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比这句话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我听完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人们肯定将越来越繁忙，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类似于‘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不仅仅是电话，贝尔博士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人们生活中很有用的东西。如果不是倚靠贝尔博士所发明的电话探针，可能到现在也无法找到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吧！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数不胜数，很难说得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所留给我的回忆都是最美好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在天空绽放的那一瞬间，我们竟兴奋地又笑又叫：“哇！看哪！水面上着火了！”
现在，依然可以清晰地回忆出贝尔博士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兴致勃勃赏月的情景。
那天晚上，与我们同住在船上的还有一位先生名叫纽康博士，他兴趣奋然地对我们大谈月蚀、流星及彗星的种种情况。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和我的父母一样，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未来的时间还很多，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莉文老师迟早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会有谁陪伴你呢？
我总是回答：“我觉得自己目前真的非常幸福，话又说回来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呢？”
话虽如此，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士是设身处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我的婚姻问题：“你看，我不是对你说过很多次吗？不过现在还有时间，你应该听我的话，赶紧结婚了。”
“您的好意我十分地了解，可是一个男人若娶了我这样的妻子，实在是太可怜了。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会白白地增加丈夫的重担。”
“也许你无法像普通人一样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会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如果他不计较你的身体状况而与你结婚的话，你可能会回心转意吧？”
就好像贝尔博士所说，我后来确实曾经动过心，这些暂时放到一边。
我最后一次是在1920年见到贝尔博士，那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对我说：“虽然这趟旅行算是回到故乡去，可是内心里却有一种举目无亲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飞机，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并且表示要研究飞机制作的想法。他预测，不出10年，纽约与伦敦之间就会开辟航线，而且在摩天大厦的顶上会有小型飞机场，就像现在每家每户有车库一样，以飞机当交通工具的时代将来临。博士还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必定会以空战为主，而潜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将大大超过比巡洋舰。
他的另一项对未来的预测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热带空气冷却的方法，或者是使热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当地的气候，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气候宜人并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类充满美好愿望的科学预言总是倍感兴奋，不过我没想到预言会在短期内应验。因此，当我在6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们果然在利用大海来调节气候时，还真的大吃了一惊呢！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手分别时出乎意料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永别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贝尔博士在1922年8月3日去世，遗体就葬在城市内的雷山顶上，回想起来这个地方还是他自己挑的，记得有一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最后归宿。”
他很自然地说了这句话后，还随口吟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
流星飞，在云际雷电闪，星云交会处
当我从报纸上知晓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非常明白地意识到已经丧失了永生难忘的友人。
当我们结束长途的演讲旅行后，身心疲惫地回到连杉，我和莎莉文老师都止不住地对未来感到茫然而担心和害怕。我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困难了。过去，洛奇先生按时地资助我们生活费，在老师结婚之后，这笔生活费便减少了一半。我们本希望靠稿费来弥补生活费的不足，但是做不到。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主动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想要提供帮助的人的其中之一。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听到我们的事情，1911年他知道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时，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把这件事转告了我，我请他在很客气的情形下予以谢绝。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不需要别人的帮忙，照样可以活得下去。
虽然我拒绝了，可是卡内基先生仍然和气地请我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我点头，他马上愿意提供给我一笔款项。
两年之后，一次我与老师前往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做客。卡内基夫妇都是很亲切和善的人，他们的宝贝女儿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年仅16岁，是一个很招人喜欢的美丽少女。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爱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不停在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很随心所欲地聊天，卡内基先生忽然想起来问道：“你现在还是打算拒绝我原来对你的提议吗？”
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很坚持。”“你的心情我很明白，可是你有没有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拒绝对方后对方的感受时，你还会那么坚持吗？”
他的这番话，使我出乎意料，因为我从来没考虑过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他如此看重家人的感受与快乐，更是令我十分感动！
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着重提出，只要我有需要，请不必在意那么多，随时可以向他开口。
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的演讲内容，入场券的售价等等。
“我的演讲打算以‘幸福’为题，入场券的售价大概在1至1.5美元左右。”我照实回答时，没想到他竟说：“啊！这种票价可不便宜，我想如果一张5毛钱的话，就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对了！就这样去做，票价一定不能超过7毛5。”
我与老师继续着我们的演讲生涯。同年秋天，老师进行了一次大手术，由于身体非常虚弱，无法再继续去旅行演讲了。幸运的是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内生活还过得去。我苦撑了一段日子以后，却面临放弃的窘境了。
那是第二年的4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突如其来地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病情十分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举目无亲，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绞尽脑汁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迫不得已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
他的回信附了一张支票很快就来了。他在信上说：“实话实说，我觉得命运对我不薄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而德善，竟然肯给我帮助你机会，我觉得太幸福了。奉献比回报更幸福，因此，应该是我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呀！”
就这样，我与老师短时间内可以不必为金钱去发愁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师分居了。
梅西先生也确实很辛苦，不过导致这种结果必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对于这些，我是不方便去说些什么的。
热烈的反战运动
1913年秋，我们重新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不太舒适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只要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停了无数回。
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正好赶上洪水刚过不久，路面残留着不少积水。我们虽然安坐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洪水冲打着车厢时的汹涌。忽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四下张望，原来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车厢上。水面上飘着各种牲畜的尸体，令人不寒而栗。我们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竟然拖着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树木走了很长一段路。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不同地方的各种团体。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另一种别样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曾拥有过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失去了光明和听力，可是依然可以过着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没有不能克服的，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能克服许多困难都是因为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是那么的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父母亲疼爱我，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协助，才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明白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每个人都不一定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仍然拥有很大的影响。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生活困难的劳工后，我切身地感受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慢慢地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灰心丧气，只是更加深了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肯定是可怕，但人类应该不要悲观，不断奋斗，至于那些生活顺利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有困难的人。
1914年1月，我首次可以横越美国大陆。特别令我高兴的是母亲也能够与我同行，给我提供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得偿所愿地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西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从加拿大的渥太华开始，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有那么一段时间转往伦敦，再回到密歇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母亲在旅行中始终都兴致勃勃，只是不时照看我避免劳累。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加州让她十分喜欢，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黄昏时徜徉于沙滩上。她不停地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那样的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久久难以离去。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又对尾随在船后的海鸥情有独钟。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黄昏时分夕阳下的金门桥的美景。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的庄严肃穆使人敬佩，以至那些山川大泽都不及它。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回忆着当时的愉悦，那细微之处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怪石嶙峋的海边嬉戏，走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全身心地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清爽气息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感慨万分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彻底被遗忘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眺望远处的都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出来的繁华街道。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有渡轮每隔五六分钟就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进行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陪伴我的是秘书汤姆斯小姐。秘书的工作确实不轻松，从解决演讲的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操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琐碎，幸好汤姆斯小姐办事能力高超，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还能在有余力的情况下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相信，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很麻烦的情况。虽然我们由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要保持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特别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很方便地到各地走动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无法控制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毫无心理负担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因为梦里充满血腥与杀戮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时尚轻松的文章，可是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根本没有心思写这些文章。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无能为力。说得难听点，我自身都难保，自己还要通过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积极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被卷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站在我们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使出浑身解数，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定的和平爱好者，认为应该全力以赴让美国避免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因此，自1916年，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为了宣传反战演讲，遗憾的是，我们的努力失败了。
我们前往每一个有成功希望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奢华的大礼堂，有时在简陋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支持我们的观点，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反对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大发感慨。过去他们总极力追求夸张，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有一点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抨击我为左翼走狗。
听众里免不了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宣扬和鼓吹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传播着参战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