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视监督。首先是党内监督。毛泽东认为，健全的民主生活，是实行党内监督、开展批评的根本保证。他提出了党内监督的两条原则：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了在组织上保证党内监督的实现，在他的建议下，建国之初，党建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其次是群众监督。“群众起来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他亲自处理人民来信，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群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有效地推动了反腐倡廉工作。再次是民主党派的监督。毛泽东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制定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注意向党外人士请教，积极听取并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最后是新闻监督。毛泽东高度重视报纸刊物的监督作用。他强调报刊都应刊登人民来信，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监督政府的工作。
（4）解决廉政的重点是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表率作用。为此，制定了一系列抓领导、以上带下的反腐倡廉策略和对策。一是提倡实行干部的低薪、节俭保廉制度。毛泽东认为高薪、特权，进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败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要实行巴黎公社创造的低薪原则，防止干部产生升官发财的动机。二是提倡实行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以克服干部中官僚作风和特殊化现象，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三是坚决执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和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反腐败的积极性和带头作用，他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来打。
（5）毛泽东十分重视和强调反腐败斗争与党的中心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的有机结合。他强调：“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它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针对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他指出：开展三反斗争“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特别是和整党整风工作结合去做，三反斗争就是目前整风的主要内容。”在军队中三反斗争则是结合当时的军队整编进行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有一个人人熟知的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领导1956年至1976年反腐败斗争的教训
任何伟大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实践表明，在他的反腐倡廉思想中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对腐败过于强调阶级的原因，而对经济的、体制的原因注意不够；反腐败要依靠群众，但运用“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认真回顾总结毛泽东领导1956年至1976年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有利于后来人少走弯路。
（一）廉政不能理想化。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于国家的发展充满理想化。1958年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企图在不发展社会生产力、特别是不发展商品经济条件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虽然在实践中他的这些想法碰了钉子，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反对，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放弃。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在“五七指示”中再一次勾画了他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他要求全国“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每个人都“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领导干部自然能够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清正廉洁地为人民服务，决不会贪污腐化，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实践一再证明，毛泽东这种“理想国”在现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通过这种方式推进廉政建设只能寸步难行。重要的是，必须回到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思想上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反腐不能运动化。毛泽东一方面向往建立“完美”、“纯洁”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看到现实中许多干部逐渐成为“腐朽堕落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在他们的头上有层层“保护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运用了得心应手的群众运动，把反修防修、防治腐败统统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轨道。通过采取激烈的斗争方式，让领导干部受到冲击，逼迫他们“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样的斗争方式，的确一时“吓住”了一些想搞腐败的人，但是它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矛盾，搞乱了经济社会，搞乱了干部队伍，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实在是得不偿失。
（三）权力不能绝对化。“文化大革命”虽然把“大民主”喊得震天响，但实际上同民主的本来含义相去甚远，搞的是最高权力绝对化。当时在党内，民主集中制被全面破坏，毛泽东是居于党中央之上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全党全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最高指示”。后来连毛泽东自己都看到，这种所谓的“绝对权威”实际是虚幻的，不存在的，只不过是权力场上的闹剧而已。林彪、“四人帮”等人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自搞一套，其中就包括腐败。这说明，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权力绝对化，最终都会成为腐败的乐土。企图靠绝对的权力反对腐败，不过是一种幻想。
（四）社会不能无序化。“文化大革命”的直接表象就是“乱”，到处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说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实际上连毛泽东自己也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提出“还是以安定团结为好”。事实表明，在自己掌握政权的条件下，“乱”从来就不是好事。包括腐败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都不可能在“乱”中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秩序，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秩序，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也需要秩序。为了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创造一个有序的社会环境，必须实行民主法制。这是“文化大革命”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教训。
这些教训值得后人牢牢记取。但是，即便是对这些“不足和缺陷”，也必须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彻底否定”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从来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记载了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的伟大功绩。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国特色廉政理论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在实践中，成功地压制了建国初期迅速出现的腐败倾向，创造了为世人称道的50年代那种清廉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这对于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顶住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成功地度过若干“困难时期”，夺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教益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宝库。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反腐倡廉的实践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当历史车轮驶入21世纪的时候，党面临着与毛泽东主政时期完全不同的反腐倡廉形势和任务。为了加强新世纪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创廉政建设新局面，十分需要从毛泽东廉政思想中获得启示和教益。
（一）反腐败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作为毛泽东事业的继承者，必须从新的时代特点和实际情况出发，认清反腐倡廉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后来他多次讲到腐败会“亡党亡国”。如果说，这些论述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伟大人物的预见、预言的话，那么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这些预见、预言就变成了现实。苏联共产党的“自行解散”和苏联解体，以及东欧一些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制易帜，尽管有着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但人们公认，领导层的腐败，是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这无疑给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从国内的情况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现代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这种社会转折时期往往是腐败现象的易发多发时期。中国也没有幸免，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必须看到，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如果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人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就迟早会丧失执政地位。但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就万事大吉了。一个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虽然把经济搞上去了，但如果自身腐败问题严重而又无力克服，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最终也会丧失民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像当年毛泽东那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腐败不除誓不罢休的彻底革命精神，始终把反腐败作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来抓。这是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基本前提。
（二）重在打牢执政基础，营造反腐败大势，是毛泽东廉政思想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今天，要从根本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构建教育、法制、监督和惩处四位一体的反腐倡廉工作体系。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不论是指导战争还是指导反腐败斗争，他都首先重视和谋划全局，营造大势。所谓大势，就是全局的优势。成败得失，就在“大势”的呼吸之间。毛泽东指导反腐败斗争，注重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提出问题，告诫全党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决不做李自成；抓住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教育全党坚持两个“务必”，利用党执政以后在舆论宣传方面的优势，把“廉洁可敬、腐败可耻”的观念嵌入每一个干部群众的头脑之中，创造了反腐倡廉的良好社会氛围；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严惩违犯法律和党纪政纪的干部，使干部“不敢”腐败。这些富有成效的工作，筑牢了党的执政基础，从根本上保证了反腐败斗争的强大优势。
时代发展到今天，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政治运动营造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但是打好基础、营造大势仍是反腐败所必需的。这就需要端正反腐败的思路，致力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致力于国家法律和党的制度建设。既然当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主要是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带来的，那么根治腐败也就必须在加快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方面进行努力，尽早完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任务。这主要是：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步伐，形成有效监督体制和机制，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整治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步伐，打破垄断，形成新秩序下的良性竞争格局；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构筑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这两道反腐败的坚固防线。
（三）依靠群众，强化监督，是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在今天，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到反腐倡廉建设中去，就必须疏通和拓宽群众参与的渠道，丰富民主监督的实现形式。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和实践表明，群众路线是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政治优势。任何腐败行为所损害的都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反腐败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也最有能力和智慧战胜腐败。必须明白，离开群众路线反腐败，没有出路；反腐败不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没有作为。在今天，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各级领导要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同时，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愿望和要求，总结基层群众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帮助群众正确掌握反腐败的政策和法律武器，增强广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和自觉性，敢于并善于同腐败现象作斗争。要充分运用领导的权威和政权的力量，依法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物质上的利益、政治上的利益、精神上的利益。要努力寻求适合于当前反腐败斗争需要的组织形式，扩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不断激发广大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反腐败斗争提供有效、便捷的途径。总之，反腐败斗争必须紧紧围绕党的群众路线来进行，必须通过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来推动，必须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加强。
毛泽东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其实，腐败也是纸老虎，终将被人民抛进历史垃圾堆。可以相信，不管反腐败斗争道路上还有多少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中国人民廉政建设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