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打一个浅近的譬方吧。外在的韵律比如服装，诗比如人。不美的人即使穿上极华丽的衣裳也并不会怎么美，而美的人却只须要朴素的装饰，甚至裸体都好。但假如很美的人配上很美的服装，那不是更为理想么？故尔要说诗非有韵不可，那固然是对于诗的了解并不深；但要说诗绝对不可有韵，那又未免偏激了一点。我们可以说，歌非有韵不可，诗是可以有韵，可以无韵。只是韵语的制作是要另有一番修养的，如修养不够，那倒不如听其自然，不加修饰的好，因为往往有很好的诗意被不十分配称的外形所破坏了，也就如本是美人而被不合身的装束所漫画化了的一样。
因此，要穿一套合身的衣裳，实在也是一件值得苦心的事体。真的就像人一样，率性一丝不挂，打一个赤膊，那倒很自由。事实上人除在洗澡间里面，也是不能容许你那样绝对的自由的。真正的裸体的诗只有藏在自己的心里，只要一成了诗形，无论你是怎样的散文，那已经不是裸体了。散文诗看来好像很容易做，其实它是很不容易做的。所谓“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在做了不少的拗体诗之后，到晚年来返乎自然所说出的这句话，正可以应用到散文诗上来。言语文字的学习，锤炼，是绝对必要的。要用极新鲜活泼的语言，极单纯生动的文字，求其恰恰和自己所要表现的内容相称。诗人不单要做诗，同时还有改造国语的任务，把活的语言摄取来，加上一道精神酝酿的工夫，而使它优美化，就像蚕子吃了桑叶的纤维吐出丝来的那样，又如精巧的工匠把单线的丝织成绵绣的那样，诗成功了，优秀的国语也成功了。
诗在别的国家，如印度和欧洲很早就有抒情诗，叙事诗，剧诗等形式。但在我们中国情形却是两样，抒情诗一出马便是诗的独擅场，叙事诗和剧诗根本没有发达。叙事很早就专门采取了散文形式，而和剧诗相近的却是大开大阖的汉赋——一二位人物的几大长片对白。这种和两扇大门或三扇花格门相仿佛的汉赋后来也蜕变了，不是成为抒情的小赋，便是成为刻画某种客观事物的有韵的骈文，真正戏剧形式的东西，一直到元代的杂剧才开始成立。那很明显地是受了外来的影响。一直演变到皮黄剧，虽然在唱词有韵的一点似乎可以称为剧诗，性质上实在和西洋的歌剧更为接近。
长篇大套叙事诗可以在弹词之类的通俗文学里面去找，但那种形式也起来得很迟，一直到金章宗时的董解元的《西厢记弹词》才开始完成，而那种形式也是从印度系统的变文形式演变过来。明清之际也出了几部大的弹词，有趣的是作家都是一些女作家——或者也怕有男士假称女士的吧，比较起明清之际的几部大章回体小说来究竟是大有逊色的。
在欧洲，叙事诗后来也演化成为了小说，剧诗成为话剧了，虽然在韵的形式也还没有全废，这和五七言诗依然在中国保存着的一样，但总觉得它们是鸭嘴兽式的东西，时势所趋，已经成为时代错误的畸形存在了。中国的新文艺又接受了世界潮流，话剧形式并非从旧戏蜕变，而是崭新的移植，他的势力无论在文学上或演出上都压倒了旧的传统。小说方面也是一样的情形，和新音乐压倒旧音乐，新思潮压倒旧思潮一样，有如冰河期后生物界里的天变地异。
诗的接受方式却有点时代错误。在现代文化中，诗形整个本来都是在大退潮期中，叙事诗既变为小说，剧诗既变为话剧，因而所谓诗的范围便愈来愈窄了，这或者可以说是诗的纯化，倒要更适当一些。诗限于抒情，而采取自由的形式。这和中国原有的诗的传统观念倒是比较接近的。但在我们新诗人中却抛弃了中国的这种优良传统，而要努力建设叙事诗，把荷马、但丁、弥尔敦复活到现代，而更有一部分人对于中国的诗律虽然尽力打破，而偏偏把西洋已经长老化了的商籁体拣来，按部就班地，大做其西洋律诗。这真正是不高兴带中国的木板枷，而愿意带西洋的铁锁枷了。
照我看来，今后的诗的道路还是应该限于抒情。或许有的人会说，那岂不是限制了诗人的活动？在目前的大时代，我们正应该写出纪念这个时代的史诗，把这个时代铸型在诗里，诗人岂能够蹐跼在个人感情的小天地里面讨生活？这样的诘难，看起来是很堂皇的，很像替诗人们吐了气，但其实这儿是犯了两种错误：一种是把史诗的函义太看狭隘了，二种是把抒情的范围也太看狭隘了。
假使从广义来说的话，近代小说和戏剧都是可以称为诗的。铸造时代的史诗，无宁是以小说的形式最为适当：因为它比较无限制，而能够详细地刻划。小说的时代，在目前似乎依然还没有过去。耐心地学写小说，也怕是诗人们所应该做的事。耐心地学习观省，学习用适当的语言文学表现对象吧，专门做诗，一切内容都用诗形表示，那实在未免太偷巧了。
