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知道，对于一个民营企业来说，作这样的计划是并不多见的。但他觉得，这是社会大众对松下电器的期望，是松下电器的全体员工所应担起的社会责任。他把这个计划形象地称作是松下电器和大众订立的“看不见的契约”。为此，他要求松下电器的员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决不可掉以轻心：
“五年后，我们的资本额将由现在的30亿元增长到100亿元，那个时候到底还会不会赚钱呢？我认为一定会的！假如不赚钱的话，那就等于是犯罪，我们从社会取得资本，集中了人才，使用了许多原料设备，如果要是作不出什么成果来的话，那就真的对不起社会了。”
真正的感情是毋需用语言表达的。爱情，这只能是心领神会的隐秘。
——［苏］叶·邦迭列娃
“抱着这样的想法去工作，公司的收益一定能够增加，各位员工也能得到同业中最高的薪水和津贴。只要我们不偷懒懈怠，这一切都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公司拥有几百家代理店、几万家联锁店，背后还有几千万的消费大众。当社会大众为了提高生活水准而需要大量优质商品的时候，如果不能得到充足的供应，那就只好过贫乏的生活了。如果这样，那就是我们未能尽到责任。所以我们必须事先预期大众的需求，立即做好充分的准备，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这是我们产业人的责任和使命。”
“这也就是说，我们和大众订下了‘看不见的契约’，虽然没有正式文书、签字画押，但这个契约是铁的契约。因此，我们必须以谦虚诚恳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履行约定的条款，及早准备，以策万全。”
在五年计划之外，松下还拟定了有关技术、生产、人事、销售等各个方面的方针，以配合总体的计划。其中包括把原来的11个事业部扩展为15个，全部以产品的名称来命名。
随着这个计划的实行，松下电器大兴土木，新建了不少工厂，这些工厂都是在欧美专精化生产的启发下建立的大型的自动化工厂。比如，1958年7月完成的大阪府茨木市工厂，以生产电视机为主，产量由过去的10000台增加到了30000台。在高规市，还有隶属于电力工业部的工厂。这两间工厂，都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现代化工厂，设备先进，产出量高。
1956年，日本天皇夫妇到关西旅行，听说了松下高规工厂的情形，就亲临该厂参观。此外，外国元首、政要，凡抵达大阪的，大多要来该厂参观。到1960年止，来此参观的外国政要和财经界人士已达3000余人。就此而言，松下不仅是向外界输出产品、技术和资本的企业，而且俨然是日本企业界的代表和典范。这就是说，松下电器不仅被国外的人士当作是实力雄厚的制造商来看，而且也当作具有先进经营管理水平的企业来看待了。
在1955年提出五年计划以后，松下在四年后就实现了这一计划。又过数年，到60年代上半叶，松下电器的发展，超出了人们所能预料的范围：
销售额1950年是27亿，1955年320亿，1960年突破五年计划的800亿，到1965年，达到2204亿日元，15年间增长近100倍，这个额度，在日本众企业中占第6位。依照美国《幸福》杂志的调查，1960年时，松下电器首次登上世界100家大企业（除美国外）行列，排名第74位，1964年跃居第40位。
从企业产值的增长速度来看，几乎每年都保持了高比率的增长（除1964年稍显欠佳外）。而营业收入也都保持了稳定的利润率，几乎年年都在10％以上。因此，松下电器能在众多的同行中始终保持年年都能高额配股息，其股票也被证券市场认定为优良的证券。
从总资本来说，松下电器也是逐步攀升，最终进入日本巨型公司的行列。1950年，松下电器的资本总额是1.2亿日元，1955年为30亿，1960年突破100亿元，1963年增资后达到337.5亿日元。从比较可知，14年间松下的资本总额增加了260倍，这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极其少见的。
爱情比任何远方的梦还要甜蜜。
——［美］奥尼尔
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松下和松下电器的不凡。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松下辞去了他的社长（总经理）职位。
1961年，当松下电器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当公司的新办公大楼就要落成的时候，松下幸之助向股东提出了辞去总经理一职的想法：
“我从1918年23岁创业，至今已经65岁，在松下电器的总经理位上已经服务了40余年。现在，该是我辞去总经理职位的时候了。”
