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平心而论，我的普通话也不怎样。所以在北京读大学那几年，我尽量少讲话，怕被人家笑。我很知道，我，一个外地人，而且是一个福建人，在他们眼中是什么形象。毕业后我想留在北京，学校说：“你外地的，怎么可能挤北京的名额？”操！他们北京人，就天生是北京人？我外地的，就该死永远在外地？这也是我一个怨恨的结。
02
我虽然留不了北京，好歹还在城市。和王国民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农民。王国民经常说：“像我们这样农民一个，什么本钱也没有，哪里不能呆？回家也是种田，捏锄头柄，饿死了也没人管。不管？老子自己管自己！老子出来了，还活了！”
每当国内有人出来，他总问：“国内现在怎样？”
“唉，不行，钱越来越难挣啦！”
“这就好！”他拍手道，“国内景越坏，我们这里就越显出好来了！这就好像翘翘板。国内越不好挣钱，经济越差，人民币就越小，日元就越是大了！最好国内人都挣不到钱，就我在外面挣钱。操！最好他们都饿死，就中国就是我们的啦，哈哈哈哈！”
很奇怪的逻辑。有时候觉得很荒谬，我们的“好”要建立在祖国的“坏”上。祖国烂下去，我们好起来。我们这些人都在享受着这样特殊的好处。可是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女儿还在中国，她们怎么办？当然她们可以靠我寄回去的钱过活，但是制裁了，之间的来往就封锁，我们怎么见面？女儿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能没有她。没有了她，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谁都有家人留在中国，至少有祖先的坟墓。但是回国，对他们来说又是最大的噩梦。他们做梦都想留下来，哪怕是拿沾满国内志士鲜血的“血卡”。据说，当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一天，王国民就兴奋地在“阵地”里喊：
“要拿‘血卡’喽！”
他是从报纸上看到的。西方各国纷纷给滞留所在国的中国人特赦政策。但是大家不相信，不相信这么好的事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何况王国民的日语水平大家是知道的。就在一个月前，他也拿着报纸说中国要内战，要分裂成几个小国了。“我们可以不要回国啦！”
“为什么？”
“这都不懂？你怎么混的！”他说，“你说我回哪个国？福建国？可是我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就只是北京了，我回北京？可是北京人家是另一个国了，哪里要我？退出来，我就是没地方丢的人，那就只能呆这里啦！”
大家又些犯踌躇了。但是大家最后还是兴奋了。毕竟能长期定居下来了，这是梦寐以求的。据说当时还有人伪装“难民”偷渡来日本的，即使会被送进难民集中营，但毕竟是在日本了。因此大家又怕是消息不是真的。依宝日语好些，拿过报纸仔细考证。“哪里有分裂？这后面又没有个‘た’。”
王国民愣了。有‘た’就是已经发生了，没有‘た’，就是还没有发生。中国还没有分裂。这回报纸上确实有这个“た”，应该是确实的了。只是这特赦，只有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并没有日本。
王国民说：“肯定也会做啦！这些国家都是哥们，穿一条裤子的，谁做，大家就紧跟。美国号召了，日本敢不紧跟？美国是日本的爹！”
说得也在理。从此以后大家就每天看报纸。从电车行李架上捡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捡回来一起研究。大家日语都不好，就凭着有限的日语，加上懂汉字，一句一句地猜，挤着脑袋，翻字典查。王国民道：
“唉，查什么？就看‘特赦’两个字，日本字‘特赦’和中国字一样，我知道，还有叫‘恩赦’的，也看看有没有，有就是了！”
果然有。但是再看看全句，说的是美国的，是澳大利亚的。日本终于没有特赦。
失望了。因为希望太大，一旦破灭，就成了绝望。大家大骂，说小日本就是小日本，恨不得把它占领了！中国啊，你快开军队来占领这个小日本吧！
“哼，小日本有什么好？”这是大家经常说的话。大家喜欢把日本叫做“小日本”，他们只是我们的儿子、孙子。但这孙子现在居然建得这么好，这么有钱了，于是又说：
“嘿，小日本还真他妈的厉害！”
