》）。
现实中常有这种情况，你信任他，他也对你忠心耿耿，但他对于其他的人或事却时有伪诈。这个问题应如何看待呢？王安石认为，“情有忠伪”的双重性格，为常人所通有，领导者则应是“信其忠则不疑其伪”，“我以其人忠于我心而任之，在它人虽伪何害焉？”（《委任》）如不这样对待，天下值得信任的人也就不多了。
再次，不听谗言，不为俗议所左右。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都生活在这尘世中间，世俗之众对所有人皆免不了七嘴八舌，说长道短，为领导者所任用的人自然亦是议论的对象。有的出于妒嫉心理或出于自身利害，散蜚语，布流言，甚而至无中生有，恶意中伤。这时领导者如果头脑不清醒，就会为俗议和谗言所左右，对所信任的人生疑。这种现象，历史上很多，所以，古人一直把它作为用人之道的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
《管子·宙合》告诫说：“毋听谗，听谗则失士。”
《荀子·君道》指出：“使贤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
《新论·求辅》指出，对于所求得之人予以充分信任，有三大难处和两点限制：
为世之事，中庸多，大材少，少不胜众，一口不能与一国讼，持孤待之论，干雷同之计，所疏贱之处，逆贵近之心，则万不合，此二难也。夫踔殊，为非常，乃世俗所不能见也，又使明智图事，而与众平之，亦必不足，此二难也。既所纳，有所施行，而事未及成，谗人随而恶之，即中道孤疑，或使言者还受其尤，此三难也。智者尽心竭言，以为国造事，众间之，则反见疑，乃壹不当合，遂被谮想，虽有十善，隔以一恶去，此一止善也。材能之士，也所嫉妒，遭遇明君，壹兴起，既得幸之，又复随众，弗与知者，虽有若仲尼，犹且出走，此二止善也。是故非君臣致密坚固，割心相信，动无间疑，若伊，吕之见用，傅说通梦，管、鲍之信任，则难以遂功竟意矣。
所以，魏征也指出：“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唐·吴兢（贞观政要·君臣鉴戒》）领导者要真正做到与被领导者亲密无间，无所猜忌，就必须对世俗偏见，流言蜚语、妒嫉心理等保持高度警惕，不受其影响和左右，这样，才能对所用之人坚信不移，“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宋·苏洵《嘉集·论衡》），“虽有谗巧不能间也，确然若胶漆之相合。”（宋·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七十一）以上下之间的披肝沥胆、精诚合作来推进事业的发展。
当然，这里所言信而用之，是对那些真正的人才、忠臣。而对于那些害国害民的小人、奸臣、不仅应疑之、防之，而且要惩之、除之。
2.言而有信，信用服人
贞观二十年，薛延陀夷男真珠可汗病故，夷男的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统率薛延陀。拔灼可汗还有个庶弟突利失，拔灼的气量狭隘，好猜疑，突利失性子急躁，兄弟俩产生嫌隙，拔灼怀疑弟突利失有异心，在为亡父奔丧时，拔灼率兵将庶弟杀死，自立为颉利俱利多弥可汗。他得到唐天子御驾亲征高丽、国中无君主政的情报，竟率军乘虚袭击河南，被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恩力所破，败回薛延陀。
多弥可汗野心不死，又率兵转寇大唐夏州。
贞观皇帝在班师回兵途中接到军报，立即诏令随征的从弟、江夏王李道宗星夜赶赴西陉，又下旨命执失恩力协同，江夏王急调西北数州军队，镇戍西北边境。多弥可汗得知中国已有备，就不敢轻举妄动。
李道宗率军同多弥对峙，牵制着薛延陀的主力。执失恩力会同夏州都督乔师望，从两侧出击多弥军，多弥军大败，多弥只得率轻骑逃遁。三军奏凯回兵。
回纥诸部的酋长，听到多弥败归的消息，也各出兵进攻薛延陀。多弥应战又败，他统治的部族慌乱不堪。多弥还不肯改恶从善、罢兵生息，竞变本加厉，废弃旧臣，亲信小人，虎视眈眈，窥伺华夏，并屡派武装游骑扰乱。
贞观皇帝有时一天中竟接边防数次军报，忍无可忍，下旨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杜尔、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恩力、右骁卫大将军契必何力，还有大将薛万彻、张俭各率人马，从东、南、西三路攻击薛延陀，多弥大败，率数千骑往西落荒而逃。
