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意味着问题解决了。不久又有人告诉我这件事的后续：凯利回到高炉车间，面对围拢上来的工人，大声地喊道：“都干活去，你们这帮没用的，都在这里干什么？见鬼，小个子老板只是旁敲侧击，也不全部摊牌，却又说已经部署好了。见鬼，我们都知道他升天后只剩一堆骨头。去干活，没用的东西。”
有苏格兰血统的人都性情古怪，但又最容易交往，并成为最好的伙伴，只要你知道该怎么做。凯利后来成为我最忠实最钦佩的朋友，以前则是公司里最爱闹事的人。我想说的是，你要依靠绝大多数工人去做正确的事，只要他们还没有最终决定抛弃你。一个人只要有了大多数人的衷心支持，他就能做任何事。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公平对待。
3.细节决定成败，一次小事件都可能决定事态好坏
钢轨制造厂解决一次罢工的方式很有趣。这次罢工，又是一个部门的人暗地里自发联合起来，要求在年底加薪。那一年的业务非常不景气，其他一些钢铁制造厂的工资甚至都在不断削减。但是，这些人经过数月的密谋，宣称如果不加薪，他们就要停工，并且会坚持到底。在我们的竞争对手都削减工资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可能加薪的，工厂最终停产了。工厂的每个部门都被搅进这次罢工事件，我们彻底陷入了困境。
我赶到匹兹堡，惊讶地发现高炉已经熄火，而这是违反协议的。那天上午，我要求召见那些人，却只见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这些“离开高炉的人希望明天见我”。这真是一次很好的欢迎啊！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不，他们不用了。告诉他们我明天就离开这里了。任何人都可以停工，这套把戏又上演了。要不了多久，这些人就会渴望工作，并四处打听哪里肯要他们，那时我会像现在这样告诉他们：工厂不会开工，除非采取一种由产品售价决定的浮动工资标准。这个标准将会一定三年，不因任何人而改变。我们已经在工资标准上让步了很多，现在轮到他们让步了。”
“现在，”我对我的合伙人说，“今天下午我就回纽约。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工人们收到我的纸条后不久，就询问是否能在我下午离开之间前来见我。我的回答是：“当然可以！”
他们来了，我跟他们说：“先生们，你们的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们保证过，说我会出面和你们一道解决任何问题，他说的没错；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最终摊牌，这也没错。但他告诉你们的另外一些事情却错了。他说我不敢跟你们摊牌。先生们，”我看了班尼特先生一眼，举起我紧握的拳头，“他忘了我是个苏格兰人。但我愿意当面告诉你们：我永不会向你们摊牌，我知道有比反对劳工更好的办法。我不会向你们摊牌，但我可以击败任何委员会，那些投票产生的委员会，我也参与了投票。这些工厂的部门永不会开工，除非有2/3的人投票要求开工。到那时，就像我今早所说的那样，将采取新的浮动工资制度。我要说的就这些。”
他们散去了。大约两周后，仆人拿了一张拜帖走进我的书房，拜帖上写着我两个工人的名字，还有一个德高望重的先生。仆人说他们从匹兹堡来，希望见见我。
“问问这几个人中有没有操作高炉的工人，他们违反协议熄灭了高炉。”
仆人回来说“没有”。我就说：“这样的话，你就出去告诉他们，我很高兴他们过来。”
他们受到了我热情而诚恳的款待，我们坐在一起谈论着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
“卡内基先生，我们其实是来谈一谈钢轨制造厂的那次事件的。”那位先生终于说到了正题。
“哦，是吗！”我说道，“你们投过票了吗？”
“还没有。”他说。
我立刻说：“那就别说了。我说过除非有超过2/3的工人投票决定重新开工，否则我是不会再谈它的。先生们，你们还从没见过纽约，让我带你们出去走走，看一看第五大街和中央公园，一点半的时候回来吃午饭。”
我们谈论任何事情，唯独他们想谈的那件事之外。我们玩得很愉快，而且我知道他们对午餐也很满意。那就是美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之间的区别之一，他们同别人一起吃饭时，就变得仿佛富有教养。这是个好传统。
