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在绝境中学习生存，把自己也当成看客，超然一点，豁达一点，这是一根拯救自己的最后救命稻草。
（摘自《杂文月刊（选刊版）》）
心灵感悟卞之琳的小诗《断章》曾经这样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窗外与窗内的人都是看客，在这种环境下当看客是何等逍遥。“一个人在绝境中学习生存，把自己也当成看客，超然一点，豁达一点，这是一根拯救自己的最后救命稻草。”如果有这样的人，可以说，他已经成了神站在天外看着地上的人类。
安全事故
席双旗
省领导在市长一行的陪同下进行考察，一路顺利，当天考察即将结束时，却突然出现了一件意外事件。省领导在路边考察时，突然刮起了大风，树上一根枯树枝落下来，正好砸在省领导的头上。市长一愣，立即冲到省领导跟前，焦急而关切地问省领导没事吧？省领导摸了摸头说：“没事，没事，你看，一点也不疼。”
市长连忙说：“这可不能大意，您必须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省领导连说不用，没事的。可市长坚持说必须做个检查，市长说：“要是万一有点什么事，我们可担待不起。”省领导拗不过市长，只好同意了。市长立刻安排了全市最好的医院，又连连检讨说：“都是我和市政府的工作没做好，没做细，居然出了这么大的安全事故，我向您作深刻检讨，请您批评。”省领导连说：“检讨什么，只不过掉下根枯树枝而已，没什么事的。”
把省领导送到医院，市长陪同省领导作了全面检查，确信没有问题了，市长才匆匆离开医院。
一回到市政府，市长就立刻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市长痛心疾首地陈述了省领导被枯树枝砸到脑袋的经过，然后说：“同志们啊，出了这么大的安全事故，说明我们的工作还很不实，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我们每个部门都要从自己身上查找出现这起重大安全事故的原因，研究下一步的工作措施。现在，大家查找一下各自的责任。”
市长说完，扫视了一下大家，大家立刻把头低了下去，不敢看市长，也没有人敢发言，会议一下子出现了冷场。市长的目光又像机关枪一样扫过众人，说：“怎么，没有人敢承担责任？难道这么大的事故是我造成的？”
市长话音刚落，市政府秘书长就站起来说：“我刚才认真反思了一下，其实市长早已把所有问题都安排得很细了，是我没有落实到位。虽然我也对省领导考察的路线进行了实地考察，作出了一些安排，但却没有能发现那个枯树枝，责任主要在我。”
市长的脸上微微露出了点笑意，说：“大家就应该像这样，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市长话音一落，园林处主任就站起来说：“其实主要责任应该在我，是我们园林处在林木管理上还存在漏洞，没有及时将树上枯枝进行清除，才造成了今天这种严重的后果。我代表园林处向市政府作深刻检讨。”
市长点点头说：“现在不是向市政府作检讨的时候，最主要的是要向省领导作检讨。还有哪位发言？”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连忙站起来进行检讨，说他们对各种安全隐患考虑不周到，检查不细致，愿意接受市政府的任何处理。接着公安局局长也连忙检讨说，主要责任是他们的保卫工作没做好，在树枝落下来的一刹那，保卫人员没有能及时冲上去把这一问题化解掉。其他各部门也纷纷查找自己的责任，并作了深刻检讨。
市长认真听完大家的检讨，说：“现在问题已经找准了，关键是做好下一步工作，不能再出现任何问题。政府办公室要组织人员对明天的考察路线再进行一次实地考察，把各个环节考虑得再细一点，再实一点。园林处要组织人员，连夜把沿途所有枯树枝全部清理掉；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要立即进行一次安全检查，把所有隐患全部消灭掉；公安局重新安排精干保卫人员，一旦出现突发事件要能立刻化解，连一个苍蝇也不能靠近省领导……”最后，市长又让市政府秘书长安排人抓紧起草会议纪要，他要把会议纪要连同各部门的检查，明天早晨亲自送到省领导手中。
安排好这一切，市长正准备宣布散会，他的手机响了。市长拿起电话说：“喂，是我，什么？煤矿又塌方了？你说清楚，死了几人？噢，才死两个人，我知道了。”市长说完挂了电话，对市政府一个副秘书长说：“宏发煤矿又出了点小问题，你去处理一下。”
（摘自《笑林》）
心灵感悟
斯大林曾经这样评价数字：“如果灾难所带来的人员伤亡是巨大的，那么这个巨大的数字将作为一个概念而存在；而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悲剧。”巨大的数字容易让人麻木，因为那只是一个统计的结果，现在，面对微小的数字我们都已经麻木了。以色列犹太人纪念馆有一个空旷的大厅，四周贴满了二战期间犹太人死者的照片，反复播放着死亡者的名字，为的就是把冰冷的数字化为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应试教育”是我的“受害者”
李解
中国学校的教育方式最主要的是一个考，不停地考，哪怕“考”得学生一身“糊”味还要考。这也是应试教育的弊端把一群富有创造力与朝气的少年变成一台应付各类考试的机器。尽管后来“素质教育”开始实行了，但我仍搞不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实际上的不同，衡量学生优劣的标准仍是分数。可以说，中国人的文凭是用分数堆积成的。
我是一个差生，一个一无所长的差生，用句现在教育界流行的话说就是“应试教育”下的受害者。而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应试教育”是我的“受害者”，正是因为我这样的“人物”近年来涌现得太多，才导致“应试教育”受到如此的口诛笔伐。
也许是由于出自内心的强烈的爱国心，我的学生生涯中唯一自信的事就是每次考试，语文十有八九是优秀，而英语百分之百不及格。
