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原本是合二为一的，人员上彼此交叉兼任，经费上互相支持，活动上互相配合，共同推进和领导上海地区的爱国活动和革命活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出现裂痕。爱国学社原为南洋公学退学学生而设，这些人思想活跃，想将学社办成个人极端自由的自治团体，凡事以主人翁自居，甚至不服中国教育会的指导。对此，章炳麟主张加以约束，吴稚晖却不以为然，二者之争复因章吴之争愈演愈烈。1903年6月19日，爱国学社在《苏报》上发表《敬谢教育会》，宣告脱离中国教育会而独立。6月25日，黄宗仰代表教育会在《苏报》上发表《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二者正式分裂。不久，《苏报》案发，吴稚晖藏匿，爱国学社于1903年7月7日与《苏报》同时被清政府封禁。中国教育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不久停止活动。
警察制度创立
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奉清廷之命，在天津创办警察局，这是中国近代警察制的创始，警察制度开始取代过去的保甲制，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国家机器。警察制度始于14世纪的西欧，法国大革命后，欧美国家普遍实行。同治年间，西人在上海租界内开始建立“工部局”、“巡捕房”等警务机构，职责除了捕盗、缉私外，还承担管理公共卫生、维持交通秩序、负责消防等社会功能。到19世纪末戊戌变法期间，湖南维新派黄遵宪等，曾仿照上海租界的成规，创办了湖南保卫局，这是中国人以欧美警察制度为模本取代中国旧有保甲制度的首次尝试。戊戌政变发生后，湖南保卫局与南学会一起，作为当地新政的创新举措，以“迹近植党”的罪名，被勒令解散。
1901年9月12日，清廷在举办“新政”的过程中，应各方的要求谕令裁汰绿营，开始试办巡警营。1902年5月，直隶总督袁世凯经清廷批准，在保定试办警务学堂，正式训练巡警。8月，八国联军侵华时被西方列强强占的天津交还中国，但据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的协议，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20里以内驻扎，袁世凯遂将新军3000人改编为巡警，移巡警营于天津，建立巡警总局，并设警察学校，延请洋员，充当教习，编译外国警察诸书，立定课程。至此清政府所设之警察制度初具规模。
清政府所以首先选择天津试办警察，主要是因为天津曾是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地区，有必要加强对当地人民的统治。此外，八国联军在强行接管天津主权后，也曾建立了一整套治安机构，清政府在此地首创警察制度，也是向外国人表示自己“仿行西法”之意。
此后，按照天津警察制度的范例，清政府又令各省仿行。1905年，在各省普遍建立警察制度的基础上，清政府又设立了巡警部，作为全国警政的枢纽，后改称民政部。1907年，各省又增设巡警道，作为各省级警务的最高机关，负责巡逻、消防、户籍、管缮、卫生等事务。至1911年，清政府的警察种类也从单一的步警扩大为骑警、路警、水警等，传统的保甲制度基本被警察制度所取代。
国粹主义思潮
国粹主义思潮是20世纪初在“革命排满”声浪中
出现的一股社会思潮。其倡导者是一批对国学有较深厚研究的国粹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章炳麟、刘师培、邓实、黄节等。他们想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激发人们爱国和反清的革命热情，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他们对国粹主义的宣传，从1902年邓实创办《政艺通报》开始，到1912年初《国粹学报》停刊为止，前后10年。他们对国粹主义的宣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国粹学派对几千年来将儒教、孔子定于一尊的正统观念进行批判。
章炳麟认为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崇孔子，而是要人爱惜汉民族的历史，增进爱国热肠，他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地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他在《诸子学略说》一文说，“春秋以上，学说未兴，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固。”要还中国传统学说的“本真”，把孔学从“至尊”的宝座上拉下来。邓实认为，中国的落后在于专制政治，而专制思想正是以儒教为质干。他认为：中国要革除旧习，就得革除封建专制政治，就得革除儒教，清除儒家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
国粹学派对儒家经学中的封建毒素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诸子之中，只有儒家最尊君权，最有益于专制政体，也最深受历代帝王的青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2000余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经学越来越向反动的方向发展。儒学的六艺遗文成为君主掩盖其本来面目的洞穴。利益熏心之徒，假借儒学以讨好君主；无识陋儒，沉溺于名份尊卑之说，尊君抑民，从而君权日重，陵遏人民，莫此为甚。总之，儒家经籍中的糟粕和统治者的尊经行动，使迷信愚昧、名分纲常、文化专制融为一炉，使得“自宋至今五六百年，国破家亡，外祸迭起，坐令中区瓦解鱼烂而不可救药”。
国粹学派对孔子的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个人品质、历史地位等都做了品评和批判，指出孔子在政治方面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而是热心功名利禄。孔子所鼓吹的六艺，是其进身的阶梯。在学术方面，国粹学派指责孔子“持论而驳诘，执己见而排异学”，国粹学派把孔子学说视为迷信保守、扼杀自由、排斥科学、高压专制的祸根，剥去了孔子头上的神圣光环。当然，国粹学派对孔子整理史籍、从事教育的活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二，国粹学派提倡“发扬人性”，宣传“人权民主”思想。所谓“发扬人性”，就是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程朱理学，钳制人民思想，摧残文化。