再想想自己国家，什么也不行。老祖宗怎么沦落到不如孙子的地步了？于是又骂起了自己的国家，说自己怎么会是中国人？索性当日本人得了。思维总是转着圈的。归根结底，日本不是你的，人家的国家再好，也不是你的国家。
“不是我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也好！”王国民说。“我就有得赚了！”
他开始炒外汇了。美元贬值了，日元就升值了；日元升值，把日本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对中国人来说，却是大好事，因为这钱终究是要拿到中国花的，日元升值，兑换成人民币就多了。王国民那阵心情特别好，常常捏着一叠日元，扑克牌似地张开，甩着，又笑倒在榻榻米上，叫：
“再升！再升！你妈的再给我升啊！”
他简直就是日本的蠹虫。他和伊朗人合伙搞假电话磁卡。不过他不卖，只是做二手批发。他说，抛头露脸容易被抓，那种事给伊朗人去干，他们傻，再说他们要是被抓了送回去，过一段时间又可以再来了，他们是落地签证，不像中国人，永远来不了了。
“咱们能干那么低级的事吗？中国人脑子好，这假卡就是咱中国人发明的。咱中国人脑袋就是好用，什么搞不来？”
我曾经翻到一个杂志，上面说华人遍布世界各地，连非洲都有唐人街。华人在世界各地干尽坏事，甚至华人的手还伸向政界，政治腐败案件里，往往都有华人的身影。我记得那报道最后有句话：“海水所到，华人所到；华人所到，罪恶所到。”
我也是中国人，这是没有办法摆脱的。中国人的形象在日本也很糟，都是被王国民这样的中国人搞坏了。他拿着一袋一袋假电话卡回来，然后批发给伊朗人。简直触目惊心。这些卡要是流通出去，NTT不知要蒙受多大损失。果然，不久后报纸上有了NTT亏损的报道，电信会社们惶惶不可终日，还说在考虑削减插卡电话机的数量，多设投币电话。很快，街上随处可见在拆除磁卡电话。卡不好卖了，王国民回来骂骂咧咧。
“你自己干了坏事，还骂人家？”我说他。
“我做坏事怎么了？”他应，“日本人当初在我们中国做了多少坏事？我现在是来讨债的！”
简直强词夺理。后来他不骂了，又高兴了，因为有人又在研究假信用卡了。他说：“这更好，那电话卡能赚多少钱？哪里比得上这信用卡？老子拿到金店去，找最值钱的，金镯，金条，钻戒，一划！”
老天！我真想为银行祈祷。不只是为银行，是为全人类，人类的文明。想想，要是信用卡也不能用了，我们只能用现金交易，又将回到过去的时代了。他们这么做，简直就是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犯罪。那时候我很信仰人类文明，我们要向前发展。我甚至想，对这种让人类返祖的的人，这种族类，人类可以群起讨伐之，共灭之。即使用上再严厉、再惨无人道的手段，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人了，他们是野兽，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什么也不怕，没有畏惧。
中国人不信神。这让日本人不能理解。有一次，我打工的地方，一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吵架，那日本人骂他“バガ”（混蛋），中国人回应道：
“天皇バガ！”
那日本人气得浑身发抖，也反击：“那你，毛泽东，毛泽东バガ！”
也许那日本人以为他甩出了杀手锏，不料对方却哈哈大笑了起来。日本人不明白了，难道毛泽东不是你们的领袖、你们的神吗？被侮辱了，你怎么还笑？日本人不知道，中国人心中根本没有神，长期以来，中国人就从来没有遇到过值得托付、为他守护的政府。我们跑出来了，我们自己解决自己。就在那个谈论华人的文章里，给我们一个词准确的词：亡国之民。
如果说在国内，还有临时抱佛脚，有暂时的忌惮，在这里也没有了。在这里，满街的神社不属于我们。我们的神，不在我们的脚底下。这里只有实际的生存。我常想起在偷渡船上，那个被扔到海里的神符。
即使不信神，难道就不怕现世报吗？比如被抓。王国民回答说：“怕什么？抓起来就抓起来呗，拍拍屁股，再挪个国家呆呆，照样乱搞，栽了，再挪个国家……”
我说：“想得美！要是给丢进监狱……”
“你不知道吧？日本的监狱比国内的五星级宾馆还好呢！”他说。
“你就不怕丢中国人的脸？”我反击。我知道，他为非作歹，但是又很爱面子。他果然被击中了：“是我不要脸，还是他们日本人不要脸？他们当年在我们中国干了多少坏事？”
“又是这话！”我道，“这就成为理由了吗？他们干坏事，你也干坏事，你的尊严何在？”
他咆哮了起来：“尊严？我没有尊严！你有尊严，你是知识分子嘛！”
03