不过，就用抒情诗的形式来铸造时代也不能说就完全不称职。抒情并不是说要限于抒写个人的小感情，不是的，决不是的。一个伟大的诗人或一首伟大的诗，无宁是抒写时代大感情的。诗人要活在时代里面，把时代的痛苦、欢乐、希望、动荡……要能够最深最广地体现于一身，那你所写出来的诗也就是铸造时代的伟大的史诗了。也不必一定要好几千行或好几万行才算伟大，你就是一些短章集合起来的集子，只要内容充实，谁也不会吝惜“伟大”的称号的。屈原的《离骚》并不长，他的伟大不亚于但丁。惠特曼的《草叶集》并无千行以上的诗，他的声价也并不低于拜伦。要说抒情就是小，那倒未免太把诗人小视了。
归根结蒂，做诗还在做人。你在做诗之前总要求你是一个人。你的人格够伟大，你的思想够深刻，你确能代表时代，代表人民，以人民大众的心为心，够得上做人民大众的喉舌，那你便一定能够产生得出铸造时代的诗。是什么树子开什么花，是什么树子结什么实，那是丝毫也不能假借的。蒺藜上结不出葡萄，荔枝树上也不会结陀罗子，那是丝毫也不能假借的。因为诗的能伟大不伟大，不是诗形式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人格的问题，思想的问题，生活的问题。
诗与思想，有时被人认为是不相容的东西，以前在诗坛上曾经反对过哲理诗的制作，那是值得讨论的。假使是借用韵语来写一定的教条，如像以前发蒙时读的《三字经》或《女儿经》之类，那当然不是诗。我们根本不把它当成诗看，当然也用不着反对。但如诗人对于某一种高尚的思想或真理，怀着热诚的憧憬，而加以颂扬，或生活在那种思想当中，如像山里的泉水，自然流出声音来那样，那种的哲理诗或思想诗，我们是不能反对的。那正是一种高度的抒情，伟大的诗无宁是必然具有那样的成分的。
思想是生活的舵轮，没有思想的生活是盲目的，由那种生活所发泄出来的感情每每会流而为狂妄。我们要有正确的感情，必须有正确的生活，要有正确的生活，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什么是正确的思想呢？凡是能够顺应着人类进化的潮流，主张克制个人的自私自利的欲望，把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积极策进人类进化的那种思想，总不失为正确的指示。一个人总要先有这种利他的牺牲精神，然后才能够成就一切。诗，自然也不能够例外。
我顺便要想说到灵感的问题。灵感在英文称为“烟士披里纯”，以前的人对于这种东西看得神乎其神，现今的人又差不多把它骂成狗屁胡说。这东西到底是有没有呢？如有，到底是需要不需要呢？在我看来是有的，而且也很需要。不过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灵鬼附了体或是所谓“神来”，而是一种新鲜的观念突然使意识强度集中了，或者先有强度的意识集中因而获得了一种新鲜观念而又累积地增强着意识的集中度的那种现象。这如不十分强烈的时候，普通所谓诗兴，便是这种东西。如特别强烈可以使人作寒作冷，牙关发战，观念的流如狂涛怒涌，应接不暇，大抵有过这种经验的作家，便认这种现象为灵感了。我自己是有过这样的经验的，因而我并不想一味骂斥灵感。我无宁认为诗人的努力倒应该是怎样来诱发伟大的灵感吧。
忠于一种正确的思想即真理，以这为生活的指标，而养成自己的极端犀利的正义感，因而能够极端真挚地憎与爱，这便是诱发灵感的源泉。你的生活范围愈大，你的灵感的强度也就愈大，你如能以人民大众的生活为生活，人民大众的感情为感情，那你的灵感便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更进一步的努力便是要用人民大众的语言来巧妙地记录这种灵感。
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诗，正是时代所期待着的。
注释
[1]原载1944年4月重庆《文学》第2卷第3、4期。未收入集子，现据《文学》编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