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朝圣般的心情，李东生等人走进信和的工厂。当他们看到人家的工厂里连洗手间都打扫得一尘不染时，才明白为什么当初信华精机的日籍总经理一到中国，首先抓的事情就是清洁洗手间。洗手间反映出来的其实正是日本企业注重细节、精细管理的精髓所在。每天上班前，工人首先要把地板拖得光亮，然后才开工。类似的从小事做起、关注细节的制度文化，经过长期执行，便能深入人心，成为习惯，让日本企业拥有了难以撼动的竞争力，也让原本不太在意细节的李东生感悟到了细节在企业管理中的不可或缺。
金山实业集团和日本信和让林树森和李东生他们对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有了全新的认识。参观结束后，林树森就对李东生说：“我们和人家的差距太大，管理上的经验和能力，都要向人家学。”
有了这样的认识，在与外商合作的过程中，中方的关注点不再局限于效益方面，而是通过合作，一点一滴地学习现代企业的运作和管理。李东生后来在TCL新加盟大学生的欢迎会上，总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把工作当成带薪学习”。考其出处，正是他在工业发展总公司的这段经历，只不过当时是“把合资当成有收益的学习”。
更大的震撼还在后面。
1987年，在金山实业集团老板的陪同下，林树森带着李东生第一次访问欧洲，主要是去飞利浦公司参观学习。
飞机飞到法兰克福，飞利浦公司的经理自己开车到机场接他们，驱车三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小镇参观飞利浦的汽车音响工厂。工厂的事业部总经理接待了中国的客人。欧洲工厂管理风格和日本完全不同，车间也很整洁，但工作气氛很轻松，工人可以随意到车间的咖啡座喝咖啡，生产线自动化程度很高，质量管控很严格。飞利浦的总经理介绍说，当时欧洲的生产成本已经太高，他们要把这个工厂现有的业务都转到中国去，这里再转产其他产品，这就是欧洲正在兴起的“二次技术转移”浪潮。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小镇上，来自中国的访客参观了飞利浦和索尼合作的光电技术研发中心。这一次他们所受的震撼与参观日本企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李东生虽然是华南理工大学电子专业的高才生，但是来到飞利浦的研发中心后，发现自己对人家研究的很多新产品技术还一无所知。比如他在研发中心第一次接触到了CD技术，而国内市场上出现CD产品，还要等到四五年之后。后来他才知道，飞利浦做的是超前的创新研究，比如当时市场上还没有CD唱片产品，飞利浦就已经在研究后续的DVD视频产品了。这种对产业趋势的把握和引领，正是飞利浦能历经百年而不衰的秘诀。
这次参观让李东生对构成一家国际级的高科技企业的核心要素有了初步的概念，对跨国企业有了一些了解。这次合作，也为以后TCL和飞利浦多年的业务合作打下了基础。临别时，飞利浦方面向访客赠送了纪念品——一个女工做灯泡的雕塑，这也成为李东生珍藏至今的礼物。这个雕塑见证了飞利浦由100年前做灯泡的小作坊成长为跨国巨头的历程。拿着这个小小的纪念品，即将三十而立的李东生忽然萌生了一个信念：自己人生的使命，不也是要在国际舞台上做一番事业吗？
生逢大时代
1988年，广东省进行“地改市”的行政改革，惠阳地区被分为惠州、东莞、河源和油尾4个市。新市政府成立不久，原在电子工业部任职的李鸿忠到惠州挂职当副市长。组织的用意很明显，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积累，惠州的电子工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让李鸿忠接替林树森主抓工业，就是要把惠州的电子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一开始，李鸿忠刚到地方工作，需要全面接触、了解众多部门与企业，因此，还在引进部做招商工作的李东生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李鸿忠。而李东生在经过了三年的锻炼之后，也来到了人生的关键时刻。这一年已是李东生毕业的第7年了。这7年中，李东生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又顺利地走到了企业管理者的位置。从一开始想着自己要买一台彩电和冰箱，到参观飞利浦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7年时间让李东生变得成熟起来，也让他开始寻找更高远的人生使命。
但是，就在李东生兢兢业业努力做企业的时候，他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这场风波从北京也影响到惠州这样的地方，很多人的命运就此改变。作为知识分子的李东生也在这一年，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了目标，不知道是应该坚守岗位继续发展事业，还是去国外留学一段时间再找方向。幸运的是，这时候他与李鸿忠相识了。
1989年夏天，李鸿忠带团赴日本考察，主要目的是参观访问在惠州投资的多家日本企业。由于这些企业李东生都很熟悉，因此行程由他来安排。当时政府财政抓得很紧，规定所有出访人员都必须两个人一个房间。李鸿忠因为是副市长，可以住单间，但他却提了一个要求：李东生和他住一间。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省点钱，更主要的是，他想借此机会与早有耳闻的李东生深入谈谈。
