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从当前实际的效果和普遍的反馈看，社会对我国经济报道的价值发挥还有更高要求。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测评组组长杜昌华在一次交流会上透露，负责全国新闻宣传工作的中宣部曾这样批评经济报道的不足：1、不敢迅速触及热点；2、经济报道不能与经济运行同步；3、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提出思路建设；4、注重报道的结论，不太关心过程；5、不能正确、及时展示经济发展趋势；6、不能深入浅出地解读数字术语；7、队伍专业素养不够，知识结构不合理；8、服务受众的意识不强。[杜昌华：《杜昌华开讲：栏目策划与品牌打造（一）》，深圳广电集团都市频道《法观天下》栏目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168ab30100m0sp.html。]用这几条来做参照，即使是拿出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的经济报道，我们仍能感觉到其中的差距。49篇文稿中，静态描摹的、现象总结的、肯定成就的、经验推广的占了相当比例，而那种一“砸”向市场，立即就能影响舆论风向、影响行动力的，触及经济领域核心命题的重量级报道寥寥可数，就连像“栾城草农”这类虽不算深奥，但活泛、通俗的服务类生产、生活信息都相当有限。这确实是经济报道价值体系建设务须弥补的紧要一课。
二、气质
当用“气质”一词来谈论经济报道时，我们仿佛对它充满了感情，赋予其人格魅力。气质是指一个人稳定的个性特点，也常用来表达和“风骨”相近的含义，表示刚正的气概。面对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社会万象——有时即使不是那么“地道”的财商信息，优秀的经济报道也常能透过专业的经济视角，将其处理成“地道”的财商信息，展现出独特的认知思路和话语逻辑，此所谓“气质”也。另外，考虑到经济报道经常面对名利场的各种诱惑，所以，它还应能经得起私利的考验，追求恒定的价值取向，为国家、人民的全局及长远利益谋划，此亦谓“气质”也。
2011年夏，世界经济形势波谲云诡。三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未平，欧洲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美国刚刚就债务上限问题引发的两党政治恶斗告一段落，又被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AAA级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下调一级至AA+，评级前景展望为“负面”，遭遇了历史上第一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作为美国也是世界最大债权国的中国通过其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罕见地发表措辞强硬的评论，严厉谴责美国“借债成瘾”，缺乏“量入为出的常识”，敦促美国切实保证美债信用及价值，并呼吁创造新的稳定的全球储备货币。在这个敏感的时刻，美国副总统拜登造访中国。有意思的是，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带着孙女来到鼓楼附近的一家小吃店吃炸酱面，一时备受关注。
拜登的面条：货币战中最新一阵炮火？
拜登上周在北京当地一家小饭店内吃便餐，看上去是一次教科书般的外交公关之举。拜登和驻华大使骆家辉只是希望表明，政府官员可以是多么普通的人。
但低调前往姚记炒肝店用餐只是一次旨在引人关注的公关噱头，还是一次对中国汇率机制的狡黠的政治攻击？
美国副总统一行共5人，他们的午餐包括面条、包子、软饮料以及一些凉菜。然而，账单只有区区79元人民币。即便加上20%的小费（依美国风俗），这次午餐的全部费用也用不了一张百元大钞。
且慢——拜登是否在不动声色地向中国和世人显示，人民币币值被大大低估了？至少《上海日报》认为，值得提出这一问题。
一些经济学专家说，美国试图传达的信息是，中国应该让人民币升值，因为按美元计算，这顿饭太便宜了。
事实上，拜登的午餐已经成了网络语言。
人们创造出“拜登吃面”这一新词，并迅速在网上传播。具有原创精神的博主们说，这个词意味着“购买价值远远超过标价的商品（据百度百科，这个词用来形容一个人做事过分张扬夸张，或为了欺骗对方而做一些事情——本报注）”。他们甚至造句来进行解释：“没房子就想和我结婚，简直就是拜登吃面。”
一些人希望北京放弃僵硬的汇率机制，允许人民币更快、更大幅度升值。但正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上周撰文指出的那样，一次性大幅升值相当不可能。
一些人鼓吹，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可打消人们对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的预期，阻止投机性热钱流入。这样一次升值还会抑制出口，鼓励进口，从而减少中国的贸易顺差。
