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伟大的史学家，他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孺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一、司马光砸缸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一月，当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司马光家世代为宦，其父司马池后来官至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
司马光像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自幼便聪明好学。据史书记载，司马光非常喜欢读《左传》，常常“手不释书，至废寝忘食”。七岁时，他便能熟练地背诵《左传》，并且能把二百多年的历史梗概讲述得清清楚楚，可见他自幼便对历史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另外，还有一件事使小司马光名满九州。一次，他跟小伙伴们在后院里嬉戏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进了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就要没顶了。别的孩子们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司马光却急中生智，从地上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被淹的小孩也得救了。小小的司马光遇事竟如此冷静，从小就显示出一副小大人模样。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这件事使小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二、功名早成
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二十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可称得上功名早成。然而，他却不以此自满自傲，而是豪迈地提出：“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一席话反映了青年司马光不为虚名，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成圣称贤的决心。此后，他也是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
司马光历来简朴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他也以此教育他的儿子司马康。
此外，司马光对双亲也特别孝顺。他被任命为奉礼郎时，父亲在杭州做官，他便请命要求改任苏州判官，以便离父亲近一些，以奉养双亲。
司马光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他在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便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抵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耕作。”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不注意提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三、经世致用
步入仕途后的司马光仍然潜心学习，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晓音律、天文、数学，而对经学和史学的研究更为精深。
当时北宋建国已近百年，已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
司马光秉性刚直，在从政活动中亦能坚持原则，也能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针。而在举荐贤人、斥责奸人的斗争中，他也敢冒死进谏，当廷与皇上争执。
仁宗得病之初，皇位继承人还没确定下来。因为怕提起继位的事会触犯正在病中皇上的忌讳，群臣都缄口不言。但司马光之前在并州任通判时就三次上奏提及此事，这次又当面跟仁宗说起。仁宗没有批评他，但还是迟迟不下诏书。司马光沉不住气了，又一次上书说：“我从前上呈给您的建议，应该马上实行，现在寂无声息，不见动静，这一定是有小人说陛下正值壮年，何必马上做这种不吉利的事。那些小人们都没远见，只想在匆忙的时候，拥立一个和他们关系好的王子当皇上，像‘定策国老’、‘门生天子’这样大权旁落的灾祸，真是说都说不完。”仁宗看后甚为感动，不久就立英宗为太子。
英宗并非仁宗的亲生儿子，只是宗室而已。司马光料到他继位后，一定会追封他的亲生父母。后来英宗果然下令让大臣们讨论应该给他的生父濮王什么样的礼遇，但谁也不敢发言。
而司马光一人奋笔上书说：“为人后嗣的就是儿子，不应当顾忌私亲。濮王应按照成例，称为皇伯。”这一意见与当权大臣的意见不一。御史台的六个人还据理力争，结果都被罢官。司马光便为他们求情，但没有得到恩准，于是请求和他们一起被贬官。
司马光还经常上书陈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措施。他曾说修心有三条要旨：仁义，明智，武略；治国也有三要旨：善于用人，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司马光的这一主张很完备，在当时有一定积极的意义。
有一年朝廷下诏在陕西征兵二十万，民心大乱。司马光认为此举不妥，便向掌管军事的韩琦询问。韩琦说想用突然征兵二十万来吓唬敌人谅祚。司马光认为这只能欺骗一时，而且庆历年间征兵戍守边地，已经把老百姓吓怕了。韩琦说他不会用老百姓来戍边的，但司马光表示不信。果然不出十年，事情真如司马光所料。
蔡京像还有一件事说明司马光是很有军事眼光的。
西戎部将嵬名山打算帮助朝廷捉住敌人谅祚。司马光上书表示反对，他认为：嵬名山的兵力不足，未必能胜谅祚。即使侥幸得胜，倘若治标不治本，以后还会产生另一个谅祚。而且嵬名山如果失败后来投奔我们，不被接纳的话，穷途末路，就会突然占据边城来活命，成为我们的祸患。
皇帝因为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便西边狼烟四起。
司马光当时在政治上是一名守旧派，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了严重分歧，几度上书反对变法。他说：“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而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
司马光与王安石，就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实施的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而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一定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必须得有良匠优材，而现在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最后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宋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而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种种不利情况，从侧面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