回纥酋长吐迷度提兵拦截多弥，猛杀猛砍了一阵，多弥的骑兵大半被消灭。吐迷度率回纥胜兵，乘机入踞薛延陀。
薛延陀的余众，共同拥立夷男真珠可汗哥哥的儿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大家都愿听从号令。咄摩支召集全部散兵游勇，亲率他们还收故土。吐迷度无奈，大肆掠夺后返归回纥。咄摩支派使奉表奏请唐廷，自去可汗名号，请求居郁督军山北麓。
回纥酋长吐迷度怕咄摩支记仇，他借咄摩支新立、唐廷对他不了解之机，也上表诬告。
贞观皇帝阅了薛延陀的表章，表中言词恳切，咄摩支又自知其罪，思考很久，打算赦罪恩抚，初定派兵部尚书崔敦礼持诏招抚。诏命尚未来得及发，又接到回纥的表章，表上说：“咄摩支乃真珠之侄，其性不亚于其叔，意怀叵测，将来必有遗患”。贞观帝对咄摩支一无所知，但“其性不亚于其叔”一语，勾起贞观帝心中的不满，当年真珠由唐廷诏立为可汗，开始较恭顺，后来羽毛丰满，屡为寇乱，后患无穷。若咄摩支真似夷男，不可宽纵他。继后又想，真珠和多弥确实有罪，咄摩支本人并未犯罪，应该分别对待。乃发诏李总管继续统兵西进，诏书中用粗笔体书写了“相机行事，讨抚兼用”二语。
李总管接到诏旨，统兵进军郁督军山，传檄晓谕薛延陀酋臣们，劝他们归顺朝廷。酋臣们前来中军帐归附的不少。咄摩支怕朝廷不能相容，惊慌失措，带了少数护军，逃至南荒谷藏身。
李反复拜读诏书，双目久久停留在那两句粗笔体字上，他身为主帅，随皇上多年，皇上的心意他是深知的，征讨是手段，并非目的。予以招抚，可以获得战场上没法得到的效果——酋臣之心和民心齐归。他听归附的酋首们传说，咄摩支为人不错，他决定招抚。遂把通事舍人萧嗣业召至中军帐，把圣旨给他拜读，并把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告诉他，令他去招抚咄摩支。
萧嗣业受令后，只带十来个随从，经过了曲曲折的的小路，跋步了大半日，才到达南荒谷。
咄摩支得报，不得已，战战兢兢地出接。
萧嗣业到了薛延陀帐内，待咄摩支以礼，说道：“伊特可汗，你逃奔这荒谷做什么？”
“我、我怕……”咄摩支结结巴巴答道。
萧嗣业襟怀坦白地说：“侵扰唐廷的真珠可汗；抗拒王师的多弥可汗，先亡后窜，与你刚嗣立的伊特可汗何干呢？我唐天子圣明宽仁，度量博大，从不惩罚无罪之臣，你不必惶恐。李总管严遵诏命，宽大为怀，若对可汗征剿，只须发一千兵马足矣。再说，你这样南奔北躲，终非了局，不如随我投诚，我保你无虞。”温颜悦色地晓以大义和利害关系，非常坦诚。
咄摩支见唐使句句话合情合理，很受感到，心悦诚服地欣然随使投诚。
咄摩支投诚以后，主动向李总管请求，他愿充前部，招降薛延陀余众。李很高兴，当即应允。经过咄摩支的努力，招降了很大一部分余众。不久，薛延陀平定，李总管偕诸将携咄摩支回京复旨。
唐天子在大明宫含元殿召见得胜帅将，按功大小，各赐封赏，天子亲询招抚酋臣情况，萧融业出班，据实奏陈招抚咄摩支的过程，并将当时自己的诺言也直陈无隐。贞观皇帝听了，直夸通事舍人很称职，做得很合朕意。嗣后，召见咄摩支。
咄摩支穿突厥便服，恭恭敬敬三步一跪上殿见驾，跪地请罪道：“罪臣咄摩支参见天子陛下！罪臣之叔父和堂兄，侵扰朝廷、抗拒王师，罪在不赦，请天子陛下坐罪臣以罪！”
贞观皇帝道：“你叔真珠可汗和堂兄多弥可汗，的确有罪。你叔已故，就不说了。多弥若能自动来降，还可以从宽发落——赦宥。你初嗣立，并未入寇，你对朝廷未曾犯罪，而且自出投诚，又主动招降部众，不应该叫你坐罪。”乃拜咄摩支为右武卫大将军。
咄摩支再三谢恩后退出。到这时，他深感唐天子的确圣明，功过赏罚这样分明，君臣都言而有信，感激至极。此后，一心忠于朝廷。
3.以信相待，将相合好
秦、赵渑池之会以后，赵王回到赵国，因为蔺相如功劳大，任命他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说道：“我作为赵国的大将，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蔺相如只不过是耍嘴皮子的功劳，反而地位比我高，况且相如本是地位卑贱的人。我感到羞耻，不甘心处在他下面。”并扬言道：“我要碰见蔺相如，一定要好好羞辱他一番。”相如听到这话以后，不愿与廉颇会面。相如每次上朝的时候，常常说自己有病，不愿与廉颇争位次的先后。过了一些时候，蔺相如外出，远远望见了廉颇，连忙掉转车子躲避，不让他看见。这时，蔺相如的家臣一齐劝他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人而来投靠您，只是仰慕您崇高的节操。