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载沣亲贵集团惧怕袁世凯权力过重，难以驾驭，以袁患“足疾”为由将其辞退卸权，导致满汉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更趋加剧。各省谘议局经过一年的筹备正式成立并宣告开议，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乘此时机，占据这一机构，取得了合法活动的讲坛。他们认为，9年的筹备立宪时期太长，遂在年底由江苏谘议局发起，邀约16省谘议局代表组织进京请愿团，要求缩短立宪年限，迅速召开国会和设立责任内阁。
孙中山离新加坡赴欧美筹款，委黄兴、胡汉民负责国内革命运动：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汉民任支部长，着手以新军为主的广州起义：同盟会、光复会之间派别纠纷加剧，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在南洋、日本等地掀起“倒孙运动”：孙武、焦达峰等人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鄂总部，后又分别在武昌和长沙建立机关，准备策动起义。同盟会员佘竞成、熊克武等联络哥老会在四川广安起义失败：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宣传反满革命，后被迫停刊，又改名为《民吁日报》，继续出版。本年，长沙爆发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张之洞与英、法、德三国银行团订立湘鄂境内粤汉铁路和鄂境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引起湘、鄂、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张之洞卒后，清政府命将该铁路事宜转归邮传部办理：京张铁路竣工：清廷始建游美肄业馆于清华园，并派出梅贻琦、秉志等第一批留学生出国留学。
各省谘议局的创设
1906年以后，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高涨，清朝统治者内部有人惊呼：“长江千里，会党、革命党纷纷串结，大敌之剡，匪伊朝夕”，人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清政府内一部分官吏及立宪党的立宪呼声很高，清政府不得不做出一点宪政的姿态。1907年10月19日，清廷颁布《谘议局及议员选举章程》，谕令“即著各督抚迅速举办，实力奉行，自奉到章程之日起，限一年内一律办齐”。该章程共12章62条，规定“谘议局钦遵谕旨为各省采取舆论之地，以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自安为宗旨”。
《章程》规定谘议局人员设置、职责和任期等，谘议局设议长1人、副议长2人，常驻员若干人；谘议局设办事处，经理文牍、会计及一切庶务；办事处设书记长1人，书记4人；议员任期3年，正副议长任期亦同，但常驻员任期为1年。谘议局分常年会和临时会两种，常年会每年定期举行一次，会期为40天，自9月1日至10月11日止。在常年会期外，如遇紧急事件需要研究决定，可召集临时会议，会期为20天。
《章程》对议员资格作了规定：“凡属本省籍贯之男子，年满25岁以上，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谘议局议员之权：一、曾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它公益事务满3年以上著有成效者；二、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三、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四、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五、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营业或不动产者。”这说明只有大地主、官绅和资产阶级上层才有选民资格，而广大妇女、工人、农民、城乡贫民、中小地主及商人等都被剥夺了选举权。
《章程》对各省议员名额作了具体规定，因户口无法准确统计，参照科举时代的各省学额及负担漕粮数目确定议员名额，按照这种分配方法，名额最多的是直隶为140名，最少的是吉林、黑龙江为30名。
从1909年3月起，各省陆续开始选举谘议局议员。督抚监督谘议局的筹备和选举活动，并竭力排除革命党的渗入。各省议员定额及实选人数，各种记载不完全一致，一般记载议员总数为1677人。议员的成分，乡绅占多数，其次为教育界及商业界人士，还有部分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或留学生等。
