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9月7日，英、美、德、俄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之役终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义和团运动也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但中国人民并未就此屈服。1902年初，各地义和团余部为反对《辛丑条约》和清政府的屠杀，举起“扫清灭洋”大旗，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直、鲁交界地区景廷宾起义，坚持4个月之久。
义和团运动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的形势下，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旧式农民战争形式掀起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和严重弱点，无法完成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艰巨历史使命。但义和团英勇抗击了八国联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
己亥建储
1900年1月24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为废黜光绪帝位，另立傅携为皇储“大阿哥”的事件。因该年为旧历己亥年，故史称“己亥建储”。
1889年（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表面上“归政”光绪帝，实际上仍然操纵着清朝军政大权。光绪帝不甘于长期处于元权地位，亟想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故清廷内部一直存在帝、后两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深感民族危机严重，同时受到康、梁变法维新主张的激励，更加渴望掌握统治实权，有所作为，以雪国耻。因此，这一时期的帝、后党争，更与维新、守旧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戊戌政变后，光绪帝不但是一个傀儡，还惨遭慈禧太后的长期囚禁。尽管如此，慈禧太后仍不满足，总想废掉光绪帝位，或借助光绪帝“病重”的谎言，将光绪谋害，但由于外国公使和部分疆臣的反对，始终未能如愿。
慈禧太后镇压戊戌变法后，康有为、梁启超出逃海外。在海外，康有为、梁启超大肆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1899年7月20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康有为等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狂热宣扬光绪“圣德”，抨击慈禧侵夺帝权、抗拒变法等罪行，号召国人起而迫慈禧归政，拥光绪帝复辟。在康、梁等人鼓动下，南洋、欧美华侨纷纷响应，各地人保皇会者达百余万人。海外保皇势力又与国内维新派互通声气，里应外合，形成一股促太后“还政”的强大舆论，对慈禧太后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慈禧不但恼恨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下令缉拿康、梁，同时“益恨德宗（即光绪帝），思废”。后党顽固派骨干荣禄、载漪、刚毅等人，曾助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因此对光绪帝存有很大戒心。光绪帝虽被幽禁，而帝位犹存。荣禄等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一旦慈禧先死，光绪帝复政，则他们难免杀身大祸，因此耿耿于怀，必欲去光绪帝位而后快。
1899年12月3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荣禄向慈禧太后献密计：选择宗室近支子为大阿哥（即皇储），以便日后取代光绪。慈禧采纳。后党惧怕帝国主义干涉，便派李鸿章探听各国公使的态度。各国公使一致表示“不赞成”。但是，慈禧仍坚持己见，于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王公大臣至仪鸾殿，宣读了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诏书，内称光绪孱弱多病，久无后嗣，上负祖宗社稷，下误黎民百姓，故决定立嘉庆皇帝曾孙、端王载漪之子傅傍为皇储“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派崇绮为师傅授读。并派徐桐、常川照料，定于次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举行建储典礼。“己亥建储”之后，慈禧为取得各国列强对其废立一事的支持，亲自宴请各国驻京公使夫人，各国公使仍持反对态度。载漪也派人放风，希望各国公使入宫祝贺，但遭到各国公使的冷落和拒绝。