与会的董事有些惊讶，继之则是极力劝说留任：
“松下先生，您年富力强，正是干事情的好时候。”
“松下先生，我们都愿意在您的领导下，为实现松下电器的使命奋斗。”
“松下君，没有人反对你的，为什么要辞职呢？”
“松下先生，实际上可以说，松下电器离不开您。”
尽管众人纷纷劝说，但松下对自己的辞职是有充分考虑的。他说：“我想辞职，并非自今日始。50年代初期我50岁时，就打算辞职。那个时候，正是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的这个愿望当然无法实现。1960年，我65岁了，觉得这个时候该辞掉社长，担任会长就可以了，所以向大家提出辞职。”
“我是松下电器的创办人，一向以来都为大家所依赖。这种情况长了，往往就会出现独裁经营的弊端。比方说，公司的各部门本来应该自主经营，但实际上往往要听我的一句话来决定。而实际上，任何一个伟大的人都不可能把什么事情都办圆满。我发现了这个弊害，觉得必须尽快退下来。”
“况且，这些年来，各部的主管都能独立地工作，许多时候，我根本顾不过来到各处走一走，大家没有我也照样能把事情办好。这个时候，不正是我退下来的大好时机？我相信，我的决断对于培养接班人来说，是相当正确的。”
松下辞去总经理一职，在以资本为出发点的西方企业界是十分不寻常的。就客观情况而言，松下未受到任何外来的压力和胁迫，他自己的身体，当时还是绝对可以胜任工作的。因此，最主要的原因，来自他自己所述的那些主观上的考虑。
培养人才是一个方面。松下认识到，在东方国家的传统里，年资与威望、才干、能力并列放在一起，似乎年龄越大就越是智慧高超、能力卓越。因此无论在家庭还是在其他机构乃至国家，都存在着终身制的现象。毫无疑问，这种情形对人才的培养极其不利。松下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东方传统的弊病，在事业和主观条件均如日中天时遽然退身，给年轻人留出了一个锻炼的机会。这样作，不仅可以自上而下地锻炼一批人，也能增加松下电器领导层机体的活力，克服与东方式终身制所共生的断层现象。松下早已作过事业发展的250年计划，当然不愿意看到松下电器中衰，而要使这个企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就要有像自己一样的带头人。显然，等自己眼不能视、耳不能听的时候，再去培养，为时晚矣。在自己尚能稳住阵脚、从旁指点的时候，把年轻人推到台前去，当然能够培养出成熟的接班人。
另一方面，也许比不上培养人才重要，但对松下来说却更为不易，那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才干和权威同时存在着负效应，即部属的依赖和懒惰，这样同样不利于人才培养和企业机制的健全。一般人只看到自己的才干和权威，沉醉于其间。松下却能认清权威和才干的负面效应，进而向前一步，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威、隐藏自己的才干，充分显示了他的胸襟和见识。松下曾说，一个经营企业的首脑，不妨把自己表现为公司里“最无知的人”、“孤陋寡闻者”。这就是说，要充分调动部属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干。就这样，松下辞掉了松下电器公司总经理之职，保留会长（董事长）一职，而总经理一职则由女婿松下正治担任。
爱情不是一种尘世的感情，乃是一种天上的感情。
——［俄］列夫·托尔斯泰
松下正治生于1912年9月17日，193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系，进入三井银行服务。1940年，松下把自己心爱的女儿许配给正治，招赘为婿，正治改姓松下，同时转入松下电器服务。50年代初期，松下电器人事调整时，正治被任命为副总经理。
在日本的企业，董事长一般不处理实际的业务，所以比较轻闲。松下退下来以后，几乎把公司的全部业务都交给总经理和其他干部，不再多管事情，只是有两类事情，还要请他操劳，一是特别重要的决策，远大的规划，还是要他参与策划和裁定；一是代表整个松下事业对外交涉，以及与公司业务没有多少直接关系的讲演等社会活动。前者是松下不能不参与的，后者也是松下不能不参与同时也较为乐意从事的。
不过，辞职后的松下把自己的兴趣转到了别的方面。1961年8月，他在京都的别墅真真庵重新恢复了中断十几年的PHP研究，和十余位研究者讲道论学，过起了差不多是隐居的生活。1967年，PHP研究所迁往东京的新楼。1969年，PHP杂志的销量突破100万册，次年又出刊英文版。
1973年，松下虚岁80周岁的时候，又辞去了会长的职务。松下电器的会长由松下的老部下高桥荒太郎继任，总经理仍为松下正治，松下则改任最高顾问。
