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专业性：从经济现象到经济视角(3)

为了在二者间有所协调，经济报道界流行“华尔街日报体”。这是从美国的知名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那儿学来的一种报道技巧，即先用文学笔法抛出一则故事、一个人物或一段场景做引子，一来诱发接受者的接近兴趣，二来让抽象的经济与具体的民生联系起来，然后再渐入主旨，顺次给出相关新闻事实，行文途中还会不断掉回头去与开首的故事、人物、场景遥相呼应，因为先前的引子本身就是事件的一部分。向西方同行取经借鉴，本是对己大有裨益之事，但依葫芦画瓢若未得精髓，就极易陷入套路化的窠臼：讲故事却又并非将故事视作报道的有机构件，而仅是出于印证主题的需要，甚至只为“装饰”之用，所以，第一段的故事往往是“配”出来、“设计”出来的，为故事而故事，讲完就作罢，与后文没有关系；接下来给出基本事实，可仅限于浮光掠影，还很有可能是从网络上东搜搜、西粘粘，攒起来的；再接下来就是用学者专家的观点作点缀，不料又经常出现“点错将”的情况——就这一领域找了个那一领域的学者专家，殊不知即使同叫“经济学家”，专业差异也大了去了，即便终于找对了，又常常谈不深入，犹如只抹了一层“泥灰”，以为这就叫专业了，其实还是不专业。当前经济报道文本写作的这种“三段论”、“新八股”，貌似既有点花样不致太生涩，又算不上娱乐倾向不致太油滑，但细加推敲实不可取。其一，“栽”上去的故事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偶然的选择结果，能否支撑起后文将要报道的经济事件的真实内涵值得怀疑；其二，短暂的吸引之后，读者看到的仍是一个乏味的躯干，故事倒过头来就像个另人嫌恶的“托儿”；其三，过分依赖不同立场的知识人士的智力资源，固然会给报道增添客观、平衡、专业的印象，但报道也会因此而变得像一个杂货铺，放弃了舆论引导的社会职责，让人模棱两可、无所适从，更糟糕的是，还会把记者教得懒惰，不下功夫、不花力气到基层的实际生活中做更加深入扎实的走访、调查、分析，而只热衷于充当传声筒，万一不慎采纳了受利益集团左右的人士的声音，还可能带来职业道德的沦丧。可见，在专业性的探索上，经济报道从业者自身的专业主义精神建构也须臾不可或缺。

三、从经济现象到经济视角

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中国新闻奖设立。第二年，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这段时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划断，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报道领域的拓展，于是才有了最能代表经济报道专业特征的财经报道的崛起，它标志着社会对经济报道专业性诉求的显著提升。作为新闻界的最高政府奖，截止2011年，中国新闻奖共颁发了二十一届，这是观察什么样的经济报道更易获得政府嘉许，即，国家意志如何评价经济报道的专业水准的有益视角，这对未来经济报道专业性的改进与提升无疑大有益处。

在笔者对过去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获奖经济报道所做的若干数据分析中，笔者还有意识地把获得特别奖（包括荣誉奖）、一等奖的通讯社类和报纸类经济报道篇数与当年获特别奖（包括荣誉奖）、一等奖的通讯社类和报纸类稿件总篇数做了一个比较，从中可管窥经济报道在整个报道领域中的分量。

届别经济报道篇数[指获特别奖（包括荣誉奖）、一等奖的通讯社类和报纸类经济报道篇数。]总篇数[指获特别奖（包括荣誉奖）、一等奖的通讯社类和报纸类稿件总篇数。]数量比

第一届（1991年）2729%

第二届（1992年）3650%

第三届（1993年）4667%

第四届（1994年）3560%

第五届（1995年）1333%

第六届（1996年）050%

第七届（1997年）2825%

第八届（1998年）4850%

第九届（1999年）2825%

第十届（2000年）2633%

第十一届（2001年）1617%

第十二届（2002年）1714%

第十三届（2003年）3650%

第十四届（2004年）3838%

第十五届（2005年）3838%

第十六届（2006年）1813%

第十七届（2007年）2729%

第十八届（2008年）1617%

第十九届（2009年）3743%

第二十届（2010年）4944%

第二十一届（2011年）4944%

总计4914334%

在时政、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社会、体育、娱乐等诸多丰富的信息传播领域中，经济报道能够占到1/3强的比值，应该说，这还是与经济报道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基本相称。可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我们又会发现，经济报道尽管有了一定量的保证，但专业质量方面尚存较大上升空间。

在本书第二章的分析中，笔者曾总结到如果根据经济报道的四大子类，来对二十一年来荣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一等奖的通讯社类和报纸类作品分类，那么，这49篇作品中政经报道7篇，占14%；产经报道21篇，占43%；财经报道12篇，占25%；社经报道9篇，占18%。而上文在对三十年来经济报道发展三阶段的划分中提到，1992年之后是狭义财经报道的兴盛期，2001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兴财经报道的热潮。但从中国新闻奖的榜单上看，财经报道的占比似乎远低于我们的想象，只稍高于政经报道和社经报道，2001年之前（含2001年）略多，也不过9篇，2001年之后则仅有3篇。而这不多的12篇财经报道的选送媒体，全都是各级党政机关报（社），没有一篇来自我们提到的那些市场化的、不管是专业类还是综合类的财经报纸。

