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此前就已经不厌其烦地谈论过在“几年”或“很短的时间内”赶上美国。在列宁格勒，他实际上还是如此，不过他开始谨慎起来。他说，要达到美国的水平，苏联得使其1956年的肉产量增长3.2倍，但他没有说明这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实现。后来，他又出现了在激动之下无法克制自己情绪的情况：如果苏联农民下定决心，“我们到1960年就能在人均肉产量上赶上美国”。
这种预言像是得到了整个主席团的认同，而不是赫鲁晓夫个人的信口开河。赫鲁晓夫的经济学家也曾提醒过他，对此他也乐意承认：“我就我提到的在食品产量方面何时能赶上美国咨询过经济学家。我可以私下告诉你：他们交给了我一份报告，他们在这份报告上都签了名，有的人甚至还印上了印章。这份报告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能将肉产量逐步增长3.2倍，那么到1975年我们就能赶上美国！（一阵笑声）对不起，经济学家同志们，如果我触动了你们的痛处。”
赫鲁晓夫承认，“从纯粹的算术角度来看”，经济学家们说得没错，但他们不了解苏联人民能否做到这一点。“有时候，人在突然迸发之下是能超越自己的能力所限的。让我们的对手看看我们的工人阶级能做到什么吧。”让怀疑分子看看卡里诺夫卡的景象吧。如果大部分农户都能跟上其所在村庄那非同寻常的发展步伐，“那我们就一定能成功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批评者对赫鲁晓夫的这种冲动进行了攻击。卡冈诺维奇说：“后来他遇到我们时都带着一种发明了伟大思想的人的自我得意的微笑。”当主席团成员提出与他的声明不符的统计数据时，赫鲁晓夫“勃然大怒，示威性地挥舞着他那小小的拳头，但是对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他也无力反驳”。根据当时赫鲁晓夫的盟友阿历克赛·柯西金（Aleksei Kosygin）的说法，“莫洛托夫花了很长的时间搜集材料，以说明没有人——无论是共产党、人民，还是农业领导人或农民——他们都没有能力在肉产量上赶超美国”。不过，赫鲁晓夫并没有退缩，而是在接受CBS电视台采访时大讲他的承诺。在被告知美国专家认为这种预测不切实际时，赫鲁晓夫只是退一步承认，赶超美国可能会到1961年，而不是1960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开玩笑地说：“我们也不会感到很伤心，我们的人民不用对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府怀恨在心。”
到1991年解体时，苏联离实现赫鲁晓夫的预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主席团的议事日程上，语言学根本不可能算得上是最重要的事情，但由于要坚决控制知识界，苏联领导人对文化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斯大林去世后，所谓的解冻就已经慢慢开始了，但获得巨大的动力还是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以后。资深评论家马娅·图罗夫斯卡娅（Maya Turovskaya）回忆说，在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漫漫长夜后，在此期间像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和作曲家谢尔盖·佩罗卡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这样伟大的艺术家都遭到了集体迫害，“赫鲁晓夫和第二十届党代会的到来是知识界心灵的重大节日”。伊尔亚·艾伦堡（Ilya Ehrenburg）的小说《解冻》和其他一些作品里都包含着对统治精英们的尖锐批评。针对墨守成规官员们的批评并非鲜见，尽管这些官员以前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前时代的遗老，但他们现在却代表着苏联的社会制度。当局刚开始好像还鼓励批评意见，但后来就转向了重新掌控的道路，攻击敢说真言的作者，解聘编辑。赫鲁晓夫在起初的小冲突中还是有所克制的：仍然需要巩固他的权威，因此赫鲁晓夫很显然对自己卷入文化事务一事还是思忖再三的。在乌克兰，赫鲁晓夫既是艺术的积极扶持人，也是艺术灾难的策源地。到了莫斯科，他所起的作用还是如此。不过，他对与艺术家和作家们在一起仍然感到不自在，特别是在大型集会上，因为尽管他能够对他们颁布法令，但在这样的集会上他得接受他们的评判。由于他坚持意识形态内的思想原则，而艺术家和作家对此则有着天然的抵制情绪，因此常常会出现场面比较紧张的情况。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的这种反抗不仅是对党的路线的挑战，而且也是对他的自尊心的一种挑战。这就是为什么与“文化界的知识分子”间的冲突使得他难以压制心中的愤怒，无法在言语上顾及体面了。他在这种场合下的言辞往往使听众除了感受到他的怒气外无所适从，这也损害了他的形象。