但此举对中国经济而言几乎是自杀。因为，如果出口不再增长，中国的年度GDP增速将减少4个百分点。还有研究显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将导致就业率下降3%——相当于减少2000多万个工作岗位。
因此，拜登此行也许没有在汇率问题上说服北京。
不过是吃了一碗面条，《金融时报》（还应包括文中提到的《上海日报》）的记者却看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门道，这是否称得上是经济报道记者特有的新闻敏感和专业禀赋呢？或者说，这就是经济报道特有的气质：习惯性的用经济的眼光分析事物的内涵，提升读者洞察事物的水平。
这种气质的养成，需要科学的研究问题的方法，还需要摒弃某些不适合经济报道话语逻辑的惯性思维。
中国网和中国日报网倒是都全文转发了新华社的通稿，但对标题做了不同的处理：中国网的标题是《温家宝赴天津考察称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问题不少》中国日报网的标题是《温家宝：宏观调控面临两难货币政策适度宽松》标题的提炼显示出媒体个性化的价值判断，它们虽有细微差异，但焦点一致，而且都比新华社通稿的标题好。不过，与《新京报》虽也提到宏观调控的两难，但落脚点在抑房价不同，中国网和中国日报网看到了中央在处理房价问题时的另一层忧虑：房价的确要控制，这是民生也是民心工程，但正如温家宝在“两会”报告中所说，2010年的形势是最复杂的，又滞又涨的压力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楼市要调控，但经济也不能跨，所以“两难”。
“两难”的编辑处理应该说已经把这条经济新闻背后的信息透露出来了，但还比较含蓄，而最大胆、最专业的价值判断当推《中国证券报》的《温家宝：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该文的正文与《新京报》类似，也只节选了温家宝的发言讲话，但究竟应该把温家宝讲的哪句话做进标题呢，这表现出编辑对中央精神不一样的领悟能力和不一样的舆论指向。《中国证券报》的立意强化了高层“宏观经济政策要协调配合，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既形成调控整体合力，又要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始终合理把握政策力度”这一核心指导思想，于是，房控节奏或将放缓的试探、预测也就隐藏于标题和整篇报道中了。果然，社会各界对《中国证券报》的报道反响强烈。《经济参考报》专门整理了一篇《网民解析温家宝天津讲话》称“讲话一发表，即引起网民极大关注。特别是‘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一句话，许多评论给予高度关注，各方都希望从此次表态中，把握宏观调控的走向与趋势”。还有不少媒体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也都把这句话作为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背景信息。比如《证券日报》5月18日撰文《中央投资下达速度加快减轻地产调控负面影响》在分析“5月中旬开始，中央投资资金下达开始加快了速度”这一新动向时？，提到了温家宝在天津的考察，指出“显然，政府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已定，但对房地产调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存顾虑”。《南方日报》在5月25日的《楼市严厉调控难以穿越地方“温柔怀抱”？》中，解释为何“一个多月前开始的狂风骤雨般的房地产调控似乎正逐渐向和风细雨转变”时，也提到“近期，中央高层提出的一些政策信号也让人关注。国家主席胡锦涛17日会晤到访的德国总统克勒时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各国应该继续坚持刺激经济的举措，继续加强合作”，以及温家宝的这句“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
还有一条针对此事的网友评论，标题叫《温家宝总理天津考察再次吹响科学发展“进军号”》[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103/11617656.html。]。虽说这属于个人言论，与新闻报道的文体要求不同，但宏大叙事模式下的“口号思维”带着浓重的计划经济时代下的官本位色彩，无论如何都与经济报道（也包括经济评论）的气质不相协调。这恐怕算得上是一个最糟糕的炼意。
经济报道事关国计民生，张口说话就得负责任、担后果，所以，数据、事实应是它的逻辑起点，严谨、稳健而不是意气用事、主观臆测应是它的风格基调。类似温家宝天津考察这样多维度立意的新闻事件考验着编辑记者的政策水平，也考察着中国的经济报道是否能逐步历练出鲜明的专业气质。