就议员的政治态度划分，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顽固派，这些人死心塌地地效忠清廷，力图使谘议局成为清廷的驯服工具。如山东谘议局93名议员中，就有62名顽固分子，他们在巡抚孙宝琦的操纵下活动，被称为“六二党”。一类是立宪党，这些人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主张立宪，仇视革命，与清廷既矛盾又妥协，他们在谘议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一部分当上了议长、副议长职务，如张謇、谭延闿、汤寿潜、汤化龙、蒲殿俊等。第三类是革命党人，他们对谘议局这样的清淡机构不抱幻想，他们打入谘议局可多方联系，还可以公开身份掩护革命的秘密活动，如广东、广西、贵州、浙江、四川、陕西、山西的谘议局内都有一些革命人当选为议员，广西谘议局议员有同盟会会员10余人，约占议员总数的1／4，代理议长黄宠宪就是同盟会会员。贵州谘议局基本上是由倾向革命的自治学社所掌握，半数以上的议员为该社成员。
总体看来，虽然旧式官绅在谘议局里占一定比例，有的省甚至占大多数，但谘议局的领导权却一般掌握在立宪党人手中，因此，谘议局已具有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地方议会的雏形。由于谘议局内存在着顽固派、立宪党和革命党三种政治力量，彼此必然要展开尖锐而复杂的斗争。
1909年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正式开议。除新疆奏明缓办外，其余21个行省的谘议局如期成立，一律开议。会期一般40～50天不等。开议后的第一件事是选举正副议长。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共选出63名正副议长。他们中一般有旧的功名职衔，也有不少人曾出国留学或考察，受过新式教育。张謇、方履中、谭延闿、曾熙、杜严、方贞、罗纶、丘逢甲等正从事新文化教育或开办实业。
玩弄假立宪阴谋的清朝统治者不愿谘议局真正发挥作用，在各省谘议局开会前一日，清王朝下谕告诫议员：各议员“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致滋侵越；各该督、抚尤宜钦遵定章，实行监督，务使议决事件不得逾越权限，违背法律”。清廷大念紧箍咒，就是不许谘议局真正发挥地方议会的职能。督抚们也不会放松这奉旨监督的职责。
在谘议局开议期间，议员参预政治热情很高。江苏谘议局是公认办得好的，议员中立宪派的阵营整齐，议长张謇又为一时宪政巨擘。会议共进行56天，议决46个议案。在这些议案中，主要是强调谘议局的立法作用，要求保护其职权；办理各项宪政新政；力保主权，收回利权；纠举不法官吏，以澄清吏治；积极推广各项实业；剔除弊政，减轻百姓痛苦和负担；改良社会风俗，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等等。而这些议案送呈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审核，只有7件无关痛痒的得到答复。各地督抚“多以压抑为能事”，有的省闭会一两个月，“议案如泥牛入海，消息杳然”。有的督抚假抚民意，利用谘议局“施虐于民”，“于是人民怨毒，不加于官府，转以谘议局为集矢之的”。如广东谘议局成立后仅开过两三次会，所通过议案较重大的有开赌（番摊）筹集海防经费及征兵条例等。所谓开赌筹集海防经费案，一面假借民意以建设海军，充实国防为名，迷惑视听，以榨取民脂民膏，供其挥霍；一面利用赌博来诱惑人民，使其沉迷于博弈陷阱，转移人民对封建统治的反感而巩固其统治权。此议案是在专制皇权高压下通过的。这说明，假立宪下的谘议局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充当封建统治者的替罪羊。
谘议局使立宪党人有了一个合法的议事机构，它既反对革命，又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使统治者假饰立宪的诡谋，更易于在民众面前暴露出来。立宪党人利用谘议局这个机构，向清廷提出加快立宪步伐的要求，倡导组织收回利权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挠了清朝拍卖主权的勾当。谘议局作为象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其历史作用具有双重性，但其反动作用是主要的。随着武昌起义的胜利，各省谘议局便被革命的洪流所冲击。1912年2月清帝退位后，各省谘议局陆续解散。
