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江平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朴实。她比所有普通人更普通、更平凡，就像一滴雨、一片雪、一粒灰尘，渗进泥土里，飘在空气中，看不见，不会引人注意。人啊，总是容易把眼睛盯在别处，而忽视眼前的、身边的。于是，便也容易失去弥足珍贵的。希望我的觉醒不会太晚。
母亲家姊妹多，所以她没机会读书。正因为母亲没文化，所以把许多牺牲当成了“理所当然”得让人心疼，甚至可以说母亲根本就没意识到这是一种“牺牲”。
我们家除了母亲，谁都出去旅游过。每次全家出游，母亲都会一个人留在家里，那时我随口说：“妈，一起去吧！”母亲就会说：“我不去。我走了猪怎么办！”听母亲这么说，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扔下母亲，出去观光去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居然把这当成了习惯。
1998年夏天，长江发洪水，我们家门外就是长江的支流——岷江。由于我们居住在岷江的冲积平原上，四面环水，很容易遭水灾。那几天，天总是阴沉沉的，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压抑，电视台每天都在报道新淹没的城市，我们平原上人心惶惶，许多人开始转移贵重物品。我们家也不例外，父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几乎都搬到了河对岸幺叔家，并且每晚都带着我们去幺叔家过夜。当然，除了母亲。
那天，我们又去了幺叔家。我站在幺叔六楼的阳台上，俯视整个平原，温柔的岷江异常平静地流水，很慈祥，就像母亲。突然，天上乌云滚滚，好像天空随时会垮下来，风从四面八方横冲过来，打在雨棚上哗哗地响。父亲说，傍晚可能有大雨。远远的，我看着我们家，那河与家之间只有几百米啊！而我的母亲此刻就在那里。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很害怕，我怕岷江失去温柔，怕明天起来家会成为一片汪洋，更怕再也看不见母亲。凭什么我们怕死，母亲就该不怕，是我们的命比母亲金贵吗？
我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像是被风吹得急速旋转的风车。风越来越大，我便越发不安心。
我拗着要回去。父亲不可理解地说，天快黑了，也快下雨了，叫我明天和他们一起回去。我不听，硬是冲下了楼，让一屋子的人莫名其妙。
河边的渡船已经下班了，天乌得厉害，风里夹着几滴水打在脸上，更像打在心里。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冷，冷进每一个细胞，以致我的身体像筛糠一样颤抖起来。我慌得厉害，迫不及待地花高价跳上了一艘小渔船。
过了河，雨已绵绵不断地打下来，我抱着头一路飞快朝家中奔去。当我敲房门时，听见母亲叫了声：“谁呀？”我应道：“是我。”屋里没开灯，只听见拖鞋着地的声音，然后看见母亲掀开窗帘的一角，露出惊疑惶恐的脸，仔细瞧瞧外面，认准确实是我，才慌忙将门打开。这时，我发现门被一根粗大的木头死死顶着。这一刻，我终于没忍住，眼泪和头发上滴下来的雨水混合在一起。与其说这根粗大木头顶在门上，还不如说顶在我心里，这一顶就再也无法抹去。我知道，她怕。人最怕的是什么？不是吃，不是穿，不是钱，不是失去生命……是孤独，是无依无靠的恐惧。而这样的孤独与恐惧母亲不知道独自面对了多少次，面对母亲，我充满了愧疚与惭愧。
爸爸再叫我一起去幺叔家过夜时，我怎么也不去，叫急了，我就说：“那我妈呢？”只要有母亲在，小屋就会充满温暖，充满祥和，任那风横雨狂我也不怕。有好几次，我听见母亲无比骄傲地对邻居说：“我家江平最心疼我，这孩子有心哩！”母亲就是这样容易满足。
上了大学，离家更远了，远得母亲连想也不敢想，母亲打电话来说，想我了，想听听我的声音。我问：“爸呢？”母亲说：“你幺叔请客，都去吃饭了。”我鼻子有些发酸，说：“你怎么不去？”母亲理所当然地说：“我走了，没人看家……”母亲察觉出我的异样，尽量使语气显得无所谓：“也没什么好吃的，那些东西我都吃过……”我冲进卫生间，看见镜子里的自己泪流满面，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抵住，小声地哭起来。我不想惊动同学，我要独自表达我无限的伤心、委屈，儿童一样的软弱。
我心里不住发誓：我一定要让母亲出来旅游，直到游得再也不想游了为止。我一定要让母亲过上一个幸福的晚年！
其实，母亲也同样需要理解和关怀，不要再固执地把母亲的付出和牺牲当做理所当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