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大地震后，曾被唐家山堰塞湖淹没的禹里古镇，成为上至共和国总理，下至每一位普通国人最牵挂的地方。在安昌，我认识了赵兴武，才对禹里这个千年古镇、北川古县城有了深入了解。
赵兴武今年61岁，是原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年轻时在北川各地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26年，1991年到大禹纪念馆，一年后又到县志办，1997年编撰完成《北川县志》后，到县政协负责文史工作。特殊的经历加上个人爱好，使北川土着赵兴武成为地道的北川通。地震前，他受县志办主任景莲彩的委托，编撰第二部北川县志。当天中午本来准备加班，但因为和单位朋友聚会时饮酒过量，拿起笔却看不清楚字，只得到门口的沙发上躺着看电视。地震发生后，他几步逃到门外坝子里便站立不稳，等到黑烟散开，发现周围房屋全部倒塌，脚边就是堆积如小山的各种混凝土构建。
赵兴武说，要不是喝多了酒，他在里屋肯定跑不出来。酒虽然救了他的命，但县志办的电脑被掩埋了，已撰写完成的约30万字的县志稿子也永远留在了县城废墟之中。赵兴武曾戏言：“从古至今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给同一个县写出两部县志，并不是别人写不出来，是他们没有机会，续修县志一般间隔几十年，而北川这两部县志的编修时间仅隔了十几年，让我撞上了。”
赵兴武为那些志稿感到惋惜，更为北川文物管理所大批红军文物被掩埋感到痛心。他觉得，北川是羌族聚居区、大禹故里，羌族文化、大禹文化已经受到高度重视，但北川是革命老根据地，几十年前，北川人民全力支援红军，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这一方面却已渐渐被人淡忘。红军文物是反映北川那段可歌可泣历史的不可复制的宝贝，现在也永远深埋在了老县城废墟之下。
赵兴武说，一度被唐家山堰塞湖淹没的千年古镇——禹里，是大禹诞生地，也曾是当年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禹里这个地名，就是红军取大禹故里之意命名的。他告诉记者禹里的很多掌故，并建议我走走擂禹路，去一趟禹里，体验体验那里的风土人情……赵兴武这些年来致力于北川地方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因为地震前他没有电脑，所撰写的文史资料都交给位于曲山小学外的打字店打印。打字店的小李地震时遇难了，他的家人终将她的遗体连同电脑找到，赵兴武几年来撰写的几十万字的文史资料也得以保存。2005年，他曾根据北川编印的内部资料《红军在北川》撰写出《古镇悲歌》一文，介绍了北川几十年前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并为北川种种不公平的遭遇鸣不平。作为大地震幸存者之一，他特地将该文托付给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历史上多灾多难的北川。
附：古 镇 悲 歌
北川羌族自治县中部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小镇——禹里。白草河与青片河在这里交汇，冲积成大山深处的一个小盆地。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王朝设置石泉县，其治地就选在这里。此后一千多年中，石泉县演变为北川，其管辖范围也逐渐扩大，但禹里一直是县城所在地。
禹里位于绵阳西去茂县的交通要道上，历来受到封建王朝的重视。唐王朝为了防御吐蕃顺河谷南下成都平原，在禹里以西设置了名为威蕃栅的军事城堡。南宋初年，为了弹压北川及其以西茂县地区的羌人，宋王朝在禹里设置了介于州县之间的行政建制——石泉军，以加强其军事地位。明代，为了有效控制川西北民族地区，明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化“松潘东路”和“松潘南路”（也就是今天的九寨沟旅游环线）的安全，还把禹里西接茂县、南达安绵、东至平武的道路视为极为重要的兵道和粮道，时称“小东路”（也就是今天的九环线复线）。为了保障禹里的安全，明王朝还把一个王室成员封为石泉王，其驻地也在禹里。明嘉靖年间，面对极为尖锐的********，明王朝又在禹里设立石泉守备司，负责调度指挥今平武、安县及北川一带数千驻防官军，禹里又因此成为北、安、平、茂地区的军事中心。此后从清代至民国的几百年间，禹里仍一直是北川的县城。
禹里一直是北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北川后，禹里一度成为新的革命中心。禹里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便是红军首创的。据古代文献记载，北川是古代治水英雄、我国第一个国家政权缔造者大禹的诞生地，境内至今还保存着许多有关大禹的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北川浓厚的崇禹风气给红军留下深刻印象，红军在创建革命政权时，便取“大禹故里”之意，在今禹里以西传说是大禹降生地的禹穴沟口，建立了禹里乡苏维埃。新中国成立后，禹里其名便一直沿用下来。1993年撤区并乡后，禹里开始成为昔日北川县城的名称。