不过我敢保证我的英语成绩屡屡亮“红灯”与“表白我的爱国心”无任何瓜葛，我只是学得不开窍。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上中学必须学英语，我不会用英语写作，我也不打算十年后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用英语来发表我的获奖感受。
我一向偏执地认为，任何一种语言翻译过后就不会再具有其原有的品味了，尤其像中文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在别国的“语言”中，“公公”永远是指老者，而唯独中国的“公公”还含有高力士、魏忠贤、李莲英的成分倒也算是一种“国粹”。一旦一部好的中文作品被翻译成了英文或别的语言，就如同一壶极品毛峰中放了一块喝咖啡时才用的方糖，多多少少有些怪味。
我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比较年轻，算得上是“开明派”，她见我的文章写得很有“个性”，于是便多次鼓励我投稿，并且认为有必要引导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来的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证明她的做法很对。我承认，她是我文学路上的指路人，正是她的鼓励才使我屡屡写出那些风格“怪异”的文章，而那些文章居然也有些变成了铅字。
因此，我觉得自己唯一的长处只有写作了，我决定在高考后开始写东西，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当自由撰稿人，争取在五年内用稿费买台最新的电脑。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如此自信地认为我命中注定该是“文人”。
就在我做这个美梦时，媒体忽然开始“大炒”《上海宝贝》。
本来我也想买一本看看，只是学习太紧张而没有买。这时传来卫慧与棉棉的对骂，一个说：“用身体写作。”另一个反驳道：“用身体写作也得有本钱。”
这看似一场平淡的对骂，却把我的梦打了个粉身碎骨万劫不复，我顿时有种杜甫式的伤感与失落，我是不可能用身体写作的，因为我没“本钱”，而从她俩的言谈中似乎在论证当今想以写书出名靠的是身体。我呢？一向认为写作是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现在她们红得发紫的原因彻底粉碎了我的梦。
我个人极为推崇路遥与金庸，我喜欢路遥的朴实无华，也喜欢金膺的大家风范，我觉得他们走的路与《上海宝贝》走的路截然不同。我认为《平凡的世界》可以永垂不朽，而《上海宝贝》则是出版社的主编在酒醉后不负责任的“同意”之后才得以偷生。经过这样一番“自我安慰”后，我决定重拾我的梦想。
现在看来，我的这个判断是何等正确。当我这个“受害者”背负着高考的沉重压力在书山题海中浮浮沉沉，在英语及格线上苦苦挣扎时，我看到了一份旧报纸上印着有关“晚报杯”作文大赛的启事。当时我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这叫我想起了“新概念”作文大赛。我踌躇满志地参加了“新概念”，满以为凭我的文笔可以弄个奖什么的并去上海免费旅游一圈，可谁知我最后只捞了一个入围奖。而同省实验中学的李一粟获了一等奖，让我颇有些不服气。这回看到又有创新作文，便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写一篇文章，争取胜过李一粟。
其实回想起来，这种固执曾经使自己吃足了苦头。明明是学文的苗子，却为了不甘于人后而择理，一心想把理学好，结果现在使自己成了这样：一个文不成理不就的差生。
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则，我喜欢的事情赔本儿也干，因为我就是我。父母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这种脾气到了社会上是吃不开的，每到此时我便会非常反感。我想一个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个性便等于死了，何况我一向懒得把精力花在左右逢源上。如果每个人都失去个性，又如何去追求完美？但仔细一想，这也怪不得父母，这或许是一种趋势，而造成人们变得几乎一样的原因多种多样，在学校受的“教育”便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学校的教育方式最主要的是一个考，不停地考，哪怕“考”得学生一身“糊”味还要考。这也是应试教育的弊端把一群富有创造力与朝气的少年变成一台应付各类考试的机器。尽管后来“素质教育”开始实行了，但我仍搞不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实际上的不同，衡量学生优劣的标准仍是分数。可以说，中国人的文凭是用分数堆积成的。
现在好了，“新概念”与“晚报杯”创新作文的出现，正是对“应试教育”的挑战。什么叫“素质教育”？这才是“素质教育”考学生的长处，让学生扬长避短，发掘学生的优点。毕竟应试教育已磨掉了许多人的棱角。
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观点太偏激，认为我简直是信口胡说，但我仍不会改变对“应试教育”的看法，也无法改变我对人生的看法。
我想，无论是谁也无法让马拉多纳有一天站在NBA 的领奖台上捧上MVP 的冠军奖杯，同样也无法让莫泊桑用纯正的汉语写出像《红楼梦》这样的巨作的。
（选自《我是叛逆我怕谁》中国出版集团）心灵感悟就像武术大师之间比试内功，双掌相交，内力尽吐，内力不继者亡。现在的应试教育，与此何其相似，只是增加了几个比试者而已。
以应试教育为中心，大家一起较劲，谁也不敢先退一步，先退者受损。家长恨不得孩子离开学校就进补习班，爱学习的孩子最厌烦“不务正业”的老师，老师怕自己的学生考不好影响饭碗，学校怕成绩不好声名扫地，当地政府希望高考为自己带来光彩，教育主管部门唯恐改变影响公平。都有苦衷，谁也不敢后退，成了恐怖平衡。
只是有人担心教育本身在拉锯中一步步走向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