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把丈夫带到了彼得堡。她在彼得堡呆了两个冬季（夏季他们迁到皇村消夏），住在一套美丽、明亮、配有精美家具的住宅里，混迹中上层的社交圈里，经常外出和接待宾客，举办极其迷人的音乐和舞蹈晚会。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犹如吸引飞蛾的灯火，吸引着来宾。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颇不喜欢声色犬马的生活。妻子建议他到政府里某一个职位。由于对父亲原有的记忆，也由于他自己的观念，他却无意于仕途，但是为了迎合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的心意，他还是留在了彼得堡。但是他没多长时间便悟出了道理，在他那全彼得堡最宁静舒服的书房里，谁也不妨碍他离群索居，而且他那无微不至的妻子甚至愿意帮助他离群索居，于是从此一切进展顺利，万事如意。他又开始做自己的事，开始进行他认为没有完成的学业，又开始读起书来，甚至学起英语。看到他不停地低头伏案的强健魁伟的身影，看到他半埋在词典或笔记本的书页中的须发稠密、饱满红润的脸颊，实在难以置信。他每天的活动便是上午工作，午饭味口大开（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是个出色的女主人），晚上则加入那个令人神往、香气四溢、灯光耀眼、挤满喜气洋洋的青年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焦点正是那位尽心竭力的女主人，他的妻子。她生了个儿子，他开心极了；可是不幸的是孩子没活多久，到春上就夭折了。到夏季，按照医生的建议，拉夫列茨基带妻子到国外去进行矿泉治疗。经过这个悲惨的事件，她必须出去走走，她的身体也需要温和的气候。他们在德国和瑞士度过一夏一秋，到冬季，则如同所期待的一样，到了巴黎。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在巴黎如初开的玫瑰，香气袭人，也像在彼得堡一样迅速和灵巧地营造自己的小窝。她找到了一处最可爱的住所，位于巴黎一条幽静然而时髦的街道；她为丈夫做了一件以前他从来没有做过的睡袍；雇了漂亮的女仆、出色的厨娘、干练的听差；置办了华丽的马车、精美的钢琴。不到一个星期，她已经走街穿巷，围着披肩、打着阳伞、戴着手套，一点也不比地道的巴黎女郎差。不久她就有了新朋友。开始她家里来的都是俄国人，后来开始出现法国人；这些人都是善于献殷勤并且风度翩翩的单身汉，他们口若悬河，异常健谈，无拘无束地寒暄问候，愉快地眯起眼睛；每个人红红的嘴唇里露出雪亮的白牙——他们多么会笑啊！他们每个人都引见自己的朋友，很快la belle madame de Lavret zki 便开始成为从Chaussee dAntin 到Rue de Lille 家喻户晓的人物。在那个时代（事情发生在1836年）讽刺小品作家和报纸新闻专栏编辑之类人物还没有大量出现，不像现在，如同蝗虫泛滥；可是那时在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的沙龙里出现了某一个叫mr Jules 的角色，此公相貌平平，名声也好不到哪去，就像所有的决斗爱好者和挨过打的人，既傲慢无礼又卑贱猥琐。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对这个mr Jules 非常反感，但是她还是接待他，因为正是他在各种报纸上都写到她，提到她，有时称她为m—me deL…tzki，有时称她为m—me de □，cette grande dame russe sidistinguee，qui demeure rue de P…，向整个上流社会，也就是那几百个和m—me L…tzki 毫不相干的报纸订户宣传并夸耀这位夫人，说这位名副其实的法国女士（une vraie fran caise par lesprit），——在法国人嘴里没有比这再高的赞词了——既可亲可爱，又热情好客，她是多么难得的一位音乐家，她的华尔兹舞跳得多么棒（瓦尔瓦拉的确舞艺精湛，她轻盈、飘忽的衣裙把周围所有人的心都卷入其中）……总的说来，他正在向全世界散布一个关于她的传说，而这一点，无论你如何宣传，总是使人愉快的。