1935年4月12日，撤离川陕根据地渡过嘉陵江长驱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开始从今猿王洞风景区附近的甘溪进入北川县境，继而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国民党川军精心部署的防线，占领了北川除通口、擂鼓之外的广大地区，随即建立****北川县委、北川县苏维埃等组织机构，领导各族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支前活动，北川成为其新的根据地。
新成立的****北川县委、县苏维埃机关驻地设在禹里，红四方面军总部也设在禹里，其具体地点都在原国民党县政府内，即现在的禹里粮站。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是为了响应中央的号召。1935年1月初，****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接受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1月22日，****中央发出《为红军主力入川给四方面军电》，要求红四方面军“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以便与即将入川的中央红军“协同作战”。根据中央的部署，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决定****川、康、陕、甘、青，建立新的根据地，其第一步目标，便是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这与中央确定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中央红军到达阿坝州以后，才改变了方针，这已是当年6月以后的事了。
中央遵义会议上决定在成都以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一地区在汉代被司马迁称为“西南夷”，是以羌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唐代吐蕃东渐，大部分地区沦为吐蕃占领区，成为藏区，仅剩下北川、茂县、汶川、理县等地仍以羌族为主。红四方面军到达北川后，浓郁的民族风情使红军产生“身履异域”的感觉。
鉴于川西北属少数民族聚居地，红四方面军决定成立与汉区不同的革命政权，以适应民族地区的管理。这个新型的政权，取名为西北联邦政府，隶属于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政策上却有别于汉区的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的首府，最初便确定在禹里。
在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前，禹里一度成为计划中的革命中心，红四方面军领导机关设在禹里，红军主要负责人也住在禹里一带：
红四方面军总部：5月上旬驻今禹里粮站，中旬县城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后分散驻于城郊。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5月上旬驻禹里天主堂（今桑蚕站），后迁于禹里北郊。
******军部：驻禹里西南名为坛子沟的大山上。
****川陕省委驻地：禹里魁星山下。
徐向前、李先念于5月4日到达禹里，住魁星山南麓大院内。
张国焘，住禹里以西浑水沟王家院子。
陈昌浩，住禹里以北卷洞桥外的刘家院子。
由于北川地瘠民贫，财力、物力、人力有限，难以支持庞大的红军队伍，红四方面军最终放弃了北川，于7月下旬全部撤离西进，但红四方面军以禹里为中心，在北川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胜利完成中央部署的战略任务，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奠定了基础，在红军长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禹里以南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既是红四方面军通过北川河谷西进通道的天然屏障，又是成都平原的“北面城墙”。红四方面军为了保证其主力胜利西进与中央红军会师，也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牵制国民党川军主力的任务，在东起佛泉山西至横梁子蜿蜒百余里的山头阵地上与国民党川军激战两个多月，这一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战役，被称为“土门战役”或“千佛山战役”。这一重大战役也是从禹里开始的。