赫鲁晓夫在第二十届党代会上对斯大林的攻击刺激了自由主义作家。在1956年新出版的作品中有一部是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Vladimir Dudintsev）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说的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工程师如何被冷酷无情的官僚所毒害的故事。1956年11月《莫斯科文学》出版了，这是一部集散文、诗歌、戏剧、文学评论和社会评论于一身的文学年鉴。该年鉴的编辑之一，玛格丽特·艾利格尔（Margarita Aliger）创作的一首诗嘲讽了“新苏联人”的形象。耶夫格尼·叶甫图申科（Yevgeny Yevtushenko）的长诗《济马车站》向年轻一代揭示了“去斯大林主义”的巨大影响。
党内主管文化事务的负责人试图阻止这种事态的发展，但数十年来第一次，作家们拒绝唯命是从。在1957年3月莫斯科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包括杜金采夫和艾利格尔在内的几名作家敢于说出当局所认为的“无法容忍的批评意见”。虽然赫鲁晓夫正越来越向斯大林主义回复，但他对加入压制文学界还是有所犹豫的。毕竟，他的“秘密报告”为他在受到斯大林主义者攻击时赢得了知识界的支持。不过，如果这些桀骜不驯、思想活跃的作家成为他的支持者，那他也就用不着再去找什么麻烦了。（麻烦会自动找到他的头上。——译者）于是，他于5月份加入了对知识界的压制行动。
当党的领导人与作家联盟委员会的成员在1957年5月13日见面时，他们无法确定会面临什么样的结果，但还是心存“希望”。维尼亚明·卡夫宁（Veniamin Kaverin）回忆说：“赫鲁晓夫也许会支持文学界的‘自由’倾向。”他们的见面持续了整整一天的时间，这本身已经能说明党对“文化建设”重要性的极端重视了。赫鲁晓夫最后发言，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他讲话中的照本宣科部分是凭想象得到的：某些作家“片面而错误地理解了党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批评的本质”，把它理解成“对斯大林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加区分地一概否定”；杜金采夫的小说尽管“某些章节写得很有力度”，但“其思想基础是错误的”；《莫斯科文学》中包含着“意识形态谬误的”的作品。不过在卡夫宁看来，赫鲁晓夫讲话中的即兴发挥部分与他的主题思想“并不很连贯”：“他一开始就宣称我们人很多，而他只有一人，我们写了很多书，但他没有读过，因为如果读了这些书的话，他可能已经‘被踢出了中央委员会’。在讲话当中，突然出现了一名妇女，不是俄罗斯人，赫鲁晓夫说她曾在基辅欺骗过他。就在她之后，会议出现了对苏联处置匈牙利事件的猛烈抨击，赫鲁晓夫补充说他曾命令朱可夫在三天之内平息那里的暴乱，但朱可夫只用了两天的时间。我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到了‘裴多菲圈子’，并将其比做某些想‘极力否定苏联文学’的作家。”
在赫鲁晓夫作长篇演讲期间，马里埃塔·沙吉尼安（Marietta Shaginian），一位年迈的具有亚美尼亚血统的作家，在大革命前主要是写作印象派的色情作品，之后成为斯大林主义畅销书作家，她手拿助听器走向主席台。她的出现扰乱了这种场合的严肃性，因此赫鲁晓夫很生气。当她大声质问为什么亚美尼亚没有肉吃时，赫鲁晓夫更加生气了。“你说没有肉吃是什么意思？”他喊道：“没有肉？为什么就在这个会议室有……”这时，赫鲁晓夫指向一位身材肥胖、明显是养尊处优的亚美尼亚官员。但沙吉尼安还是不愿退让。几天后，有人听到赫鲁晓夫称她是“那根亚美尼亚香肠”。
赫鲁晓夫的听众都对他的这种举动大感吃惊，也许也为他感到难堪。在这样的场合下，他通常会感到自己无力应付。他同时还受到了保守派作家与文化官员的操纵，如果文学自由主义者得不到惩罚，他在他们面前就会名誉扫地和威望大失。他们最好的武器就是利用赫鲁晓夫的好恶来激怒他，从而反对他们的敌人。如果他们在达到这一目的的同时能让赫鲁晓夫感到难堪，那就再好不过了。米高扬努力想解释“杜金采夫的小说只是想证实赫鲁晓夫自己的看法，但仍无济于事。赫鲁晓夫认为这个小说是造谣中伤，要想说服他改变这种想法是不可能的”。