他们回匹兹堡去了，没有再说一个与那个问题有关的字。匹兹堡的工人很快投票（刚开始有极少数人反对），我也再次前往匹兹堡。我在委员会面前公布了标准，比他们原先的要低。这是一个由产品效益决定的浮动工资标准，真真正正使劳资共同承担工厂的成功与失败。当然工资有最低限额，以确保工人们能够维持正常生活。班尼特先生说道：“卡内基先生，我们会接受全部的条款。现在，”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们有一个请求，希望您不要拒绝。”
“好吧，先生们，如果合理我会乐意接受。”
“好的，是这样的：请允许委员会成员代替工人签署这些协议。”
“为什么不同意呢，先生们？我当然同意！并且很乐意！不过我也有个小要求，希望你们不要拒绝，就像我接受你们的要求一样。在委员会成员签署之后，请允许每个工人签署属于他自己的部分。你看，班尼特先生，这些标准将会持续三年，一些人或者更多的人，会质疑你们委员会怎么有权力约束他们那么久；但如果让他们自己签，他们就不会有任何误解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这时班尼特先生身旁的一个人向他低声说道（但我清楚地听到了）：“天哪，全完了！”
的确如此，但不是直接的交锋，而是通过侧面行动解决了风波。如果我不允许委员会成员签署，他们有可能会抱怨不已，找借口挑事。现在允许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又如何能拒绝我这样一个简单要求，即让每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人都能自己签署协议呢！既然每个工人都要自己签署，他们又何必代劳呢？此外，工人们也知道在标准调整之后，委员会不会再为他们做什么，也就不需要再交会费，委员会也就自动解散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与委员会有关的什么事，浮动工资制度也一直都没有改变过。即使能够，工人们也不愿意改变，因为那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正如我之前告诉他们的那样。
浮动工资制度是我解决劳资问题最主要的措施，它解决了劳资之间的矛盾，使劳资紧密结合——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匹兹堡工厂早期采取的每年制定一次工资标准的制度，总会使工人与雇主为即将到来的斗争而准备，影响很坏。浮动工资制度，使劳资双方不再为已经签署协议限定期限，而是共同承担六个月到一年的企业运营结果，因而延用许多年。
一些细微的事情，往往在解决劳资之间纠纷时起到关键作用，并且不会有什么负面影响。
我们工厂有个人，秘密经营着一个酒吧。此人恃强凌弱，那些老实厚道的工人都害怕他，有很多还是他的负债人。为此，他煽动工人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我们以惯有的友好方式见面后，我说了自己的看法。那个头头拿起帽子，慢慢地戴到头上，表示他将要离开。我于是抓住机会说道：“先生，在这样一个只允许绅士出席的场合，请你最好摘下帽子，或离开房间。”我紧紧地盯着他。
房间里一片沉默，他犹豫了一下。但我知道不管他做什么，都受到了打击：如果他离开，就会显得对他人的不尊重，再算不上绅士；如果他留下来，并摘下帽子，他就会在众人面前失去面子。他只有这两种选择，而无论哪一种都注定要颜面丧失殆尽。最后，他留了下来，但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一言不发，事情得以和平解决。
浮动工资制度刚实施时，工人们选出16人组成委员会和我们协商，但没什么进展。我就宣布有急事，必须第二天返回纽约。后来，该委员会人数增加到32人，这既是他们希望的，却也表明他们内部有了分歧。
我与32人委员会的这次协商会由比利·爱德华兹主持，他认为合同整体上合理，但工资标准对一些部门有利，对另一些部门则显得有些不公平。委员会大多都同意他的看法，但让他们指明有哪些不公平时，他们又产生了分歧，每个部门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比利说：“卡内基先生，我认同整体上按吨发放工资的原则，但在分配上并不合理。现在，卡内基先生，你可以把我解雇——”
“冷静，冷静！”我喊道，“不要那么说，比利，‘卡内基先生’不会解雇任何人。解雇高层次的工人是不可原谅的。”
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我和他们一起笑着，纠纷当然很快就解决了。有时，工资对工人来说并不是唯一的，至少不是主要的。赏识激励、友好协商、公平处理，才是团结美国工人的力量所在。
