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和作家马克·吐温先生的友谊
退休这么多年，我再也无法强迫自己去工厂看看，这会勾起我多少回忆啊！几乎没有谁再会像过去那样紧紧握住我的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还能喊我“安迪”。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对方，他们甚至组织起一个“卡内基老兵协会”，每年都会在我家中聚一次会，甚至有些“老兵”还会不远万里赶来，这带来的欣慰能持续一年。我时刻怀着这些战友的爱意，并将自己的心与他们紧紧联在一起。每当回忆起这些往事，我都会对自己说：“宁愿散尽财富，也不愿做没有爱心的亿万富翁。”
我太太对“老兵”的态度与我一样，“老朋友永远第一”是她的口头禅，她甚至把我们乔迁新居的宴会办成第一次老兵聚会。虽然年纪都大了，可我们仍然像“孩子们般相聚”，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和相同的目标，以及相互之间的感情，让我们有了手足之情。朋友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合伙人关系。
我很在乎与朋友的相聚。很多时候，正是由于缺少见面与交流，再加上一些人的挑唆，才导致朋友之间变得疏离，甚至变得敌视。本来一切都可以说清楚的，明智的人会首先伸出和解之手，只有不幸的人才会临终时为拒绝它而后悔。没有什么能填补朋友的空缺，此时不努力，当他们一个个离去时，便只剩下你孤独地活在世上。
那些认为人生应当追求快乐的人是幸福的，那些不会给他人带来不便的人是幸福的，那些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人的人是幸福的。他们不会因为朋友的一次不光彩而拒绝对方，否则就会一次又一次可怜地失去朋友。真正的朋友要依靠辛勤地浇灌。
我的朋友中，只有马克·吐温为我从商界的退出而欢呼。有一段时间，当报纸过多谈及我的财富时，他给我写了一封短笺：
亲爱的朋友：
这些天，你看起来春风得意啊。但你能否借1.5美元给你的一位钦慕者买本赞美诗集？上帝会保佑你这样做：我感觉到，我知道，因此我也希望。如果有其他人也提出请求，请忽略这个请求。
你的马克
不要邮寄赞美诗集，要寄钱。我想自己做选择。
他在纽约养病期间，虽然躺在床上，却仍像往常一样睿智。大学教授退休基金会在纽约宣告成立时，我还在苏格兰，收到马克写来的一封寄给“圣徒安德鲁”的信。其中一段这样写道：“你可以拿走我的光环。如果你告诉我你在我的床边做了什么，你就会在彼时彼地获得它。那是用纯金支付的‘职责’。”
克莱门斯先生（马克·吐温）是一个有魅力的人，走到哪里，哪里就充满快乐。用瑞普·范·维克尔的话说就是：“所有的快乐都相似，只有不幸是不同的。”但公众只知道克莱门斯先生幽默的一面，很少有人想到他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也信念坚定，此外还崇尚无意义的秩序。
为他七十大寿所举行的庆祝会是独一无二的。文学的氛围笼罩着庆祝会，不出所料，文艺界来宾都大加赞扬主人的文学成就。轮到我时，我说我们朋友的事迹将如他的作品一样长久流传。他与斯科特先生的命运相似，也是被合伙人的误导所摧毁，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摆在马克·吐温前面只有两条路，一条平整、通畅而便捷——合法途径——交出所有财产，宣布破产，而后从头开始；另一条漫长、坎坷且沉闷，需要一生的奋斗，需要牺牲其他的一切。两条路就摆在那里，他的态度是：“关键在于我不属于任何债务人，我只属于我自己。”
每个人都要不时地接受检验，看自己是渣滓还是纯金。马可·吐温跳进燃烧的炉子，把自己铸成一个真英雄，通过全世界演讲所得来偿还他的债务。“一个幽默的家伙，马克·吐温”，这是人们对他最常见也最恰当的评价，但不管克莱门斯先生是凡人还是英雄，他都和斯科特先生一样，位于受人尊重的行列。
克莱门斯先生有一位英雄般的妻子，像守护天使一样陪他周游世界，使他能像斯科特先生一样征服一切。这一点他从未矢口否认过。此前，从没有哪三个字如此使我心痛，只有马克·吐温在太太去世之后第一次开口说的那句话。他握着我的手，我们谁也没有先说话；突然，我感到手被握得很紧，然后听他说出这几个字：“家毁了，家毁了。”沉默被打破了；这几个字一直在我的心中回响。
