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两人而言，他们进行国内改革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就是苏联在外部世界中的斯大林主义形象。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对苏联持敌意态度，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苏联几乎不可能承担减弱军事实力或是降低其国内战备水平的风险。马林科夫对这些妇孺皆知的道理提出质疑，他坚持认为“美苏关系中没有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不了的根本问题”，并警告说核战争摧毁的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还有“世界文明”。
赫鲁晓夫从来都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对马林科夫的异端邪说进行了攻击，就像马林科夫牺牲党的机构支持国家官僚机构时他的反应一样。1953年11月，马林科夫对涉及腐败问题的党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严惩，并威胁要解除他们对政府机构的控制。他的发言得到的回答是“死一般的沉寂”，因为人们“因不理解而感到困惑，因困惑而觉得害怕，因害怕而愤怒”。这时，赫鲁晓夫的声音响了起来：“当然，这一切都是确实无误的，乔治·马克西姆利亚诺维奇（Georgy Maksimilianovich）。不过，党的机构仍然是我们的根本。”赫鲁晓夫的话音刚落，大厅里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在击败贝利亚后，赫鲁晓夫的注意力也主要集中于农业。根据莫洛托夫提供的材料，赫鲁晓夫“本来想宣布新的政策”，但是当马林科夫因为他的“八月发言”抢得了改革家的光环时，他“非常愤怒”。米高扬说，让赫鲁晓夫“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的”是马林科夫“赢得了声望”。于是赫鲁晓夫想努力在九月份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将它夺回来。[33]在更为开放的社会里，决策程序可能会包括广泛的协商、司法听证以及议会辩论。而在苏联，赫鲁晓夫的两个助手、两位《真理报》编辑和一位农业专家就在位于旧广场的中央委员会总部的密室里日夜开会，试图发现苏联所面临的农业危机究竟有多深重，他们要求从中央统计局里得到准确的数据，但实际得到的却是来自官员的浮夸的数据，因为他们认为领导人想听到的是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
尽管这个机构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灾难的程度还是显而易见的。赫鲁晓夫在全体会议上坚决地说出苏联农业面临的灾难为他赢得了随时准备接受当面审查、没有夸大事实的领导人的声誉。此外，揭露出来的实际情况还戳穿了马林科夫1952年吹嘘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谎言。四个月后，赫鲁晓夫向他的主席团同事们提交了一个言辞更为激烈明了的备忘录，其中他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马林科夫1952年的声明，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指名道姓。
赫鲁晓夫的改革计划对马林科夫的计划进行了整合和扩充：更高的采购价格、降低税收、加强农民自留地的经营。所有这些改革计划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从长期来看，这对于赫鲁晓夫本人并没有带来同样的效果。尽管赫鲁晓夫的务实精神使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他也有足够的胆量将计划付诸实施，但他从思想上对自己提出的建议中所包含的原则还是持反对态度的，也就是说，他并不赞同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脱离集体主义。[34]
他的“九月讲话”使他成为苏联政权里在农业问题上的首席发言人。其他的领导人也许会将收成不好归咎于恶劣的气候和苏联过去所遇到的困难，但赫鲁晓夫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就像他在1955年的讲话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坦诚一样，“同志们，现在苏联政权已经执政38年了，这个时间并不算短。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对仍然老是责备尼古拉二世感到羞愧。（会议厅里爆发出一阵轰笑。）他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赫鲁晓夫在另一次集会上说：“人民会这样问我们：有肉吃吗？有牛奶喝吗？我们能否有一条像样的裤子？这当然不是什么理论问题，而是如果我们每个人在理论上都很正确，但出门时却没有裤子穿，这样的理论还有什么作用？（大笑，鼓掌。）”