建储消息公布后，社会上群起反对，各界人士纷纷斥责清廷此举“名为立嗣，实则废立”。就在清廷宣布立大阿哥的第三天，即1月26日，上海绅商经元善（电报局总办）、叶瀚、马裕藻、章炳麟、唐才常、丁惠康、蔡元培、黄炎培等1200余人合词电奏，强烈反对，并指出“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湖北官绅50多人赴京“拼命力争”。南洋及美洲华侨中也有人电达总理衙门谏阻此事。
清廷命李鸿章探询外国公使意见，英国公使答称：
此事虽系中国内政，邻国无干涉权，但以后“遇有交涉事，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英驻上海领事甚至公开宣称：如光绪帝被废，于一月内英可调印度兵30万来华。日、美、法等各国公使也纷纷表示“干预”，并拒绝为大阿哥致贺。
荣禄电询部分疆臣意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其他疆臣大吏也多持反对意见。
国内外的反对声浪，给慈禧后党顽固派造成巨大压力。所以，虽然立了大阿哥，却迟迟不敢进而废掉光绪帝。
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盼子成龙心切的载漪极恨列强阻止废立之事，遂捏造列强发兵是为“勒令太后归政”的谎言，激慈禧对洋人开战，以借混乱之机，速行废立。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继续向北京进军，直逼北京城下。慈禧携光绪和大阿哥等仓惶西逃。逃难期间，慈禧和光绪昼愁夜忧，一时一刻都不得安宁。而大阿哥却少年不知愁滋味，又是玩鸟又是听戏，大臣见了，个个摇头。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按照列强旨意，载漪被定为“祸首”，遭到革爵、革职、遣戍新疆的处分。在《辛丑条约》议签过程中，外国列强一再探询光绪皇帝废立之事，明确表示不许废掉光绪皇帝，反复以各种形式要求取消傅傍大阿哥的名号。各疆臣大吏也一再吁请废大阿哥，以释中外之疑。
在外国列强威逼和国内各界一致反对的双重压力下，1901年11月30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日），慈禧在从西安回北京途中，在开封宣布撤去傅傍“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官。历时22个月的“己亥建储”风波终于结束。
此事件虽系清廷内部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宫廷斗争，但它曾影响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从而在近代史上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事件。
《中国日报》创刊
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孙中山逐渐认识到舆论宣传的重要性，认为要进行革命，就必须“首创宣传机关”，以便唤起民众，加速革命的进程。
1899年秋，孙中山命陈少白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以鼓吹革命”。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
正式创刊，社址设在香港士丹利街27号，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号称“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孙中山亲自领导了这份报纸的筹备工作，并取“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之义，为报纸确定了“中国日报”的名称。
《中国日报》的主持人为陈少白。陈少白，号夔石，广东新会人。早年同孙中山一起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孙中山、陈少白、尤烈、杨鹤龄等4人因为倡言革命，言语无忌，而被亲友称之为“四大寇”。1895年，陈少白追随孙中山组织兴中会。1900年1月到1906年8月，陈少白一直担任《中国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
《中国日报》同时出版日刊和旬刊两种，旬刊每月3期，1901年3月出至37期后停刊。《中国日报》首期发表了该报发刊词——《中国报序》，规定了办报宗旨：“欲使中国维新之机勃然以兴”，“将使中国之人明外交之道”、“识内治之理”、“知农工商矿之利弊”，“举凡中国旧染污俗又将一洗而新之”。
《中国日报》在揭露清政府的腐朽统治，鼓吹“反满革命”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1900年，该报发表了章太炎《拒满蒙人会状》和《解辫发说》两篇具有强烈反满色彩的革命文字，在报纸的编者按语中还公开指责清政府为“野蛮政府”。1902年，《中国日报》发表了章太炎为“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撰写的《宣言书》，其激烈的排满革命宣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部分宣传文字推动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日报》详细报道了列强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号召中国人民“闻鸡起舞”、“奋发有为”，同列强进行坚决的斗争，启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