李鸿忠大李东生一岁，两人经历相似，都是中学毕业下乡后再考上大学的。但李鸿忠在国家机关工作多年，老成稳重，对政治和社会有着更加深刻与长远的认识。十多天时间里，他们每晚都谈至深夜，话题从白天的参观访问感受体会，到对日本经济前景和企业竞争力的分析，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战略和经济发展前景等，无所不包。
李鸿忠是学哲学和历史的，他向李东生分析介绍了日本近代经济的发展历史，日本企业管理文化的形成过程，令李东生折服。而当话题转到当时的政治风波，以及个人的前景和理想时，李东生坦言了自己的迷茫，以及自己想去国外留学发展的想法。听完李东生的表述后，李鸿忠既不诧异也没有批评，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谈了对这次风波的看法。他对李东生说：如果过几年再回头看，这次风波也许只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旋涡。他建议李东生不要把这次风波看得过于负面，更不用悲观绝望，而应该尽快从这种迷茫和失望的心态中解脱出来，在经济领域推动中国改革。
李鸿忠分析完现状，又谈起了中国的未来。在他看来，中国的未来发展首要取决于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动力一定是来自企业，因此，必须有一大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复兴，国家才能真正强大。他鼓励李东生抛弃成见，坚定信心留下来，努力在企业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李东生只是默默地听着，不反驳也不赞同，但是内心的乌云已经开始慢慢消散。这可能是第一次有人明确地向李东生指出他应该去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未来中国的成功企业家。
访日回国后，李鸿忠又多次找李东生谈话，并且以多种方式帮助李东生恢复对未来发展的信心，鼓励他坚持原先的抱负和志向，在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做一番事业。而李鸿忠那一番产业报国的谈话，也令李东生开始系统地思考怎么去做一家大企业。李鸿忠也被李东生亲切地称为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
正如李鸿忠说的那样，个人也好国家也罢，在前进的路上，难免会遭遇旋涡，如果胆小畏缩止步不前，就可能会被旋涡吞没；如果鼓足勇气闯过去，就能海阔天空。1989年，中国遭遇了旋涡，李东生也经历了低潮，庆幸的是，他们最终都回到了主干道上。
李鸿忠主管工业后，重新梳理了惠州市的工业发展思路，更倾向于加强对本土企业的发展与培养。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是，通过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来培育自身的竞争力；而国家经济竞争力首要是建立在本土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上，沿海地区通过引进外资已经有了一定的现代工业基础，已经到了加大力度整合及孕育自己的企业和品牌的阶段了。为此，他选定了第一个目标——两年多前分家的惠州电子工业公司和惠州电子通讯工业总公司。两年来，张济时带领的通讯工业总公司依托TCL通讯将电话机业务做到中国第一，而惠州电子工业公司下属的多项业务（包括TTK磁带）却日渐衰落。李鸿忠决定将两家企业整合，让张济时领军，树立“TCL”品牌。
李鸿忠找到张济时，张欣然接受，但提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人事权，即领导班子由张济时组建；二是要将李东生调回来帮他。当时，因为李东生的出色成绩，惠州市主管领导已决定提拔李东生做工业发展总公司副总，但李鸿忠在考虑了张济时的要求后，认为李东生回TCL的作用更大，便同意了张济时的意见。
重组后的惠州电子通讯工业总公司由张济时任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李东生担任第一副总。征得李鸿忠同意，李东生还将刚刚成立的作为自主品牌和经营试点的通力电子带回新组建的电子通讯工业总公司，所生产的家庭音响也换上TCL商标。
不过在决定重返TCL之前，李东生还有点犹豫，因为结婚几年了，他一直都还没房子，只能跟父母住一起。当时惠州工业发展总公司已经建了一栋新宿舍，给李东生留了一套，但如果李东生离开的话，房子便没他的份了。对于30岁的年轻人而言，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房子都是个不小的诱惑，但人生要追求更高的目标，就要不断地拒绝其他的诱惑，这或许也是李东生能够成功的一种信念。一直到重返TCL一年多后，李东生才分到了一间93平方米的旧宿舍。
最终，李鸿忠的决定与开导让李东生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要干一番大事的信念支持他在1989年年底回到了阔别三年的TCL。这一年，张济时成为了声名显赫的中国“电话大王”，而李东生一边忙于往返惠州与香港之间处理公司的对外业务，一边还精心打理按照新经营思路组建的通力电子公司，并兼任了TTK的董事长。
从1990年起，一个新时代就要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