2.神学家马修给我带来阳光般的快乐，神的启示
马修·阿诺德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具魅力的人，甚至他一言不发、一本正经的样子都能让人痴迷。他对上流社会及有钱人很感兴趣。记得有一次他特别希望拜访范德比尔特先生，我明白地告诉他此人很平常，他却说：“不，毕竟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且有一点是确定的，他靠自己的能力创造财富，绝对让那些从他人手中继承财富的人失色。”
在我看来，马修·阿诺德是个阳光快乐的使者，阿诺德先生最喜爱《以赛亚书》，至少他经常从中引用一些伟大诗人的话，来作为自己演讲的结论。我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宗教的书都经过删改，把一些愚昧时代的知识排除在外，以示去伪存真，点亮世界的孔子等人的言论，经过精心挑选，最终以“经文”的形式呈现出来。阿诺德先生告诉我《圣经》也经过这样的处理。
我越是关注这件事情，就越觉得基督教应当像东方一样，将小麦从谷壳——甚至比谷壳更为有害的、有毒的垃圾里挑出来，并仅仅使用选出来的部分。关于这一点，我更是应当感谢阿诺德，他是超越时代的真正的老师，是“未来及其未知事物领域里”最富有诗意的老师。
3.平民贵族莫利先生
莫利先生虽然出身贵族，但更愿意别人称自己为“平民作家约翰·莫利”。他曾是《双周论刊》的编辑。我是个乐天派，丑小鸭在我眼中都是天鹅；他则过于悲观，当危机来临时，总看到阴暗消极的一面，甚至杞人忧天、裹足不前。世界对我来说充满光明和希望，某种程度上就是天堂；而他总想象自己身在一片沙漠里，四周是望不到头的荒凉——他的判断往往经过深思熟虑，却总是看到太阳下的阴影。不过好在，我们能互相吸取对方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
莫利非常喜欢音乐，当斯基伯的清晨响起风琴声时，我们都会陶醉其中。他和阿瑟·贝尔福都着迷于宗教剧，曾一起去水晶宫欣赏过宗教剧。他们都思维清晰、有哲学头脑，某些方面已不逊于哲学家了。然而，贝尔福最近的作品过于看重假设——莫利从来不会这么做，他总是脚踏实地，有迹可循，因而从不会遭遇“迷失在丛林”的危险。
1904年，在我的多次邀请下，莫利终于来到美国，我尽可能为他介绍一些像他一样杰出的人物。有一天，在我的力邀之下，鲁特议员与莫利进行了一次长谈。事后，莫利欣喜地称鲁特是最让他满意的美国政治家，和他聊天就是一种享受。的确，鲁特知识广博、判断合理，在公共事务方面无人能及。
后来，莫利又拜访了罗斯福总统，这让莫利受益匪浅。莫利曾说过：“我在美国见到了两大奇迹：罗斯福总统和尼亚加拉大瀑布。”确如莫利所说，那两大奇迹都在咆哮着、翻滚着、奔腾着，不知疲倦地完成本职的工作。
在我看来，莫利是阿克顿图书馆的最佳管理人选，便决定将图书馆送给他作为礼物。阿克顿图书馆曾属于阿克顿勋爵，但后者一度窘困，我就在格莱斯顿先生的建议下买下这座图书馆，并允诺勋爵在有生之年可以继续使用。不幸仅仅几年之后，阿克顿勋爵就去世了，图书馆又回到我的手中。我相信莫利能最有效地使用图书馆，他则说：“好吧，我得告诉你格莱斯顿先生全跟我说了。你能让图书馆陪阿克顿勋爵完整地走过一生，这很让我欣慰。”
看吧，这就是我们的亲密无间，有些事情根本不需要说出来。这件事也证明了格莱斯顿与莫利的关系——莫利是唯一一个他总忍不住要分享自己哪怕最琐屑事情的人。
我向苏格兰大学捐赠的第二年，莫利以官员身份陪同国王访问巴莫拉尔。他发电报希望在我回美国前见我一面，等见了面，他告诉我国王非常欣赏我的捐赠，以及对家乡所做的其他贡献，并想为我做些什么。
“你怎么说的？”我问道。
“我认为什么都不需要。”莫利答道。
“你说的对，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说，“不过，若国王能亲笔写信告诉我他很欣赏我所做的这一切，就像他跟你说的那样，那我将深表感激，并将其留传给子孙，让他们为此而骄傲。”国王果然亲笔写了感谢信，如莫利所说的那样。
莫利是个诚实正派的人，从不推诿责任，也不说三道四；遇到紧急情况，他不慌不忙，沉着应对，像石头一样坚定。然而，他也经常表现得瞻前顾后，甚至选择沉默和逃避。