马林科夫提出的以及赫鲁晓夫赞同的改革计划涉及已耕作的土地，因为要提高这些土地的产量需要太长的时间。于是赫鲁晓夫根据自己的大胆设想提出新的计划，就是呼吁采取应急方案，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西方所谓的处女地。[35]他与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进行协商，但他反对这一想法。他们担心这些历来属于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会落入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之手，不过在1953年的形势下，他们不敢这么说。于是他们提出的理由是这些土地的产量可能不会太高。“哈萨克斯坦的土地适宜放牧，而不是生产粮食。处女地一定不能开发。”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拉赫米赞·萨雅赫曼托夫（Rakhmizhan Shayakhmetov）说。“不过，难道我们不能至少开发五万公顷吗？”赫鲁晓夫问他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我的亲戚告诉我说，那里可以开垦的土地达到10万公顷。”[36]
赫鲁晓夫宁愿相信他的亲戚（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北部），而不愿相信哈萨克斯坦党委书记，赫鲁晓夫认为他的抵制中带有“民族主义毒瘤的成分”。于是他马上用一个乌克兰人潘特雷蒙·帕诺马仁科（Panteleimon Ponomarenko）取代了萨雅赫曼托夫，而萨雅赫曼托夫的副手则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取代。赫鲁晓夫还派谢甫琴科到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进行视察。当谢甫琴科两个月后回来时，赫鲁晓夫却发了高烧，卧病在床。尼娜·彼得罗夫娜提醒谢甫琴科不要“打搅他”，但赫鲁晓夫却坚持听取谢甫琴科的汇报，之后他要求谢甫琴科起草一份正式报告，赫鲁晓夫几乎未作任何修改就在上面签了字，并呈送给主席团。
根据纯粹的理论推算，这份备忘录认为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土地开垦可以马上取得成效（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至少可以开垦1300万公顷，1954年开垦230万公顷）。[37]他们不是以“个人物质刺激”来激励农民，而是号召有理想的青年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苏联体制在动员大量的人力和机械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不过赫鲁晓夫喜欢认为这是他本人的优点。开垦处女地的运动使他得以发挥他喜欢的作用：宣布处于危机状态，号召勇敢的人民起来挑战危机，以他自身无私的热情来鼓舞他们，然后当他们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
1954年春夏期间，有30万共青团“志愿者”乘坐着专列向东驶去，其中有些来自城市，然而他们很多人对等待他们的困难没有任何准备，夏天高温酷热，冬天严寒难耐。在志愿者自己动手建造“帐篷城市”时，赫鲁晓夫征集了数以万计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由于不能同等享用这些机械设备，原来的非处女地变得更加落后了，赫鲁晓夫的这场豪赌增加了苏联所面临的风险。不过，承担这一风险的并非赫鲁晓夫一人，他的大多数同事都支持他，甚至在他呼吁将开垦土地的规模扩大一倍时仍是如此。在几年的时间里，赫鲁晓夫发起的这场运动就演变成了农业与生态上的灾难。不过，在此过程中赫鲁晓夫表现出了马林科夫所缺乏的领导才能。
赫鲁晓夫打开了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也有实际的内容。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座中世纪的堡垒对所有人都是关闭的，除了苏联共产党最高层的精英们。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只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这样经过精心挑选的领导人才能生活在这道高墙里。就在斯大林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谢尔盖·赫鲁晓夫和他的几个同事设法到里面参观了一番，不过也是经过克里姆林宫卫兵对他们所有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安全检查之后。后来，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一场1954年新年前夜青年舞会，从此以后，他就向一般游人打开了克里姆林宫。没有理会伏罗希洛夫不能再在他家附近散步的抱怨，赫鲁晓夫开始在俄罗斯的游客中间闲逛，这些游客大多数都没有认出赫鲁晓夫，因为很少有人会想到他们的总书记敢混迹于普通人群中间。