1905年10月，孙中山在香港成立了同盟会香港分会，《中国日报》转为同盟会香港分会的机关报。1906年9月，《中国日报》改组，陈少白辞去社长职务，冯自由以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身份兼《中国日报》社长。冯自由，字建华，广东南海人。1895年，冯自由14岁时即在横滨加入兴中会，1905年同盟会成立，他是首批成员之一。冯自由加入兴中会后，主要从事于办报活动，先后担任过多种革命报刊的编辑、主笔和记者的工作。
在主持《中国日报》工作中，冯自由最先配合《民报》进行三民主义思想的宣传，并配合《民报》同保皇主义思想进行了论战。在香港，《中国日报》同主张保皇的报刊《商报》、《岭南报》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揭露了保皇党人保皇的罪恶目的，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后，《中国日报》社址迁往广州，成为国民党的宣传机关。1913年8月，《中国日报》被军阀龙济光查封。
《中国日报》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创办的最早报刊，它伴随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在革命思想宣传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教育和培养了一代革命民主主义者，为革命事业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
涞水之战
直隶涞水县属于易州，位于北京、保定之间，在北京城西南，芦保铁路西侧。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洋教侵略势力的巢穴，传教士及恶霸教民欺压乡里，无恶不作，民、教矛盾十分尖锐，屡次发生反洋教斗争。
涞水地区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教冲突发生在1899年2月。那年年底，涞水县高洛村（位于涞水县东，为涞水、定兴两县交界处）乡民举行除夕迎神赛会，高洛村教堂教民依恃教会权势，借机寻衅，撕毁神像，闯入村民阎老福等家中行凶。事后，洋教士反诬告群众毁坏教堂，乘机敲诈勒索，不但要求“索赔万金修教堂”，还要求被害群众“跪门筵酒陪礼”。法国驻京大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出面要挟，地方官吏不敢得罪洋人，不问是非，每日发函牍数次，严催涞水县令速速结案。最后，涞水县令秉承洋教士旨意，强令受害人“赔银二百五十两，设席二十余筵”，并威逼受害人亲赴安家庄教堂“叩头赔礼”。地方官吏如此袒教抑民，激起当地村民的极大义愤，民教矛盾更趋激化。
1900年4月，在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中，高洛村群众请来师傅设坛授拳，并在阎老福等人领导下，建立义和团组织，“意在借习拳以压教，图雪其耻”。盘踞在高洛村教堂里的教士也不断添置枪炮，扩大反动武装，准备屠杀义和团，并连连要挟清政府派兵前来镇压当地义和团。高洛村义和团和乡民怒火万丈，决意与教会决一死战。
从5月初开始，高洛村义和团就积极准备战斗，并飞帖邀请涞水、定兴、新城、涿州、易县等地义和团前来助战。5月11日晚，各地义和团或十数人一起，或二三十人一起，络绎不绝，纷纷汇集高洛村。
5月12日晨，高洛村已聚集义和团民千余人。午后，义和团开始围攻高洛村教堂。义和团民冲入教堂，向四处投掷火把，一举把教堂焚毁。随后，义和团又烧毁部分教徒的住宅。涞水县令祝芾闻讯急忙赶来，劝导弹压，被乡民打跑。义和团在涞水初战得胜，揭开了涞水大捷的序幕。
附近州县义和团继续向涞水集结，涞水义和团声势更盛。5月13日，祝芾急忙致电直隶总督裕禄，请求速速派兵镇压。裕禄接电，立即派遣道员张莲芬、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各率马队120余人，前来涞水镇压义和团。
5月14日，官军闯入高洛村，逮捕了义和团首领蔡培、杨大柱及义和团民40余人。15、16两日，官军又连续逮捕了义和团民李勤等20余人。面对清军的野蛮镇压，高洛村义和团毫不畏惧，整军经武，准备反击清军。
5月17日春，张莲芬、杨福同会同祝芾率大队清兵驰往高洛村，准备对义和团民进行更大规模的逮捕、屠杀。高洛村义和团全部投入战斗，外村义和团数百前来助战。义和团把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埋伏在邻村史各庄南的路旁沟内，一路埋伏在高洛村西北路旁，准备伏击敌人。不久，两路先后与敌人接火。两路官军均以排枪猛轰，义和团伤亡很大，被迫撤离战场。
这次战斗失利后，为了能够争取有利形势，高洛村义和团主动撤离高洛村，向涞水城北30里，与涿州、房山二县接壤的石亭镇转移。石亭镇义和团首领伊老善早在高洛村义和团英勇抗击官军镇压时，就飞帖邀请附近州县义和团速来汇集，准备与官军大战一场。新城、容城、涿州、易州和房山等地义和团应帖而往，迅速汇集石亭镇。到5月下旬，聚集石亭镇的各地义和团已达万余人，高洛村义和团转移到石亭镇，使此地义和团声势更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