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谢泼德正和他的朋友们兴高采烈地在海滨玩着冲浪。他们刚刚从美国亚特兰大市的大学里毕了业。为了庆贺，他们旅游来到了里约热内卢。突然，一排凶猛的巨浪把詹姆斯拍倒了，他的头重重地撞在海底沙滩上，22岁的小伙子登时从颈部以下完全瘫痪了。另一排海浪把他的绵软的躯体冲到了岸边。
詹姆斯的一个朋友狂乱地为他做了人工呼吸。一个海滨营救小组火速把他送到了距离海滩2.5英里远的一个简易救护所。另一些朋友向美国领事馆呼请医疗援助，并给在亚特兰大市的艾伦娜和哈罗尔德·谢泼德挂了电话。
“那个电话使我们的生活永远地改变了，”艾伦娜在回忆1973年10月21日的那场灾难时说道，“我们乘第一班飞机赶往里约热内卢。次日凌晨，我们已经在一所狭小的医院里呆望着我们的儿子了。对他来说，那张床太小了——他的脚趾悬在床头外面。看上去，他就像一个大布娃娃。”
巴西最权威的医生之一，阿洛伊西亚·方塞加和他的同事们断定：詹姆斯活下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说，即使活下来，也要完全瘫痪，康复似乎根本没有可能。
艾伦娜急迫地对儿子耳语道：“詹姆斯，证明他们说得不对，动一下你的脚指头。”
没有反应。
艾伦娜又重复了一次她的请求。这一回詹姆斯眨了眨眼睛。“他听到我的话了！”艾伦娜哭叫道。她又转而求助于医生，坚持要他们给詹姆斯服用抗菌素，以消除他肺部的炎症。
“这简直把我急疯了。”艾伦娜回忆说，“我不许他们放弃对他的希望，无论如何也不行！”
哈罗尔德和艾伦娜片刻不停地注视着给他们的儿子输液的管子。他们俯身在他的面前，恳求道：“和我们讲话，詹姆斯，你能说点什么吗？”他努力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来。终于，哈尔德听到了几个微弱却令人心碎的字眼：“疼，爸爸，疼。”
艾伦娜为詹姆斯做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几句简单的话：“疼”，“我冷”，“我热”。她指点那些句子，詹姆斯眨一下眼睛表示：是；眨两下表示：否。这证明了他的大脑还是完好无损的。
发狂的母亲追着小救护所里已经劳累过度的护士们，迫使她们去检查詹姆斯的血压，调整输液管的速度，做诸如此类使她们保持关注的事情。她轻轻地擦掉他干裂的嘴唇上的食物的碎屑，以鼓励他坚持进食。在寸步不离地守护了八九个小时之后，艾伦娜终于精疲力竭，歪倒在地板上，睡着了。哈罗尔德怕自己也睡着了，一刻也不敢坐下来。
整整六天，哈罗尔德和艾伦娜紧紧地守护在儿子的身边。一个护士教会了艾伦娜如何从詹姆斯的胸腔里吸出脓液。詹姆斯的神志时而清醒，时而又陷入昏迷。在他的身上出现了大面积严重的溃烂。严重的胃出血使他在入院的前三个星期里不得不输入大量血浆。
每当艾伦娜躬身去亲吻儿子凹陷的面颊时，詹姆斯的眼圈都会微微发红，但他却从不让泪水流出来。“他总是尽力克制自己，他的天性就是默不作声地与困难搏斗。”艾伦娜说。
到11月上旬，哈罗尔德通过美国领事馆安排好了用一架美国空军救伤直升机送詹姆斯回国的各项事宜。方塞加大夫再次对詹姆斯残废了的躯体做了检查；之后，他第一次说出了稍稍给人以希望的话：“詹姆斯的病情非常严重，我不能担保他会活下来。但是，也有可能不致造成全身性瘫痪。”
月28日，救伤直升机来了。医生给詹姆斯服了镇静药，又把他放进一个铁架里以固定住他的身体。由于高热，詹姆斯时而全身滚烫，时而又冷得发抖。他醒着时，疼痛与恐惧使他的眼睛睁得老大；而他睡着时，看上去面容枯槁，瘦骨嶙峋。当飞机终于降落在亚特兰大时，他已经和死人并无二致了。
詹姆斯被送进了当地一家医院的特护病房。医生把他缚在一架能转动的病床上，使他既能固定住，又可以减轻因检查身体的各个部位时转来转去所带来的痛苦。进行一次检查就需他连续两个小时面朝地板伏在床上，艾伦娜便钻进床下，举着一本杂志让他读。“他的身体已经残废了，”她说，“但我不允许他的头脑也变成那样。为了救活他，只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尽全力去做。”
