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显有一次特意外出办事，临行前向汉元帝说：“我回来时恐怕天色已晚，宫门关闭，请允许奴才以陛下的诏令让守门官员打开宫门。”汉元帝答应了。石显外出后，故意拖延到夜间回宫，宫门果然早已关闭。石显称有皇帝诏令，得以进入宫中。事隔不久，果然有人告发石显矫诏私开宫门。元帝看完奏折，微微一笑，并将奏章拿给旁边的石显看。石显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哭泣着对元帝道：“陛下信任奴才，才将军国大事委托给奴才处理，但朝中文武无不嫉妒陛下对我的信任，所以千方百计地陷害于我。像这种无中生有的事绝非一件，只有像皇上这样英明的君主才明白事情的真相。小臣出身微贱，智陋才薄，一身难称万人之意，实在受不了这么多人对我的攻击，我情愿放弃中书令的职务，到后宫做一些打扫院子、端茶送水的杂活，即使死也无所怨恨。只求陛下恩准我的请求，以苟全小人的性命。”汉元帝性本柔弱，哪里经得起这番悲切凄婉的诉说，对石显大发怜情，当即说了许多宽慰的话来勉励他，并厚加赏赐。自此以后，汉元帝对朝臣攻击石显的奏折都看成是嫉妒石显而置之不理，石显因此而愈加骄横。
历史上著名的风流才子皇帝宋徽宗喜爱古玩书画，权阉童贯就四处访求古玩及书画珍品。徽宗大兴礼乐，粉饰太平，宦官梁师成便人为地制造“祥瑞”之物，以讨好皇帝。如蕲州、黄州曾上报说，当地方圆二十余里的山坡上长满灵芝；海州、汝州则上报称，山上的石头一夜之间变成了珍珠玛瑙；益阳吹得更玄，称山间小溪先后流出了十佘斤和四十余斤金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直把徽宗搞得飘飘然，以为真的是太平盛世。而童贯与梁师成却因此而大获宠信，时称“媪相”与“隐相”。
历史上的皇帝都称自己为“孤家寡人”，不能有朋友，不能随意流露出真情。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持为政的公正性，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强君主的神秘感，使臣下难以捉摸君主真实的心思，难以把握君主“人性中的弱点”，以避免臣下借此迎合，进而操纵君主。然而君主的神秘性在无时无刻不追随左右的阉宦面前却无从掩饰，其人性中的弱点也暴露无遗。尤其是一些聪明伶俐、阴险狡诈的宦官，瞅准要害，不断进击，往往会使那些性情柔弱或有明显性格弱点的君主成为其手中的玩偶。但是，宦官的这些伎俩，对于那些性格刚毅的君主却大多不起作用。清雍正帝以性格冷酷著称。他身边的宦官有一次借演戏的机会问了一句“当今常州知府是谁？”便被责打至死。对于雍正这样的君主，宦官显然难以逞其伎，这大致也正是历史上的宦官之祸为什么时隐时现的原因所在。
（2）挟制天子，操纵君权
宦官在君主面前也并非一味地柔弱与迎合，“奴大欺主”的现象也有之，尤其是在宦官势力相对强盛、君权较为虚弱的情况下，宦官也有可能通过挟制天子、迫其就范的方式来达到专权的目的。
宦官要达到专权的目的，最重要的一点是隔绝君臣之间的联系。宦官无论是靠迷惑的手段，还是靠胁迫的方式，其目的概莫能外。因为宦官的权力来自于君主，而宦官受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制约，活动范围又一般限于宫廷之内，这就意味着诏令的具体实施要靠普通官员来完成。由此，宦官的专权就有了一个基本的限定，即每当君主与朝臣之间的联系渠道相对通畅，宦官的权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制约；反之，每当君臣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地阻隔，便会为宦官造成上下其手、左右逢源的有利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对上，宦官是君主了解朝野信息及时势舆论的唯一来源：对下，宦官又是朝臣领取诏令圣旨的唯一渠道。这一态势显然对宦官专权是极其有利的。
清初统治者在分析明代宦官专权的原因时曾指出：君主与士大夫及朝中文武大臣失去了正常的联系渠道，乃是宦官专权的主要原因。朝臣中竟有人数十年见不到皇帝，这种中外阻绝的状况，遂使阉宦的鬼蜮之计得行，“是非由其爱憎，刑威姿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
相对而言，用游乐献媚以迷惑君主的方式来达到专权的目的，风险是比较小的。因为“迷惑”是以投其所好为前提的，要逗君主高兴，要让其忘乎所以，然后揣情摩意，伺机得到君主的授权或委权，即使是被君主察觉或驳回，也可能一笑了之。然而这种方式是完全被动的，而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是时机很难把握，即总要找皇帝高兴得忘乎所以的时候进奏，这显然并非易事：