女明星玛尔那时已经告别舞台，而女明星拉舍尔尚未出现；尽管如此，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仍然是戏院的常客。她为意大利的音乐而疯狂，对老迈不堪的奥德里置之一笑，在法兰西喜剧院礼貌地打呵欠，为多尔瓦尔夫人在某一部超浪漫主义的情节剧里的演出伤心落泪；主要的是李斯特到她家里为她演奏过两次，那么亲切可爱，那么朴实无华——令人倾倒！冬天就在如此心旷神怡的感受中度过，到将过去的时候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甚至被引见到了宫廷里。就费奥多尔·伊凡内奇来说倒也不无聊，虽然有时压在肩头空虚使生活变得很沉重。他阅读报纸，听Sorbonne 和College de France 的课，注视议院的辩论，着手翻译有关水利的著名学术论文。“我不是在消磨时间，”他想，“这一切都是有益处；但是明年冬季以前一定要回俄国，要干一番事业了。”很难说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事业是什么，也只有天知道他在冬季以前是否能回到俄罗斯；现在他正和妻子一同去巴登—巴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
16
有一次，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不在的时候，拉夫列茨基走进她的书房，看到地上有一张仔细折叠的小纸片。他下意识地捡起来，无意间打了开来，看了下面一段用法文写的文字：
“我亲爱的小天使贝西！（我怎么也不敢称呼你Barbe 或瓦尔瓦拉——Varvara。）我白在林荫大道拐角处等了你一场；明天一点半到我寓所来吧。你那位善良的胖子（ton gros bonhomme de mari）通常现在都是在读他的书；我们再唱你们的诗人普斯金（de votre po te pouskine）的那首歌，还是你教我的：《老丈夫，可怕的丈夫！》一千次地吻你的小手和小脚。我等你。”
艾尔奈斯特
拉夫列茨基没有马上反应过来，自己读的那段文字要表达的是什么；他看了第二遍，顿时感到天和地都在打转，脚底下的地板像轮船摇晃时的甲板一样动了起来。刹那间他呼喊起来，长叹一声，失声哭了起来。
他失去了理智。他竟这般盲目地信任自己的妻子；从来也没有想像过欺骗和背叛的可能性。这个艾尔奈斯特，他妻子的情人，是个头发浅色，长得很秀气的男孩子，大约二十三岁，长一个翘鼻子，留一撮细细的唇须，恐怕是她所有的熟人里最不起眼的一个。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拉夫列茨基仍然呆在原地，把那张命运攸关的纸条紧紧攥着，头脑空白地望着地板。透过某一阵黑暗的旋风，他的眼前影影绰绰地闪动着一张张没有血色的脸；他的心痛苦地揪在了一起；他仿佛觉得自己在不断地往下跌、跌、跌……跌落无底的深渊。丝绸衣服摆动的熟悉、轻盈的声音使他从麻木呆滞的状态中恢复过来；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头戴檐帽，身披披肩，急匆匆地散完步回来了。拉夫列茨基浑身一颤，转身跑掉了。他感到此时此刻他会把她撕个粉碎，会和农民一样把她打个半死，会亲手把她掐死。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大吃一惊，想把他叫住；他只是喃喃自语：“贝西”，便冲出屋去。
拉夫列茨基叫来马车，吩咐载他到城外去。这一天剩余的时间、直到清晨前的整个夜晚他都在踯躅徘徊，不住地走动着，拍打着手掌：他有时激动得发狂，有时觉得自己可笑，甚至觉得似乎很快乐。清晨他实在太冷了，便走进郊外一家寒酸的小旅馆，要了个房间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阵阵困意向他袭来。他的两腿勉强撑着身体，浑身软弱无力，他却感觉不到——但是困倦最终占了上风：他坐着、望着却什么也不清楚；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他为什么会四肢麻木，嘴里苦涩，心里沉重得像压着块石头，孤身一人来到这空旷的陌生的房间；他不清楚是什么促使她，瓦里娅，委身于这个法国人，她明知自己对丈夫不忠，怎么能够装作若无其事，居然对他亲昵、信任如故！“我一点儿也搞不清楚！”他那两片干燥的嘴唇轻轻自语道，“现在有谁来向我保证在彼得堡……”他没有提完问题，又打了个哈欠，全身一阵哆嗦，瑟缩起来。乐观的回忆和悲观的回忆一起向他袭来；他突然想到前几天她当着他和艾尔奈斯特的面坐在钢琴前唱了《老丈夫，可怕的丈夫！》这首歌。他想起了她脸部的表情、奇异的眼光和面部的红晕，——于是他从椅子里站起身，他想去对他们说：“你们跟我开玩笑是白费心机；我的曾祖父曾把农民穿住肋骨吊起来，而我的外祖父自己就是个农民”，恨不得把他们弄死。忽而他又感到他遇到的事都是做梦，或者连梦也不是，不过是某件荒唐事；只消竦身一抖，回头看去……他于是回首既往，然而忧伤有如鹞鹰用爪子抓紧捕猎到的小鸟一样，越来越深地扎进他的心里。除此以外，几个月以后拉夫列茨基可望成为父亲……既往未来，全部生活都被毒化了。他终于回到了巴黎，住在旅馆里，把艾尔奈斯特的字条寄回给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并附上了一封短简：