此时，詹姆斯正经受着逐渐加剧的肝炎和肺炎带来的痛苦。他不断地吐血，体重由165磅锐减到80磅左右。他的仅存的半条性命正在完全瘫痪和脚趾微微蠕动之间徘徊着。
艾伦娜不停地对他说着：“伸出手来，詹姆斯。动一下手指，动啊！”她坚信他得努力这样做，否则他就会彻底垮下去了。
一点一点地，詹姆斯开始蠕动他的手指和脚趾了。他能轻轻动一下手腕了。手可以在床单上移动一、两寸了。医生每天都用针刺他，并问他：“你能感觉到吗？”回答是眨了两下眼睛：不能。随后的一天，一个护士正在用湿毛巾为他擦脸的时候，艾伦娜发现他的眼睛突然一亮。“你感觉到了吗？”她问道。詹姆斯眨了一下眼睛，他咧咧嘴唇，露出一个歪歪扭扭的微笑。艾伦娜冲到电话机旁，向哈罗尔德报告了这一喜讯：“感觉恢复了，詹姆斯有感觉了！”
家里的一个朋友告诉艾伦娜，丹佛市的克雷格医院在治疗脊椎损伤方面有特殊的方法。于是，艾伦娜执意要把詹姆斯转往那家医院，尽管她的儿子的身体极其虚弱：他的膀胱严重感染，由于贫血需要大量输血，另外，他的肺炎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
年1月9日，哈罗尔德飞往丹佛市，征询克雷格医院的大夫们是否同意为他的儿子治疗。当晚，他返回亚特兰大。“这次转院是冒风险的，孩子。你想去吗？”詹姆斯无力地笑了笑，耳语般说道：“是的。”
月初，詹姆斯又被缚在另一个人体架上，开始前往克雷格医院的旅行。当他到达那里时，疼痛使得他的面孔扭曲了。医生对他的父母说：“这个小伙子的情况很糟。但他或许还能恢复部分躯体的控制能力。”
两天之后，医生们已经使詹姆斯的病情稳定住了。随后，开始活动他的手指，为他的关节按摩，强迫他一次欠起一点身来，直到他气力衰竭，昏迷过去。随后，他们又把他弄醒过来，迫使他一次再一次地进行练习。
在那次不幸事件的4个半月之后，詹姆斯的体重开始增加。他强使自己坐了起来。一个叫卡西·考克斯的职业治疗学家对詹姆斯发生了特殊的兴趣，詹姆斯的脸上重新露出了微笑。在一个天晴气爽的日子里，卡西扶着他离开了轮椅，然后抽身退去。詹姆斯自己站住了。“我还记得我一次站起来时的情景，”詹姆斯说，“妈妈和爸爸站在那儿，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他们不敢开口，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都会放声大哭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像一匹马似的吃东西，体重也迅速增加了，”詹姆斯继续说，“卡西和我一起锻炼，使我的肌肉重新长出来。我们每天锻炼8～10个小时，直到累得支持不住才停下来。但她却从不允许我放慢锻炼的进度。”
终于，1974年6月13日，詹姆斯准备出院了。医生坚持要用轮椅送他到医院的前厅。到了那里，他站了起来，把活动轮椅折叠起来，交给了他的父亲。“我不再需要它了。”他说。他拄着一根拐杖，推开前厅的大门，得意洋洋地走出去了。
艾伦娜决心帮助其他的脊柱受伤者。从1975年到1982年，谢泼德夫妇为脊椎受伤者在亚特兰大医院租用了一个侧厅。之后，1982年5月，一个有40张病床的“谢泼德脊椎医疗中心”在亚特兰大开业了。这个医疗中心有8名医生，一批经过特殊训练的医护人员，200多名专业顾问和治疗学家。这家现已拥有80张病床的简易医院，是全美17个这类脊椎治疗中心之一。艾伦娜为中心筹集了绝大部分款项，哈罗尔德力劝佐治亚州公共健康部门的计划者们赞助此事。詹姆斯则出任董事会的主席。
詹姆斯恢复了健康，走路时凭借一根铝制拐杖和一个长的护腿架。由于他的勇敢和他在创立“谢泼德脊椎治疗中心”的工作中所做的贡献，1985年他被美国青年会提名为“全美10名杰出青年”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