二是要不断地花样翻新，即总要能找到一些新鲜而有刺激的娱乐方式来使君主持续不断地游玩嬉戏，这显然也不容易。但是，做不到这两点，所谓的“迷惑”就无从谈起，而且一旦君主迷途知返，宦官迷惑君主的一切努力就随之化为泡影，甚至惹来杀身之祸，成为君主自警自励的牺牲品。由完全的被动迎合转而主动要求授权的第一种方式是引诱。与以迷惑方式迎合君主不同的是，这种引诱是通过某种适当的方式，直截了当地要求授权，而不是总需等君主在忘乎所以的时候，让宠信的宦官去处理某件事。秦朝权宦赵高拥立胡亥为帝后，虽甚得重用却仍感不足，因而在大肆诛杀大臣和王室公子后，想进一步架空秦二世，独专大权。为此，他引诱秦二世说：
“天子之所以高贵，在于只准臣下听到他的声音，而不准臣下看到他的颜面，所以才称朕。陛下年少，又刚刚即位，在宫廷与大臣议事，难免有误，这样便会把陛下的短处暴露在臣下面前，臣下就有可能因此而轻视陛下。如果陛下深居内宫，对臣下的奏章和亲近的人研究之后再做处理，就会减少失误，使天下之人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如此一来，群臣也不敢再欺骗陛下了。”昏庸的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从此便深居内宫，大臣们很难见到皇帝，国家大事皆由赵高代行处理。
李辅国是唐朝第一个以宦官身份被任命为宰相的人。他自恃拥立唐代宗有功，在朝中专权跋扈，独断专行。他为了进一步控制朝政，竟然公开地对唐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唐代宫廷之中多以“大家”称皇帝，李辅国此言意思是让代宗在宫中玩乐，做傀儡，军国大事都由他自己处理，其独揽大权之意昭然若揭。代宗听了这话，心里当然不高兴，但又不敢显露出来。因为此刻政局不稳，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不得不对李辅国以礼相加，尊其为“尚父”。李辅国大权独揽，朝中事无巨细，都由其裁决，朝臣出入也须先拜见李辅国，然后再朝见代宗。
李辅国所言，其实在引诱中已隐含了些许胁迫的味道，但毕竟与赤裸裸的胁迫还有所不同。在他稍后的许多唐代权宦拥禁军自重，挟威势以制君，“劫胁天子如制婴儿”，这比引诱显然更进了一层。前面曾提及的唐代权阉仇世良，权势最盛之时是唐文宗时期。唐文宗名为皇帝，实为傀儡，处处受制于宦官。他与朝中宰相议定的事，仇世良根本不当回事，甚至还当面“历数帝之过失”。对此，文宗悲愤交集，却无可奈何，唯俯首听责而已。有一次，他问朝中学士周墀道：“朕可与前代哪位皇帝相提并论？”周墀迟疑了一下说：“可比尧、舜。”
文宗苦笑道：“何谈尧舜，连赧、献尤有不如。周赧王与周献王受制于列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说罢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唐昭宗在位期间也是因大权旁落而一筹莫展，平常也不断受到宦官的凌辱。宦官杨复恭自认为拥立唐昭宗有功，居然自称是“定策国老”，有时竟当面责骂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
继杨复恭而起的权阉刘季述较杨复恭更甚，曾以银杖划地，当面列举唐昭宗的过失：“某日某事，汝不从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数落了十几条还没有数完。唐昭宗被吓得浑身发抖，似筛糠一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还是皇后出来打了个圆场，朝刘季述施礼道：“护宅家，勿使怖。若有罪，唯军容议。”倒让人搞不清究竟谁是皇上？谁是奴才？
（3）策立新君，固宠擅权
中国尽管较早地形成了皇位的嫡长子继承制，但君主废立常中有变，宫廷之中也由此而动乱迭起。在选立新君的过程中，宦官由于常居深宫，口含天宪，担负着出入宫禁、承宣诏命的职责，因而通常会成为各派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从宦官本身而言，他们或贪图策立之功，或有意择立幼君以便于操纵，通常也表现得相当积极活跃。事实上，历史上诸多的权阉也正是通过积极参预君主废置而得以专权擅政的。秦朝权阉赵高借沙丘之谋策立秦二世，进而专擅朝权的事例已为人们所熟知。