现在您与廉颇职位平等，他口出恶言，您就怕他、躲他，这种胆小也未免太过头了。普通人尚且感到羞耻，更何况您呢！我们没有才能，请允许我们走吧！”蔺相如坚决劝阻他们，说道：“诸位认为廉将军与秦王相比哪一个厉害？”家臣们回答说：“赶不上秦王。”蔺相如接着说：“像秦王那样威严，也听凭我在朝堂上大声呵斥他，侮辱他的大臣们，我即使愚笨无能，难道会害怕廉将军吗？但我考虑到，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侵犯赵国，只不过因为我们两人在赵国的缘故。现在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同时生存。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把国家急难放在首位，而把私人的仇怨放在后面。”家臣听罢，都万分感动，又纷纷退回了自己的居所。后来相如的这番话被廉颇听到了，他深受感动，便脱去上衣，露出肩膀，背上抽打人用的荆条，来到相如府上请罪，说道：“我这个庸俗卑鄙的人，想不到您胸怀宽广到这种地步。”蔺相如赶忙帮廉将军抽去荆条，让他穿上衣服。两人终于和好如初，并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
4.恪守信用，事业成功
在商言商，我国自古就有“民以食为天，商以信为本”之说，海内外成功的华商都是恪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实、守信。以诚实获利，以信用获得美誉。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古人告诉我们要广泛结交朋友，即使知己离自己很远，也像近在眼前一样。这说明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企业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员，不仅要协调好其内部的各方面关系，也应处理好与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即要做好公共关系。
企业公共关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外树立企业形象。企业形象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诚实、守信，以诚实获利，以信用获得赞誉，是企业公共关系中应有之义。
成功的企业都是那些讲诚、信的企业。金利来的开创者曾宪梓先生自始至终奉守“勤俭诚信”的经营理念：勤能补拙，俭能守业，而唯诚和信，则是长期取信于消费者，使金利来获得永续经营，开创名牌基业的根本所在。金利来的经营理念主要表现在坚持“不做骗人生意”这一朴素的商业道德观方面，具体体现在对产品的质量与品质的追求上，尽善尽美，一丝不苟，使消费者感受到购买金利来就是在享受上乘的、精美的产品，增强对金利来的信心。
已故“世界船王”包玉刚常说：“签订合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惯例手续。纸上的合同可以撕毁，但签订在心上的合同是撕不毁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应该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他恪守信用，从不夸海口，而是实实在在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扩展他的业务量。1970年，航运市场看好，许多公司都积极争取在日本造船，船厂几乎不肯接受订单。没多久，市场状况发生逆转，许多船只都租不出去，建造中的船只总吨位急剧下降。可是包玉刚仍然不断地向日本订船。1971年，差不多是在船运市场最糟糕的时候，包玉刚订造了6艘船，总吨位是150万吨，从而解了船厂的燃眉之急，所以，后来包氏在日本造船总是能一帆风顺，而且被日本的造船界誉为：“我们最尊贵的主顾。”包王刚由于恪守信用，生意日益隆盛，最后成为一代船王。
因此，利用公共关系树立企业的形象，最重要的是不能寄希望于一朝一夕便能取得成功，而应着眼于长远，树立诚信的形象，取信于消费者，获誉于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