张伯伦和莫利非常要好。当时，“地方自治”方案刚刚提出，整个英国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认为堪比美国的联邦体制。我也应邀积极参与讨论，并在许多城市进行了相关的演讲，宣传联邦体制，认为它能孕育出自由而强有力的政府。应张伯伦先生的请求，我还给他寄了安娜·戴维斯所著的《如何管理国家》一书；此外，我也同莫利、格莱斯顿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曾对他们说过，我不赞同第一地方自治法案，反对将爱尔兰从议会中排除，造成实际上的分离。我说，美国从来不限制南方向华盛顿选派代表。
“如果他们拒绝了，你会怎么做？”格莱斯顿先生问。
“充分利用所有的文化资源——首先，停止通信。”我回答说。
他停顿了一会儿，重复我的话：“停止通信。”他感到实际操作起来很麻烦，沉默了一会儿，另起了一个话题。
以后再有人就此问题问我该怎么做时，我就指出：美国有许多立法机构，但只有一个国会。英国应该效法美国，设立一个议会，再在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设立地方立法机构。美国不同于英国的是，国家有最高法院对地方立法机关或国会通过的法律进行终审，司法机关独立代表最高权威，而不受政府或政党控制。英国也应当让议会成为最高权威机构，而不仅仅针对爱尔兰的规章制度。爱尔兰的地方立法机构也应当召开会议，修改与议会相冲突的地方，以使法案更具操作性，除非法案无法通过。双方达成的条款，必须保证制定出合适的法律，以确保胆怯的人不会脱离议会，否则立法机构就形同虚设。
我极力推荐莫利先生接受这一观点，他说曾向帕内尔提过，但被否决了。格莱斯顿先生也许要说：“看吧，这种想法不仅我不接受，很多人都不赞同。你的想法也许适合美国，但不适合英国，我们要的是能真正解决英国问题的方案。”共和制度不能让格莱斯顿先生如沐春风，甚至我认为世袭阶级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观点，他都大为不解。
布莱恩先生是跟我们一起来伦敦的，见到格莱斯顿先生后，他感到迷惘和悲哀。那是在一次游园会上，布莱恩先生看到年迈的格莱斯顿先生冒着严寒，高举礼帽向那些空有头衔的新贵们致意。我把此事跟格莱斯顿先生说了，就又谈到英国的政教合一问题。我预言英国的各民族将会再度联合，因为大不列颠已无力对外扩张了。我坚信英国终究会政教分离，因为这本就是不正常现象。在其他英语国家中，宗教信仰都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而不是天生就偏向某一宗教。格莱斯顿先生就问我：“那你说说看，我们的国教还能存在多久？”
我回答说我不能预测一个具体的时间，而且在政教分离这一问题上他比我更有经验。他微笑着点点头。我就进一步说，相对于那些幅员辽阔的国家，英国人口有负增长的趋势。他问：“你能预测出英国的未来吗？”
我说，相对于古代希腊而言，英国也许并不古老，但英国出现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伯恩斯、斯科特、斯蒂文森、培根、克伦威尔、华莱士、达尔文以及其他名人，并非偶然。天才并不依赖于物质资源的多少。多年之后，英国可能不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这并不是它自身在衰退，而是其他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它可能会成为现代社会的“希腊”，扛起“精神领袖”的大旗。
格莱斯顿先生笑着咂摸着我的话：“精神领袖，精神领袖，我喜欢这种说法，我喜欢。”
以前我从未想过和人谈话会如此享受，后来就又到哈瓦顿拜访了他。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897年的冬天，当时他已经垂垂老矣。但他的魅力不减当年，尤其对我的弟媳露西热情招待，给露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离开时，露西喃喃自语道：“一只生病的雄鹰！一只生病的雄鹰！”此外再无法形容苍老而羸弱的格莱斯顿先生了。他是个伟大而真诚的人，与人交往毫无私心，有着高尚而自豪的灵魂，由此赢得了“世界第一公民”的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