“附上的纸条它说明了一切。顺便我要告诉您，我实在太不了解你了：您，一贯小心谨慎的一个人，竟会把如此重要的信件弄丢了。（这句句子使可怜的拉夫列茨基斟酌和品味了好几个小时。）我不能再见到您；我想您也不应当期望和我见面。我每年供给您一万五千法郎；再多了我也没那个能耐。请把您的地址寄给乡下的账房。您要做什么，您要住哪儿都由你自己决定。祝您幸福。不必回信。”
拉夫列茨基虽然在信里写道不要回信……其实他仍在期待，他在盼望着她的回信，她对这件莫名其妙、难以置信的事情的解释。当天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就派人给他送来了一封用法语写的长信，这封信简直快可以杀了他。他最后的疑虑也消散了，他为自己居然还存有疑虑而感到耻辱。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没有替自己辩解：她只希望能与他见上一面，恳求他不要对她作出不可更改的判决。信里的措辞冷淡而勉强，尽管有些地方留有斑斑泪痕。拉夫列茨基苦笑一声，吩咐送信人传话，说一切就这样吧。三天以后他已离开巴黎：不过他没回俄国，却到了意大利。实际上去哪儿他无关紧要，只要不回家就行。他给管家寄去一份有关妻子年金的命令，同时吩咐他不用等移交，马上从科罗宾将军手中把庄园的全部事务接管，而且还安排好将军阁下撤离庄园的事宜。他脑子里生动地设想着被逐的将军的一脸窘态，装模作样的臭架子；虽说他心里很痛苦，可是感到某种幸灾乐祸的快慰。想到这里他在信中请求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回拉夫里基来，并给她寄去了委托书。格拉菲拉·彼得罗芙娜并未回复拉夫里基，亲自在报上登了启事，声明委托书无效，此举成为多余。拉夫列茨基隐居在意大利的一座小城，还常常关注妻子的行踪。他从报上得知妻子已离开巴黎，按计划到了巴登——巴登。她的名字不久即出现在儒尔先生撰写的小文章里。这篇文章以戏谑的口吻，流露出某种友好的同情。费奥多尔·伊凡诺维奇读这篇文章时心里非常反感。后来他又了解到自己有了个女儿；差不多两个月以后他接到管家的通知，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拿去了年金的第一个三分之一。然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糕；终于所有杂志上舆论一片哗然，报道了一件尴尬的事件，在这件事中他的妻子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一切都完了：瓦尔瓦拉·巴甫洛芙娜成了一个“闻人”。
拉夫列茨基不再注视她的行踪，可是心里还是不能恢复平静。有时对妻子的思念占了上风，他甚至愿意什么都不顾，也许还愿意……恳求她，只要能重新听见她亲切的声音，感觉到她的手心的温度。然而时间可以带走一切。他不是天生的受苦者；他健康的本性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力。他开始悟出很多道理。曾使他震惊的打击本身，在他看来远不是意料之外的事。他看清了自己的妻子——对亲近的人你只有在和他分手之时才能看清他。他又能学习和工作了，虽然早已没有以前那种全身心投入的劲头：由人生的体验和所受的教育所造成的怀疑主义在他的心灵扎根。他开始变得对什么都漠不关心。过了大约四年，他感觉到自己已能够返回祖国，去和家人相见。他既不在彼得堡，也不在莫斯科逗留，他来到了O城。我们刚才和他在那里分手，现在请好心的读者和我们一起重新回到原点。
17
在我们写到的那天的翌日清晨，十点左右，拉夫列茨基跨上了卡里金家门廊的台阶。丽莎戴着帽子和手套出来，与他碰了个正着。
“您要到哪里去？”他问她。“去做午祷。今天是礼拜天。”“您也做午祷吗？”丽莎没说话，诧异地望着他。
“请原谅，”拉夫列茨基说，“我……我想说的不是这件事……我是来向您告辞的，再有一小时我就去乡下了。”
“离这儿远吗？”丽莎问。
“大约二十五俄里。”
连诺奇卡在侍女的陪伴下走到门口。“别把我们给忘了”，丽莎说着走下了台阶。“您也要记得我啊！还有，”他说，“您既然去教堂，顺便也替我祈祷祈祷。”丽莎停住脚步向他回过头来。
“好，”她正面望着他的脸说，“我祈祷的时候也算上你那一份。连诺奇卡，咱们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