为此，国粹学派发挥了先秦诸子“保民”、“贵民”说，继承并改造了明末以来进步思想家的民主观念。他们称赞李贽主张的人性思想，反对中国传统上先验的“人性论”。他们继承了王夫之的人性由后天学习决定的思想，把“性”和“情”结合起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父子平等”、“男女平等”、“财产自由”等要求。刘师培在《伦理教科书》中提出“扩张人性，发扬公德，树立社会伦理”，主张打破封建家族观念和封建的三纲五常，号召人民争取“人权民主”。总之，国粹学派把先秦诸子思想中富有民主色彩的部分，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自由、平等、博爱学说结合起来，作为批判封建专制的武器。
第三，国粹学派把国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通过宣传国粹来宣传民族主义。
国粹学派引用典籍中的民族斗争的材料，来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黄节在《黄史总叙》中写道：“中国不亡若绝若续，我生不辰，日月告凶，痛乎夷夏羼杂，而惧史亡，则有国亡种亡之惨。乃取官书正史而读之，手之所披，目之所接，人兽错出，其有籍道而降者，又窜乱十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时复访及野乘，驰心域外，则窃有志乎。《黄史》之作，条别宗法，统于黄帝以迄今日，以述吾种人兴替之迹。”他认为我国屡次遭受异族统治，是汉民族的巨大不幸，控诉了清王朝压制汉族和对帝国主义实行卖国政策的罪行。国粹学派以“复兴古学”为宗旨，对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大力宣传，章炳麟曾号召“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指出，所谓革命，并不是革所有满族人的命，“排满”是排满清皇室，排满清政府的官吏，排满清政府的军队，并不是排斥一切满族人；汉奸也是革命的排除对象。从而把“反满”的矛头指向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强调不论满汉，只要是支持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都在排斥之列，提出“排满”即是“排王权”的著名论断。
国粹学派还在斗争中不断丰富民族主义理论，提出民主共和与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进步主张。武昌起义时，章炳麟在《致留日满洲学生书》中指出：你们这些满族人，也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你们选择，选举之权，一切平等。这说明，“反满”并非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终极目的，而是从属于动员全国人民，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主旋律的。表现出深入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国粹学派的影响。
国粹学派的民族主义还带有鲜明的反帝救亡的色彩。他们呼吁广大人民正视“异邦虎视”的严峻形势，历述我国古代版图，激发人民的自豪感和爱国热情。他们认识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祸害程度超过满洲千万倍；而清政府腐败无能，卖国求荣，又是导致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重要原因。从而把反帝与排满联系起来，强调要反帝必须先排满。第四，国粹学派宣传“保存国学”，反对“学奴”，意在抵制封建专制奴化教育和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针对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和国内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宣扬的中国文化落后，必定灭亡，黄种注定剿灭的谬论，国粹学派强调“保存国学”的意义。他们认为，所谓国学，就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学术，具体来说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与国学相对的则是君学，君学是只知有君的伪儒之学，其弊病在于颂德歌功，缘饰经术，以媚时君，希冀富贵。国粹学派认为：中国从汉、宋以来，国破家亡，外祸不断，君臣屡易，原因在于君学盛而国学衰。为何君学盛则国弱呢？是因为君学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事君学者皆坐看民困国弱而不敢言。国学因逆君而遭禁忌，因而使世人都不了解，有的学者不详加考察，随便将国学与君学混为一谈，认为国学无用。国粹学派提倡国学是为反对君学，反对封建专制奴化教育。
国粹学派反对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国粹学派认为国粹、国学是一国的精神支柱，是立国的根本源泉，国粹兴则国家兴，国粹衰则国家衰，国粹亡则国家亡。他们创办《国粹学报》，目的是“保存国学”，复兴国学，抵制西方列强的文化侵略，消除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唤起民族自豪感和人民的爱国热情。
国粹学派并非一概排斥西方先进思想，他们把“新学”宣传视为资产阶级新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指出我国自己所有适合于时代需要的传统国学是国粹，外国思想文化中那些适用于我国国情的，也是国粹，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