打开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工作也在秘密地进行着。到1954年春天时，几位苏联最高法院调查团成员已经开始审查过去的政治审判结果，同时一些年轻的法理学家被派到了军事最高检察长的办公室。赫鲁晓夫让他们追查1949年的“列宁格勒事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涉进来。1954年，最高法院恢复了库兹涅索夫、沃兹纳什斯基和其他一些人的名誉，不久以后又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身份。赫鲁晓夫于5月初去了一趟列宁格勒，向当地的党员积极分子通报了情况。他将罪责归咎于秘密警察，但没有提到马林科夫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不需要，因为将马林科夫的门徒、1949年担任列宁格勒党委书记的瓦西里·安德烈亚诺夫（Vasily Andrianov）解职已经传达了赫鲁晓夫想表达的信息。接下来，1954年12月在列宁格勒对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头目阿巴库莫夫的审判并处决进一步加深了马林科夫所面临的危险。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事实上赫鲁晓夫已经在马林科夫周身“披上了一件足以粉碎其意志的信息外衣”，这不仅使他无力反击，甚至他连履行正常的政府责任都很困难了。
在那些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的共产党官员看来，赫鲁晓夫的权力提升是明显的。到1953年底时，所有重大的决定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在1954年2月前，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的纪念性集会上都是马林科夫占据着主席台上最中间的位子，但以后这个位子就成了赫鲁晓夫的象征。1954年4月26日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预算总结会议，但主持会议的不是总理，而是党委书记。从6月份开始，马林科夫的名字就从主席团成员名单的最前面消失了，自此以后，这一名单就按照名字的字母排序排列了。11月份，由长期担任马林科夫助手的苏赫诺夫领导的主席团公署被赫鲁晓夫控制的总务处所取代。这样就使其触角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中央委员会机构落入赫鲁晓夫的控制之中。同时于1954年3月，赫鲁晓夫的手下伊凡·谢罗夫接掌了克格勃。
到1954年春天时，赫鲁晓夫不仅得到了布尔加宁的支持，而且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也站到了他一边。八九月间在克里米亚与米高扬和布尔加宁一起度假时，赫鲁晓夫召集了苏联主要地区的党委书记，包括列宁格勒的弗罗尔·库兹洛夫（Frol Kuzlov）、莫斯科的叶卡特琳娜·福尔采娃（Yekaterina Furtseva）、乌克兰的阿历克赛·基里钦科和其他一些人，同样也赢得了他们的拥戴。同年夏天，如果公开反对赫鲁晓夫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总书记艾思维尔·霍查（Enver Hoxha）所言属实的话，赫鲁晓夫当着马林科夫的面长篇大论地陈述任何共产主义国家最具权威的领导人都必须领导党，而不是政府。根据霍克斯哈的说法，马林科夫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整个身体瘫软着，面若死灰”。
那年秋天，赫鲁晓夫把马林科夫甩在后面，自己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周年庆典。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讨论了两国党和政府的事务。在返回途中，赫鲁晓夫会见了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各省的党委书记。这些行动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不过在离开莫斯科时，他的地位就已经相当稳固了，否则他是不会长时间呆在外面的。
至此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个人关系已经大大恶化了。经过数年彼此间称兄道弟后，现在赫鲁晓夫已经开始以异样的语气“指导”马林科夫，这甚至让尼娜·彼得罗夫娜和谢尔盖·赫鲁晓夫听了都觉得不舒服。刚开始，马林科夫似乎还能接受赫鲁晓夫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而马林科夫夫人的反应就没有那么谦逊了），但不久之后他也很难掩饰自己的不满了。赫鲁晓夫甚至在家里也开始大讲对马林科夫的不满，特别是认为他缺乏主动性，不过正如谢尔盖·赫鲁晓夫所承认的那样：“如果马林科夫表现出了主动性，那父亲肯定会更加不高兴了。”在1954年克里米亚度假期间，两人发生了冲突，赫鲁晓夫想用参加战后基辅重建的建筑工人来兴建克里米亚疗养院。当马林科夫反对说国家难以承受这一工程时，赫鲁晓夫的助手安德烈·谢甫琴科记得：“他们真的动怒了，甚至相互用污秽的语言进行攻击。这么说吧，两人都提到了对方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