此外，经济报道还会经常面对复杂的利益博弈与纠葛，为了谁、代表谁，用什么样的立场来塑造自己的风范，是经济报道气质养成的又一个关键，也是它必须做出的抉择。
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命脉，经济报道要胸怀大局、情系人民，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真正的践行殊为不易。中国资深财经记者胡舒立在担任《财经》杂志总编期间，先后采写、刊发了《基金黑幕》（2000年）、《专家吕梁》（2001年）、《银广厦陷阱》（2001年）等一系列尖锐批评中国证券市场种种丑恶现象的黑幕报道，引发了一次次舆论大地震，促使高层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当时，社会上对《财经》该不该登《基金黑幕》有这样一种质疑：报道披露的事实在业内当然存在，“黑幕”比起真实情况还不算很黑，但中国的市场现实只能如此，《财经》硬将之揭出来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基金毕竟是市场上的新生力量，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有诸多进步意义，其纵使有缺点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至多不过是“三七开”，为什么发表这样的报道使之“信誉扫地”呢？[方仁：《财经报刊的发展逻辑——访<；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传媒观察》，2005年7月。]胡舒立对此的回答铿锵有力：基金业的出现和发展固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就像证券市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有什么理由认为，媒体之于市场的批评权、公众之于市场的知情权就是相对次要的事情呢？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大道理也有小道理，大道理可以管住小道理。这可能就是《财经》有关基金的报道刊出后，一些反对的看法大言炎炎，拼命想讲出一些大道理的原因。其实，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中，任何道理都不可能凌驾于市场“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之上，而在三“公”之中，“公开”居于首位。由于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性的特点，公开性的实现即使在成熟市场环境中也相当困难。因此，公开性这一最基本的原则，本是不可动摇的。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开性的保证，其重要地位必然地优于市场上某一利益集团自赋或他赋的“历史使命”。如果一定要援引国际惯例或“公理”，这才是无可置疑的公理。
中国的经济报道要想塑造值得信赖的社会声誉和令人尊敬的精神气质，正需要胡舒立这样勇于实干的有识之士，不为某些所谓的“小道理”所困、所阻，而为真正的“大道理”执着坚守。
三、戒律
对于新闻报道的戒律，跑“经济口”的记者比起其他领域的同行来说，相信会有更深切的体会，也更清楚经济报道的戒律之于国家经济安全、社会经济稳定、民众经济保障的重要性，而唯有报道者群体的整体自觉与自律，戒律才能真正发挥强有力的约束和引导力量。
经济报道的戒律，简言之就是记者在从事经济报道时应该遵守的那些用以维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纪律、规范、准则等。其中，遵守组织纪律、“讲政治”和恪守职业伦理都是中国的经济报道记者特别需要加强的政治素养和职业素养。
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传播事业，经济报道要与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不允许自行其是，公开发表与之相反的言论。这样的政治要求看起来比较抽象，实则在经济报道实践中常常都有具体体现。比如，当国家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降低存款利率时，记者却跑到银行去报道虽然利率下调，居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这样的选题显然与上面的精神“唱反调”，但如果记者能循着现象深入挖掘下去，把报道主题定在探究居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的原因，求解刺激消费的矛盾所在与具体实施手段，那么，记者就非但没有“唱反调”，反而是在为政府分忧解难、出主意想办法了。相同的选题，不同的主题，记者会不会“讲政治”，效果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