最高顾问更是一个虚衔，但松下幸之助为松下电器主心骨的地位则毫不动摇。只不过此时的松下，心思更是转到了别的方面。他的PHP研究工作继续进行，而且有了其他的举动，比如创办新杂志《VOICE》（1976年12月）等等。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创办“松下政经塾（学院）”，这是他构想很久的计划，目的是培养日本的政治经济人才。松下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以日本为首的亚洲地区出现繁荣的世纪，为了适应这种局面，松下电器有义务为二十一世纪培养人才。显然，这时候的松下所思所想，已经不再局限于一个实业家的视野和胸怀，甚至也不是一个一般政治家所能有的视野和胸怀。可以说，他的视点站到了全人类的立场上。
松下从总经理和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以后，对于公司经营的事情很少过问，把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研讨一些经营、人生的问题上。此时，日本当然在他的视野之内，世界也被纳入他的视野之中。
“PHP研究所”最初分为四个部，每个部都有专门的研究方向和课题：
第一研究部：通过新人生观的研究，加深对人类本质等的考察；第二研究部：研究松下所长的一切思想，如经营观、社会观、人生观等等；东京研究部：编辑英文杂志《创业精神》，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以促进研究；国际关系研究部：收集资料，研究世界态势，探讨未来动向。
这个研究所除了日常的研究活动以外，还举办了种种进修会、讲座活动。此外，研究所先后出刊过三种杂志，首先是《PHIP》杂志，最后是1976年12月创办的《Voice》。在这中间的1969年，创办了该所的英文杂志《Entrepreneurship》（创业精神）。
爱情本身便是琼浆玉液。
——［印］泰戈尔
《Voice》杂志是以创造21世纪新日本为宗旨的一份杂志。在这份杂志里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松下描绘了未来21世纪日本的理想状态，也提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种种途径。1978年及1982年间发表的一组题为“21世纪的目标”的文章，展示了松下理想中的日本形象：这个国家是“无税国”，即在每个年度厉行节约，逐渐把财政开支的一部分积累起来，以达致无税乃至收益分配的目标；这个国家不是像美国一样的“法制国”，法制国只算是“中进”，而非“先进”，日本要达到的目标是先进；这个国家不再是跟在别人身后的国家，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以日本独特的尺度操作，将是世界各国的模范。松下的这些理想不可谓不伟大，他的这种探究精神也值得钦佩。但是，从他的这种理想主义加民族主义的未来目标中，我们还是多少感到了“乌托邦”的意味。
从“PHP研究所”的创办以及恢复，我们可以知道，松下早有进行研究、系统总结自己的思想并将其推广的想法。“PHP”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的意愿，但只是部分而并未全部实现。为此，松下构想、建设了规模更为宏大、研习更为正规化的“松下政经塾（学院）”。
比起“PHP研究所”来，松下政经塾的着眼点更为宏大，也更为具体。松下认为，人类世界的发展经历了数个繁荣中心的变迁：最初是古埃及以及中东文明的发祥；接下来转移到古希腊、罗马，进而扩大到整个欧洲；近代以来，则转向了美国；而未来的世界繁荣中心将转移到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为此，日本必须从现在起就奠定未来繁荣的基础。然而，松下认为，日本眼下的状况却糟糕透顶，如此下去可能会走进死胡同中，因此，必须掀起从思想上进行根本性变革的高潮。松下政经塾正是为此而诞生的。
在松下政经塾里，人们研讨的不仅是经营的问题，而且更有一般的经济、政治问题，还有关于人的问题。如果说政治、经济还比较实在的话，人的问题就几乎是哲学的问题了。1972年8月，松下出版了名为《研究人类》的著作，提出了“新人类观”。次年1月10日，在每年初的经营方针发布会上，松下向员工阐发该书的思想，推荐阅读、思考。他声称自己的这本书是坦诚研究人类累积的实绩而写成的，是人类数亿年生活实绩的累积。对于这部书，松下不无自信：“希望各位都能看一次这本书。关于书中的看法，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存疑，但是经过100年或200年，这本书必然会成为一本很重要的教本，放在各位子孙家庭的案头上。我认为这本书会是这样的一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