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活跃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对君主的策立。东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汉安帝死于巡游途中。安帝皇后阎氏久专国政，废弃太子，立年幼的北乡侯刘懿为帝。殊料，刘懿福薄命短，被立为皇帝不到二百天就身患重病。眼见幼帝已病重难治，追随阎后的宦官江京等人急忙准备策立新君，而另一派遭到阎后冷落的宦官孙程则积极联络宦官王康等人也准备策立废太子刘保。不久，刘懿死去，但阎后所准备策立的王子刘简还没有来到京城。无奈之下，阎后与宦官江京等人只好秘不发丧，关闭宫门，屯兵自守。孙程、王康等十八人得此良机，在宫中德阳殿西钟下秘密集会，每人割下一片衣服起誓，同心协力，共举大事。随即他们在崇德殿再次集会，决定立即行动，遂一齐冲入章台门。阎后的心腹宦官江京等人猝不及防，被孙程、王康等人杀死。
孙程又率人到西钟下迎立废太子刘保即皇帝位，是为汉顺帝。刘保随即以皇帝的名义，下令捕杀握有军权的阎后之弟阎景，阎后也被囚离宫，一场宫廷政变遂以汉顺帝的即位而宣告结束。汉顺帝为了褒奖孙程等人，下诏册封孙程等十九人为列侯，孙程因立有首功，封浮阳侯，食邑万户；王康封华容侯，食邑九千户。不久，孙程又官拜车骑都尉，并与“十九侯”一起把持了朝政。
阳嘉元年，汉顺帝册立屯骑校尉梁商之女梁妠为皇后，外戚梁氏集团随之而起。此后经冲帝、质帝直至桓帝凡四十年，梁氏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梁皇后的兄长梁冀官拜大将军，把持朝政“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亲豫。”
外戚势力的专权，必然激化与专制君权之间的矛盾。汉质帝年少聪敏，不满于外戚专权，仅因在一次朝会中称梁冀为“跋扈将军”，便被毒死。桓帝即位后虽心存怨恨却因内有梁氏二后，外有梁冀而徒唤奈何。延熹二年，梁氏二后先后死去，桓帝认为铲除梁氏集团的时机已到，遂趁如厕之机，单独与宦官唐衡密谋大计。随后，桓帝与单超、徐璜、唐衡等五人歃血为盟，立誓诛除梁氏集团。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宦官率左右羽林军千余人突然包围了梁府。梁冀见大势已去，被迫自杀。梁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其他受牵连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之类二千石以上官员达数十人。宦官集团乘势而起，填补权力真空。单超、徐璜、唐衡等加盟的五宦官同日封侯，世称“五侯”。他们与其他宦官一起秉势擅权，骄横日盛，史称：“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
宦官为达到专权的目的而采取的最极端的手段是弑君、废君。每当在位君主与得势宦官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化，而君权又相对虚弱的情况下，此类事件就难免发生。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的宦官宗爱“天性险暴，行多非法”，时常受到太子责备，因而与监国太子拓跋晃结怨。他见太子日渐受到太武帝的宠信，担心日后太子即位会对已不利，便蓄谋构陷太子及其僚属，终使辅佐太子监国的大臣崔浩及东官僚属数十人遭斩杀。太子忧惧之下，竟然一病不起，未几而终，年仅二十四岁。事后太武帝颇为追悔，宗爱唯恐他追究责任，遂决定弑帝另立，以求自保。正平二年春日，太武帝因酒醉独卧永安宫，宗爱乘隙进去。不知他如何动手，竟令英武果毅的太武帝暴毙宫中。
众人得知太武帝死讯后，审择嗣君。贵族兰延、薛提等人谋议在皇孙拓跋浚和东平王拓跋翰二人之间选立新君。宗爱既然谋害了太子拓跋晃，自然不愿其子继位，而拓跋翰也与他素有芥蒂。他思虑再三，索性抢先下手，假传皇后诏令，将兰延、薛提等人骗人宫中杀害，并将拓跋翰一并杀掉，然后迎立吴王拓跋佘即位。拓跋余随即大赦天下，授宗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军事。宗爱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总揽朝政，权恣日甚，时人将其比作秦朝的赵高，连拓跋余也怀疑他要发动政变，因而时加裁抑。宗爱怀恨在心，重起弑帝之念。正巧有一天拓跋余夜祭东庙，宗爱密令小黄门贾周将其刺死。
如果说北魏时期的宗爱弑帝另立只是基于鲜卑族统治者典章未备的特殊情形，那么唐朝后期宦官的弑君立帝则是基于对禁军的操纵。据历史记载，自唐穆宗至唐昭宗凡八帝，除敬宗一人系由太子身份继位外，其余七个皇帝均为宦官所立。在这一过程中，非但朝廷大臣乃至宰相皆不得预闻，就连先帝的遗愿也不起作用。唐文宗健在时曾立李成美为太子，宣宗临终时也有托孤之举，但在宦官的干预之下，文宗与宣宗的愿望均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