《莫斯科文学》是一部两卷本的巨著。赫鲁晓夫的助手伊格尔·切尔诺茨安说，他对莫斯科作家联盟主席谴责说这是“一部恶毒、有害的小册子”，这表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从来没有瞧过”这部年鉴。根据剧作家尼古拉·普高丁（Nikolai Pogodin）的说法，这个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在基辅的好朋友和奉承者亚历山大·科尔奈丘克，因为他对他的作品被攻击为“不具争论性，太肤浅”大为恼火，于是对年鉴进行谴责。科尔奈丘克“从来不会忘记或是原谅这样的事情”，普高丁告诉切尔诺茨安说：“他在怂恿赫鲁晓夫时唯一忘记说的事就是这本‘小册子’长达几百页，但没有人能设法改正赫鲁晓夫的这种错误印象。”[4]
赫鲁晓夫有点意识到他是这起假情报的目标。在《莫斯科文学》事件上，他向切尔诺茨安道了歉。“我想我是冒犯了你，”他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我那本‘小册子’是两卷本呢？但不管怎么说，这些只是小事。让我们想想如何才能使所有这些文学形式都能繁荣起来。我们为什么不把莫斯科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召集起来，下周日到郊外的别墅去呢？让他们四处逛逛，钓钓鱼，然后我们再在阳光明媚的露天里吃点东西。接着再进行一些必要的讨论。”
根据赫鲁晓夫的设想，这场在五月莫斯科郊外的快乐春游是一种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陪伴下的契诃夫式的野餐。有三百位左右的客人“划船去了”，阿朱别依说：“而在树荫婆娑的林间空地上，除了冷饮外，桌子上摆满了食品，等待客人们享用。午餐是在帐篷里用的。青草的芳香和可口的食物——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让他们的讨论得以愉快地进行，但接下来的却是尖刻的话语。很多著名的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都发了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楚，他们倒出来的苦水越多，赫鲁晓夫就变得越恼火。”
有几种叙述都说他喝醉了，但他也许是情绪激动，而不是酒精过量所致。他努力做到公平无私，他甚至批评旧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是“粉饰太平”，但他也再次责备了《莫斯科文学》，然后是令人厌恶的诗人玛格丽特·艾利格尔。“你除了是个意识形态的破坏者外什么都不是！”赫鲁晓夫喊道，“你只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的子裔！”
“你在说什么，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瘦小孱弱的艾利格尔回答道：“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一名共产党员。……”
“你撒谎。”赫鲁晓夫打断她的话：“我不信任像你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在他们言语交锋的过程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尖叫，原来一阵倾盆大雨差点将帐篷压倒。虽然警卫人员没有让领导人淋湿，但很多客人都成了落汤鸡。不过雷电过后，赫鲁晓夫愤怒的情绪仍然没有平息下来。此时，甚至连莫洛托夫的脸色看上去都不是那么明快。米高扬向赫鲁晓夫耳语了些什么，试图让他平静下来。与此同时，由于气愤而无话可说的艾利格尔离开了帐篷，除了作家瓦伦丁·奥维奇金（Valentin Overchkin）外，所有的人都躲避着她，唯恐不及。
切尔诺茨安认为造成这次争吵的罪魁祸首有科尔奈丘克、列昂尼德·索布列夫（Leonid Sobolev，他不久成为特别反动的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作家联盟的负责人）以及尼古拉·格里巴乔夫（Nikolai Gribachev，另一个卫道士作家，赫鲁晓夫认为的美学专家）。不管是谁怂恿的，反正赫鲁晓夫的行为为他的克里姆林宫批评者提供了反击的弹药。莫洛托夫指控赫鲁晓夫粗野地威胁“要将艾利格尔碾成粉末”并非出于他对她的仰慕。实际上，他内心更感不快，因为赫鲁晓夫“当着所有这些人的面宣称他和我之间存在分歧。我对此特别不高兴，因为他讲话的场合是一次非党内的聚会”。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也利用此事攻击他。“他的讲话没有记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回忆说：“如果要记录的话，没有哪个速记员能将他所有的话都记录下来。”卡冈诺维奇声称：“这一无与伦比的演讲艺术经典”也许部分是由于酒精的作用。[5]在米高扬看来，主席团内本来已经紧张的关系“在与作家们见面后变得简直让人无法忍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