1935年5月2日晚，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干部团在皎平渡巧渡金沙江成功。而在这一天的凌晨，红四方面军便开始发起攻占禹里南面山头的战斗。禹里西南面是通往茂县的交通干道，其间有湔江阻隔。国民党川军溃退时烧毁了横贯两岸的几十米长的篾索桥。5月2日凌晨，驻禹里的红军乘坐当地民工用木板扎成的几个筏子，从白草河与青片河交汇处强渡湔江，向驻守在禹里对面东岳宫的川军姜玉昆团发起猛攻，一举将其击溃。残敌一部逃往湔江下游的漩坪，一部逃往山上的鸡窝坪、坛子沟，红军乘胜追击，攻占鸡窝坪、坛子沟，拉开了千佛山战役的序幕。
5月3日，红军继续向山头进攻，一举攻占凉风垭，打开了川军百里山头阵地的缺口。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率领下，相继到达北川，分别向佛泉山、千佛山方向运动。徐向前亲自指挥号称“钢军”的红九军和号称“夜摸常胜军”的红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之一部，以及妇女独立师一百余名女战士，与追击敌军的红军先头部队一道，直奔佛泉山。
5月4日凌晨，红军包围了驻守佛泉山的川军李炜如部王团和姜玉昆团残部，从四面八方发起猛攻，一举将其击溃，攻占佛泉山主峰龙宫殿及其制高点。
在此后十几天中，红军继续扩大战果，相继攻占千佛山、大垭口、横梁子以及北川至茂县的土门要塞，控制了北川至茂县的通道及其以南的百余里山头阵地。为了牢牢吸引住川军主力，红军反复宣称要拿下安县、绵阳，直取成都，摆出南下之态势，国民党川军为了保住其老巢，被迫将其精锐部队集给于安县、绵阳一线。
在此后两个月中，******参谋团及三军联合办事处限令川军组织反攻，重新夺回千佛山全线阵地，封锁北川河谷，阻止红四方面军西进与中央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成千上万的将士在海拔两三千米荒无人烟的高山上浴血奋战，打退国民党川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发动的大规模反攻，坚守阵地，直到七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全部通过北川河谷西进茂县，才陆续撤离。
千佛山战役历时73天，红军取得辉煌战果：活捉敌团长1人，击毙敌团长4人，击毙敌营、连长40人，击溃敌23个团5000余人，牵制敌军89个团14万多人，缴获大量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资，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抢渡大渡河（5月29日）北上的战斗。
千佛山战役历时之久、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况之惨烈，在红军长征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军事专家语）。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亲临海拔3000米的前线指挥，李先念、许世友等红军将领都在北川的崇山峻岭上留下战斗足迹。几十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魏传统应邀题词时，提笔写下了“红军血战千佛山，至今未忘过北川”的诗句，就是对当时惨烈战斗的真实感受。
佛泉山——千佛山的高山阵地，海拔两三千米，人迹罕至，当年红军留下的战斗遗迹至今保存完好。禹里以南的鸡窝坪、坛子沟，属红军百里山头阵地的中段。当地村民说，山头上大致一米远一个单人掩体，东接佛泉山，西接千佛山，红军日夜驻守。每到夜晚，红军点燃篝火取暧，从禹里远远看去，极其壮观，整个山梁就是兵山一座。近年，有关专家到鸡窝坪考察，见到保存完好的红军战壕，感慨万千，称这里的红军战斗遗迹全国罕见。鸡窝坪以东的佛泉山，以西的千佛山，均为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几十年来，未受到人类农耕活动的影响，弹坑、战壕清晰可见。十几年前，搞基建的民工还在千佛山山腰挖出国民党川军飞机丢下的尚未启爆的炸弹。在县文化馆收集的红军文物中，有很多红军用过的残缺的战刀，就是当年惨烈战斗的历史见证。红四方面军在北川的崇山峻岭之中，以数千人伤亡的代价，胜利完成西进会师与牵制川军主力的战略任务，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红军在北川期间，全县各族人民掀起空前的支前高潮，为红军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
红军到达北川以后，受到贫苦群众的热情欢迎。在苏维埃的领导下，沿红军西进的主干道上先后设立八个接待站，为过往红军提供食宿。禹里是新根据地的中心，接待站的任务最为艰巨。总长仅四五百米的街道上专为红军煮饭的地方就达十几处，禹里粮站（县委、县苏驻地）的院子里，上百名妇女为红军赶制军装，禹里南面的深坑子油坊，昼夜不停为红军加工菜油。各接待站还负责为红军炒制油米、炒面、玉米花等干粮供征途食用，加工总量达上百万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