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6月，尽管其他记者劝王军红“不管为好”，他还是采写出《有人用“毒水”做豆腐皮》、《做豆腐皮的“毒水”来自何处》等追踪报道，揭露生产豆腐皮的受降镇施家园村水源污染严重。报道在《都市快报》刊出后，当地11家污染严重的企业被关停，有关豆腐皮生产厂家进行整顿。受降镇镇长、书记等几次吵到报社，当面辱骂王军红，并向市领导“反映”，市有关领导也对王军红的“屡教不改”大为恼火，8月，王军红被“发配”到印刷厂当常夜班的工人，才算平息了“事态”。仅过3个月，王军红又举报、采写了引起更大社会反响的“假报事件”。
“我不能欺骗自己的眼睛，我不能昧着自己的良心。但我实在想不通，要行使舆论监督为什么会这样难？”王军红的感叹声里，有苦涩，也有无奈。
道德感情虽是品德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但道德感情是道德行为的动力，是品德的决定性因素。因此，道德感情水平与品德水平也必定完全一致：道德感情高者、良心好者，道德行为必高、品德必高；品德高者、道德行为高者，道德感情必高、良心必好。道德认识是品德的必要条件、指导因素、首要环节，但它不是品德的动力要素、决定性因素，而是非动力要素、非决定性因素。因此，道德认识水平与品德水平不必一致：道德认识水平高者，其道德感情却未必高，因而其道德行为未必高、品德未必高；品德、道德感情、道德行为高者，其道德认识未必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识之士却不是有德之士，而很多有德之土也不是有识之士的原因。
二、影响新闻工作者品德的外部因素
从新闻传播伦理和记者品德的形成过程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首先，新闻传播伦理同普遍道德现象一样，是一种由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因而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最终取决于社会存在，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具体地说，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对新闻传播伦理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着道德体系的性质，因此，基于不同经济关系之上的新闻传播事业以及所实践着的新闻传播活动，也就必然地会根据不同的利益关系形成不同的新闻职业道德的规范原则，第二，新闻传播伦理同普遍意义上的道德体系一样，往往会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而体现出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和不同的道德价值追求。其次，新闻传播伦理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正如恩格斯所述：“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
上面我们考察了新闻传播伦理品德结构中内部的道德认识、道德感情、道德意志三者之关系。下面我们考察这三个因素与外部诸事物（经济、政治、道德、科教）关系。
（一）品德与财富分配
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及欲望由低级到高级地分化为五种：生理、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他发现，比较低级的需要优先于、强烈于比较高级的需要，而比较高级的需要则是比较低级的需要得到相对满足的结果。由此可知，人的道德需要便是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结果。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越充分，人的道德需要便越多；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满足越不充分，人的道德需要便越少。
那么，人的道德需要欲望的多少又取决于什么？现代心理学的回答是：取决于人的物质需要、生理需要的相对满足是否充分。可是人的生理需要、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充分不充分又取决于什么？显然，一方面取决于物质财富的多少而与之成正比，他方面取决于人的物质需要的多少而与之成反比。人的物质需要越少、物质财富越多，人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充分；人的物质需要越多、物质财富越少，人的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
所以，并非只有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人的物质需要才会得到满足。在任何社会，人的物质需要都可能得到满足，也都可能得不到满足。因为人的物质需要的多少与财富的多少显然成正比：财富越少，人的物质需要也越少；财富越多，物质需要也越多。如社会的较高阶段，物质财富固然较多，但人的物质需要也较多，因而也可能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需要。反之，社会的较低阶段，财富固然较少，但人的物质需要也较少，因而也可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所以，人的物质需要是否得到相对的满足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无关。那么，人们的物质需要能否满足究竟取决于什么？首先取决于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慢，财富的增加便慢，因而便不能适应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不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经济发展快，财富的增加便快，因而便能适应人们物质需要的不断增长，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
但社会财富并非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相反，总是给一些人多些，另-些人少些。如果社会财富增加得快，但分配不公平，应该多得者得的却少，应该少得者得的却多，那么，人们也不会感到满足。只有社会财富不但增加得快，而且分配公平，应该多得者得的多，应该少得者得的少，那么，人们才会感到满足。所以我们往往看到，一个社会虽然经济发展比以往快得多，财富增加比以往多得多，但人们还是不满足。察其原因，就在于分配不公平。
经济发展越快，财富分配越公平，人们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充分，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便越多，人们的品德便越高尚；经济发展越慢，财富分配越不公平，人们物质需要的相对满足便越不充分，人们做一个好人的道德需要便越少，人们的品德便越恶劣。这个规律，是关于人们的道德需要与物质财富的关系的规律，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方面的规律。
（二）品德与政治环境