《民呼日报》创刊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1909年5月15日创办于上海，于右任自任社长，陈飞卿任主笔，编辑撰稿者有范光启、徐天复、吴宗慈、王无生、戴天仇、周锡三等。内容除通讯、广告外，分言论、纪事、丛录三部分，辟有社说、专论、诗话、艺苑等栏目，并配合各地时事新闻，刊登有关政治、时事、社会生活的图画，以讽刺画为主，行销很广。
5月5日，《民呼日报》的办报宗旨以广告的形式登载上海各报上，称“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报纸不接受官款，不收外股，对内政外交，皆力持正论。15日，该报出版创刊号，头版发表《民呼日报宣言书》的社论，言明办报宗旨，并向各界庄严宣告：“民呼日报为何出现哉？记者曰：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第念我同胞三千年来，已受扼于独夫民贼之手，莫或一伸，而今者又者又并区区言论权亦不可得。爰用愤激，纠合同志，创为此报。”“自今日以往，凡官吏有盗卖我路矿，污辱我国体者，必号泣陈诉于四万万同胞之前，以求裁判焉。凡外人有觊觎我主权，侵削我领土者，必反复开导于四万万同胞之前，以求挽回焉。”
该报出版后，以大量篇幅揭露清朝各级官吏的腐败、暴虐、嫖赌、吸毒及投机钻营等种种丑行，把他们分为“死人”、“魔鬼”、“狼与羊”、“蟊蠹”、“蝗蝻”五大类，指出他们是中国致衰的病因，必须将他们革除，采取“人为淘汰之术”。该报还以大量篇幅报道和评述灾荒问题，从创刊到终刊，大量刊登了甘肃灾荒问题的文章。从当年7月起，连续载文披露天灾人祸导致甘肃赤地千里，树皮革根被剥光挖尽，竟至人相食之惨状。揭露陕甘总督升允为仕途钻营，隐瞒和缩小灾荒程度，欺骗上峰和社会舆论：“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竞不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呼？”称中国已出现两种异象，“一为稗政失民心，一为水旱夺民命，两者交乘，益未有不亡”，暗示清朝气数已尽。
该报还大量报道了有关路矿斗争方面的文章。6月1日，发表了《声讨民贼之檄文》，副标题为“福公司者祸公司也”，指出“况乎今日福公司非特攫我开采权，并攫我售卖权。果售卖权失去，则我豫其他所开之煤矿公司均失利，是一福公司能倾压我豫千百煤矿公司也”。揭露了福公司对豫丰煤矿的进一步侵略。对路案的宣传，该报前期以津浦路营私舞弊案为重点，集中攻击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侵吞公款，私通德国，擅改路线，置天津站于德租界附近等问题，迫使清政府将李撤职查办。后期则鼓动粤汉铁路商办，反对归英、法、德三国借款承办。指出“铁路者，地方之血脉也。权操诸己，则为便利交通之事业；操诸人，则为丧地灭国之利器”。该报指责清政府是“卖路贼”、“矿贼”、“民贼”和“卖国贼”，认为“吾人为我国民今日欲保存固有之权利，不可不先破坏外人之权利，欲破坏外人之权利，尤不可不先破独夫民贼之权利”。该报积极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企业，商办沪嘉铁路通车时，该报刊载大幅车站照片，详细报道庆祝盛况。
该报对贪官污吏的揭露，引起他们的愤懑。7月27日，陕甘护督毛庆藩致电上海道蔡乃煌，诬指在《民呼日报》办公的甘肃筹赈会有侵吞赈款嫌疑，要求对该报查究。8月2日晚，租界当局将于右任、陈飞卿拘去，经14次讯问，租界当局于9月8日判于右任“逐出租界”，陈飞卿“应并饬具结存案”。8月14日该报被迫停刊，仅存92天，但不久又以《民吁日报》面世。
冯如开创中国飞机制造的先河
20世纪初，欧美各国争相制造飞机时，中国出了个第一位飞机制造家冯如。
冯如，号鼎三，广东恩平人。1883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少年时代的冯如，好动手动脑，曾用火柴盒制造轮船模型等。1895年，在美国三藩市（今旧金山）做小本生意的舅舅，劝他出国谋生。12岁那年，冯如告别祖国和亲人，来到三藩市做工。1901年，又转往纽约做工。在美国，他看到生产工艺和机器设备很先进，认识到中国要由弱变强，必须学习制造先进的机器设备。于是他省吃俭用，从微薄的工资中，节省出钱买了不少机械学方面的书籍，每晚刻苦钻研，经过几年的努力，他掌握了30多种机器的构造和性能，还发明了抽水机和打桩机。他自己还制作了一种无线电报机，电码灵敏准确，能收能发。有人向他购买了几台。
1903年，美国人莱特兄弟在北卡罗莱纳州基蒂霍克沙丘成功地进行了人类首次飞机飞行，冯如预感到飞机在军事上的重大作用，萌发了制造飞机的念头。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祖国和同胞饱尝了战争的灾难。冯如向同伴说：日俄战争遭难的是中国，中国必须制造出飞机，倘若有千百架飞机，分守中国港口，就可以对付入侵者了。他慨然感叹：“我听说兵器中最厉害的莫过于飞机了。誓毕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