除此之外，雇主还应多多考虑怎样才能为工人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无论代价大小。一次，当我问起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的时候，还是这个比利·爱德华兹站起来，说由于他们是按月领工资，所以总是欠商店的账。他接着说：“我有一位贤妻，持家有方。我们每四周趁周末进一次城，以批发的形式购买下个月的生活用品，这样就能省1/3的开支。但你的很多工人连这点都做不到。这里的物价太高了，这里的煤价也很高。如果您能每两周发一次工资，而不再每月发放，那对我们这些工人来说，就相当于您为我们涨了10%的工资，或者更多。”
“爱德华兹先生，我会做到的。”我回答道。
我就开始着手安排。针对物价太高的现状，我打算为工人开一家合作性商店，公司支付店面租金，而由工人们自己入股、自己经营。于是布拉德道克斯合作社开张了，它的价值体现在诸多方面，至少让工人领略到了做生意的难处。煤的问题也得到妥善的解决，公司同意以进价（市价的一半）向工人出售煤炭，并且送货上门，工人们只需支付运费。
此外，我还发现存款一直困扰着工人。由于信用的问题，工人们对于把钱存入银行总是很谨慎。我就代表公司与他们商量，只要他们在公司的存款达到2000美元，我们就支付给他们6%的利息，以鼓励他们存钱。他们的钱作为信托基金，与公司的业务分离开来。
这些事情，即使从经济角度考虑，也都是公司做的最有利的投资。我一直坚持，为你的工人做一些合同之外的事情是合理的。菲普斯先生也说我，“总是尽量满足工人的各种要求，不论是否合理”，而我则希望能再多一些——更多一些。我和工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任何金钱上的回报的。
就这样，我们拥有了一支无与伦比的工人队伍——既是最好的的工人，也是最乐于合作的工人。争吵和罢工已成过往。钢轨制造厂的工资浮动制度，从1899年开始试行，一直沿用到今天（1914年），其间没有一起劳动纠纷。工人解散了他们的旧同盟，因为当他们自己与公司签署协议时，交纳会费就已经毫无意义了。虽然旧联盟已经解散，但另一个更好的联盟出现了——这是一个雇主与工人之间友好相处的组织，对双方都有利。
从雇主的利益来说，他的工人应当有一份优厚的工资和一份稳定的工作。浮动工资制度能使公司面向市场运作；有时还能够稳定秩序，确保工厂的正常运转，而这对工人来说是最主要的事情。优厚的工资固然好，但仍无法与稳定的工作相比。在我看来，埃德加·汤姆森钢厂在劳资关系方面做得就很不错。随着时代的进步，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应当变短——三班制最终会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会成为规则——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用来休闲与娱乐。
我坚信，劳资问题并非简单的工资问题，解决劳资争端的最好的方法是，你要意识到，并且真心实意地从工人角度考虑，让他们知道你真的关心他们，更为他们的成功而欢呼。我就经常去接触了解工人们（并不总是为了解决工资问题），我越深入了解他们，就越欣赏他们。他们的优点比雇主的多很多，而且他们很慷慨。
与雇主相比，工人总是很无助。雇主可能会随时决定关闭商店，或者停业一段时间。这对他们的衣食住行等都没有什么影响；可对工人来说，工资的减少就意味着他们要忍受生活的痛苦，他们就无法舒适地生活，甚至不能为妻子和孩子提供保证健康的必需品，一旦生病也无法得到合理的治疗。我们要保护的不是雇主，而是无助的工人。作为雇主，需要经常想着如何善待穷苦的人们，如何去温暖他们的内心，尽管有时会被善良的劳动者误导。
1892年的荷姆斯泰德事件解决之后，我回到匹兹堡，遇到了一些老员工，他们没有参与那起暴动。他们都坚信，如果当时我在，暴动就不会发生。我向他们解释道：“你们都被欺骗了。你们应当接受我合伙人的条件的，那的确非常丰厚。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否开出这么多。”
一个轧钢工人却对我说：“哦，卡内基先生，这不是钱的问题。工人们允许您踢他们的屁股，但是决不允许别的人动一动他们的头发。”
在生活中的小事上，情绪因素都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更何况是与工人之间的事情呢。我确信劳资之间会产生矛盾冲突，工资的纠纷连一半原因都算不上，主要还是雇主无法欣赏员工，并与他们友好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