我出来的时候，“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称呼了。八十年代曾经让人仰慕的知识分子，已经要么成为失败者，要么成为被收买者。其实知识分子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被尊重过。我老家方言，就嘲笑知识分子戴着眼镜是“四只眼”。而知识分子中的教师，又是最弱的。读书读到当教师，是读书的末路了。我很知道。当初上师范大学，就感慨“路走对了，门走错了”。但明知道没地位，却越狂狷地要尊严了。
现在我常想，人能够在多大的极限上保持尊严？他必须相信自己有保持尊严的资本。比如一个国民拥有强大的祖国的背景，一个人拥有坚实美好的现实生活，当然一个知识分子，也可以因为拥有知识而自傲。知识是有尊严的，我曾多次说过。
但是，我有知识吗？
我曾相信自己是有的。我不能跟那些乡下人一起干粗活，我有知识。我想去教中文。听说日本人有不少喜欢学中文的，我本来就语文教师，我有优势。可是用什么语言教呢？必须用日语，我不懂得日语。我就努力学日语。我是偷度来的，没有学籍，没法上语言学校。我就把依宝的课本拿来看。只是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记忆力差，边学边忘。都是在中国活了这么大误的，要是早十年出来就好了。
后来我发现可以教日本人书法。我也有书法的专长，教书法，不需要太多日语。我找到一个叫山崎的日本人。山崎爱书法，而且很谦恭，叫我“先生”。他毕恭毕敬，练起来又非常认真，让我想起武士道。我对武士道的了解都是在电影里，那些侵略中国的日本兵的咄咄逼人。这些又让我有些受伤。虽然我觉得不应该，但我仍总是受旧有的情绪所影响，我记得我第一次在新宿，看到旗杆上的太阳旗，我顿时觉得天都昏暗了，耳边响起那电影里鬼子进村时常听到的曲子。那是我记忆里的日本乐曲。我曾经问过日本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死啦死啦”。
我要压过山崎。要压过他，只能让他明白，他做得不够。我是老师。我训斥他什么叫“势”，这是我的拿手强项。我用中文说，我估计他不懂。我想即使我的理论没有胜过他，也会在玄乎上把他镇住。我喊：
“丶”如千里云阵，隐隐然其实有形。
“一”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
“丿”陆断犀象。
“乙”百钧弩发。
他似乎明白了，毕恭毕敬，又诚惶诚恐。我很得意。我以“势”压住他了，这个小日本！
我又对他吹中国文化。书法是一种文化。日本人信。他们就是把书法看作文化，还是“道”。但是即使讲“道”，也是听我的。日本人真是好学生，我说，他附和。其实我同时也长进了日语。
我发现我可以去教中文了。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跟那些没文化的打工仔就是不一样。我又找了个叫小泽的。可是我发现了困难。起初我以为是文化理解上的差异，比如讲唐诗宋词，我讲李白、杜甫，但他更感兴趣王维、黄庭坚那些次要的诗人。我印象中，黄庭坚的字比他的诗更有名。好容易他也喜欢白居易了，也认为是大诗人，但是他们问到的白居易的诗，我居然没有读到。这够令人汗颜的。其实我懂得就有限，读大学时，“文革”刚过，默写一首毛泽东的词，就能上大学，所谓学文化知识，也只是相对于“文革”而言的。何况后来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不变的教材，最后我实际上所记住的，只有教材里的内容了。
接着发生的情况，让我更加尴尬。有一次，我讲到了《小二黑结婚》。我说，这作品讲的是婚姻自由，恋爱自由。
小泽对“自由”的内容很感兴趣。但是当他听完小说梗概，他说：“说它是写青年人如何受了婚姻法保护，是不是更恰当些？”
这不一样吗？
他感觉到我并没听明白他的意思，他又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写要婚姻自由的青年人的意愿恰好符合了《婚姻法》？”
日本语的话语方式我是领教过了，特别是对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特别深切地感受得到，那表达的暧昧而又纠葛。我有点不耐烦了。但是作为老师，我不能禁止学生的思考，何况这是个承认。他继续说：
“……或者更明白地说，只是符合了愿意执行这《婚姻法》的领导干部的意愿？”
我一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