再从内容的专业性看。还是根据本书第二章的总结，以及分散在本书各章节中的作品评析，笔者总体的感受是获奖作品中正面肯定经济发展成就的数量最多，34篇，占到了70%。其中，像《深圳特区报》的《东方风来满眼春》（1992年3月31日）、《新民晚报》的《中国质量的一座丰碑》（1993年9月22日）、《经济生活报》的《中国农家半世纪》（时间不详）、《解放日报》的《上海的辉煌？？祖国的辉煌》（200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的《壮丽的发展诗篇——从数字看上海巨变》（2002年9月28日）、《经济日报》的《跨越1000万辆：新的台阶　新的起点》（2009年10月21日）、新华社的《坚定沉着战狂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纪实》（2010年1月10日）和《福建日报》的《平潭大开发共筑两岸人民美好家园》（2010年12月26日）这类政治宣传功用非常突出的报道又占据了一定比例，不完全适用经济报道的专业性标准。

而以《“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新华社，1991年3月20日）、《醒来，铜陵！》（《铜陵报》，1991年11月14日）、《金牌不是名牌》（《经济参考报》，1991年8月24日）、《菜价追踪》（新华社，1994年4月12日）、《由邯钢经验引出的话题》系列报道（《湖北日报》，1996年8月23日首发）、《140万双袜子的命运》（《长江日报》，1997年7月30日）、《资本运营系列报道》（《经济日报》，1997年6月9日首发）、《关于郑州亚细亚商场、集团兴衰的调查》系列报道（《郑州晚报》，1998年9月9日首发）、《医药代表向“老百姓”下跪》（《浙江日报》，2003年2月25日）、《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湖北日报》，2004年6月18日首发）和《政府软件采购问题追踪》系列报道（《科技日报》，2004年11月26日）为代表的深入探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难题、困境，思考如何从制度层面获得改革的根本性动力的报道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专业的经济报道，在当时确实起到了研究经济、推动经济、服务经济的作用，但仅占49篇中的11篇，不到1/4，不具主导优势。

再挑出那仅有的12篇财经报道看，一部分稿件属于比较简单的动态性消息，如《冶金报》的《宝钢“小人物”推动了国家金融政策调整》（1990年12月4日）、《解放日报》的《上诲证券交易与国际市场接轨》（时间不详）、《今晚报》的《重新评估国资增值3.5亿元》（1996年3月12日）、《湖北日报》的《按“智”分配造就亿万富翁》（2000年2月23日）和《解放日报》的《短短一个月“拒资”十亿元》（2009年12月4日），专业性有限。另有一部分稿件专业性虽有所增强，但却是出于舆论引导之需，为外界做国家金融政策方面的解释、澄清工作，多少带点被动回应的意味，如新华社的《百家“三资”企业调查表明：在华投资大有可为》（1990年9月14日）、《中国日报》的《中国拒绝金融风暴登陆》（1997年7月27日）、《中国日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传人民币贬值，实为投机谋暴利》（1998年8月30日）和《中国青年报》的《1503亿赤字预算意味什么》（1999年3月8日）。剩下的像《经济日报》的《资本运营系列报道》、《湖北日报》的《改善湖北投资环境》系列报道和《中国日报》的《商务部官员：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2009年7月31日）这类观察独到，分析深入，涉及公司、贸易、市场、银行、债券等诸多门类更细、专业性更强的财经领域的报道，数量则明显偏少。

对获奖经济报道量与质的分析，可以说进一步验证了笔者之前对中国经济报道处于后发现代化的报道语境的判断，与国家主流意识扶持主流媒体、一贯重视媒体的舆论引导和政治宣传功能的现实吻合，同时，也应了学界、业界对中国新闻奖的一种意见，即，中国新闻奖带有较多官方意识形态的色彩，有些奖项的设置和获奖作品的遴选不排除政治导向，甚至国家级媒体“大佬”间权力平衡的因素，尤其是特别奖、一等奖，受影响最大。尽管笔者从发展传播学角度出发，多次肯定在中国特色的现实国情和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之下，以正面报道为主，坚持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坚持团结稳定鼓劲的新闻传播与宣传导向是必须也是必要的，但另一方面，新形势下的思想解放、观念转变同样箭在弦上、时不我待。

经济报道，尤其是财经报道在整个报道领域重要性的提升，是经济形势的发展决定的。三十年前经济起飞阶段尚能较好调配的生产要素，历经长时期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出现平台现象，环境压力、产业升级压力、人力资源压力以及全球资源重新布局的压力，不得不把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难题摆在中国政府面前，金融、资本，在盘活整个经济这盘棋中的作用越发突出地显现出来。而肇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对金融安全、资本监管在整个经济发展链条中的那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枢纽地位看得更清楚了。金融资本的竞争，毋庸置疑，已然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在这种变革的新情势下，中国比任何时候都迫切需要建设一支具备国际视野的专业经济报道，尤其是财经报道队伍，为国家的战略发展提供充分高效的信息服务。可这一切似乎还未能在主管新闻传播的意识形态部门中反映出来，还不能以更加务实创新的精神正视经济报道领域萌发出来的那些新的生产力。所以，对财经报道，包括财经类媒体，给予更多不受官本位的行政干扰的扶持，为其专业性的发挥提供更大空间，这是中国新闻奖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应有的调整。

如果说以上是从政策环境的角度论述中国经济报道专业性不足的外部因素，那么，就经济报道内部自身的专业品质建构来说，则须逐渐由单纯反映经济现象、经济事件向以经济视角看待所有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的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