人的美德需要与其他一切非物质需要一样，都是物质需要相对满足的结果。那么，引发一个人的美德需要与其他非物质需要的不同的、特殊的动因是什么？是利己，是自我幸福。但如前所述，美德就其本身来说，不过是对自我的欲望和自由的一种限制、约束、侵害。所以，一个人最初决不会以美德为目的，为美德而美德；相反，他最初只是把美德作为利己的手段。逐渐地，他才会因美德不断给他莫大利益而日趋爱好美德、欲求美德，从而便为了美德而美德，使美德由手段变为目的。
所以幸福不是美德的目的，却是一切美德的动因、动力。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中德福越一致——越有德便越有福、越无德便越无福，人们追求美德的动力便越大，人们的道德愿望便越多，人们的品德便越高尚；相反，德福越背离——越有德便越无福，越无德便越有福，人们追求美德的动力便越小，人们的道德愿望便越弱，人们的品德便越低。
在任何社会，每个人的德与福都既可能一致，也可能背离。但是，任何社会，从该社会的行为总和来讲，德福一致的次数必然多于德福背离的次数。这是因为，一方面，德福一致是德行的动因，德福背离是恶行的动因；另一方面，社会的德行总量多于恶行总量是任何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于是，合而观之：只有德福一致的次数多于德福背离的次数，人们行德的动因才会多于作恶的动因，社会的德行才能多于恶行，从而社会才能存在发展；相之，如果德福背离的次数多于德福-致的次数，那么，人们作恶的动因便会多于行德的动因，社会的恶行便会多于德行，从而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发展。社会的行为总和又不过是每个人的行为总量之和。所以，任何人就其行为总和来说，德福一致是常规，德福背离是例外，德福必然大体一致。
有些社会德福一致的程度可能极高而接近德福完全一致，有些社会德福一致的程度可能极低而接近德福背离。不言而喻，各个社会德福一致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各个社会的政治：政治越清明，德福便越一致，有德便越有福，无德便越无福；政治越腐败，德福便越背离，有德便越无福，无德便越有福。
作为一名记者也是同样。如在正常的情况下，一名优秀的记者努力履行职责，写出优秀的新闻作品，但稿件往往被“枪毙”。久而久之，记者便能掂量出何种新闻题材是根本不能碰的，何种新闻题材是费力不讨好的，何种新闻题材是能给自己带来实惠的，大多数记者也慢慢失去了对新闻的热情。久而久之，所剩下的新闻题材就是那些不痛不痒、皆大欢喜的报道，报纸的新闻性、可读性等一些决定报纸发展前途的要素被忽略了，媒体的许多社会功能自然就难以发挥。
综上所述，人们的品德高尚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的政治清明与否。社会的政治越清明，人们的德福便越一致，人们做一个有德者的道德愿望便越多，人们的品德便越高尚；社会的政治越腐败，人们的德福便越背离，人们做一个有德者的道德愿望便越少，人们的品德便越恶劣。记者的品德高尚与否，与媒介和从业者的活动环境有很大关系。作为记者努力地写出百姓喜爱读的作品是他的美德，也是他的幸福，但如果他因此而不幸，他便会放弃对这种美德的追求。这个规律，是关于人们的道德愿望与个人幸福的关系的规律，也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方面的规律。
（三）品德与道德优良
人们的品德高低，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快慢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性以及政治的清明抑或腐败，而且还取决于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之优劣。
如前所述，优良道德，决非可以随意制定、约定，而只能通过道德目的，从人的行为事实如何的客观规律中推导、制定出来。因此，道德是否优良，一方面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或促进道德目的的实现；另一方面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或不违背行为的客观规律。符合二者，必定优良；违背其一，必定恶劣。
首先，从道德的优劣在于是否符合道德目的的方面来看。如前所述，道德手段是压抑、限制每个人的某些欲望和自由，道德目的是保障社会存在发展、增进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于是，道德所给予每个人的害与利的比值（亦即增进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便是评价一切道德优劣的终极标准。哪种道德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少、增进每个人利益最多、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最大，哪种道德便最优良；反之，则最恶劣。
其次，我们再从道德的优劣在于是否符合行为的客观规律方面来看。道德的优劣的衡量标准，直接说来，固然在于道德目的，但道德的优劣的衡量标准，归根结底却在于是否符合行为的客观规律。因为人的一切活动能否达到目的的根本原因，乃在于是否与客观规律相符。道德是人所制定的行为规范，所以，它能否达到目的的根本原因，便在于它是否与行为的客观规律相符。如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新闻媒介不浮夸、不虚饰才有利于社会发展，那么新闻媒介只有传播报道真实的新闻，才符合其根本规律。但“文化大革命”中，媒介传播空话、假话、套话成风，这样的风气也是当时社会遵循的道德，这是与新闻传播的客观规律不相符合的，也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因此也是恶劣的。
这个规律，是关于每个人的道德需要以及道德行为或道德意志与社会所奉行的道德之优劣的关系的规律，因而属于品德的道德感情和道德意志两方面的复合规律。
（四）品德与科教发展
如前所述，道德认识虽然是品德的一个部分、一个因素，却只是品德的指导因素，而不是品德的动力因素，因而也不是品德的决定性因素。品德的动力因素、决定性因素是道德感情。也就是说，道德认识不是品德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道德认识高的人所以品德低，完全不是因为他的道德认识高，而仅仅是因为他的品德的其他方面低，如他的道德感情低。反之，道德认识低的人所以品德高，完全不是因为他的道德认识低，而仅仅是因为他的品德的其他方面高，如他的道德感情高。如果人们的道德感情相同、品德的其他方面相同，那么毫无疑义则道德认识高者，品德必高；品德高者，道德认识必高。这样，仅仅从道德认识与品德的关系来看，二者便完全成正比例变化：道德认识越高，品德便越高；道德认识越低，品德便越低。
那么，人们的道德认识水平又决定于什么呢？众所周知，主要取决于科教事业的发达与否。科教事业越发达，人们的认识水平便越高，人们的道德认识水平便越高；反之，科教事业越不发达，人们的认识水平便越低，人们的道德认识水平便越低。
由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科教事业越发达，人们的道德认识便越高，人们的品德便越高；科教事业越不发达，人们的道德认识便越低，人们的品德便越低。这个规律是品德的道德认识方面的规律。
然而，也有人认为科教事业不发达时，人们的品德倒还高尚；而当科教事业发达时，人们的品德反而败坏了。如卢梭写道：“我们的灵魂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善而越发腐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天边上升起，德行也就消逝了。这种现象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