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堂”中药铺与杭州胡庆余堂、广州陈李济、汉口叶开泰并称“中国四大药店”。同仁堂的药品质量极好，有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之效。其以经营丸散膏丹为主。所制药品配方好，选料精，炮制细。配方除源于家传和民间以外，还有很多来自清宫秘方。[8]
“瑞蚨祥”绸布店创建人是山东章邱的孟鸿升。该店以制度严格、质真价实、服务周到、多种经营为特点，从小到大历经百年而不衰。除“瑞蚨祥”外，老北京还有其他七家店名中含有“祥”字的著名绸布店，它们被统称为京城“八大祥”。
“内联升”是京城著名鞋店。早期服务对象是豪门贵族，专做各种宫靴和朝靴。当时“脚踩内联升”成为社会名流的一大标志。
“六必居”以制作美味酱菜而著名，开业于明朝中期，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其酱菜特点为色泽鲜亮，酱味浓郁，脆嫩清香，咸甜适度，曾为清代宫廷御用食品。民国时期，在青岛展览会上获优等奖。解放后常获得酱菜业评比的第一名。
“双合盛”是我国兴建的第一家啤酒厂。该厂生产的五星啤酒口感醇厚，并以“杀口”力强及浓郁的麦芽香等特点，深受饮客欢迎。
“都一处”烧卖馆开业于清乾隆三年（1738），创业者是李姓山西人。乾隆题写的“都一处”虎头匾，至今仍悬于店堂正中，而郭沫若写的“都一处”则挂在店门口。
“稻香村”开业于1914年。其糕点以苏式为主，兼有广州风味及西式糕点。
“荣宝斋”前身叫松竹斋，光绪二十年（1894）改名为荣宝斋，服务对象以社会名流为主。荣宝斋的木版水印技法高超，其复制旧字画的技术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一得阁”开业于清同治四年（1865）。据说创办人谢松岱当年在京科考失意，便研墨汁到考场外兜售，受到考生欢迎。不久便在琉璃厂开设“一得阁”——自产自销墨汁。除墨汁外，其八宝印泥也是海外闻名的上品。
“老字号”不仅是一种商贸文化现象，更是一道鲜活的历史传统文化景观，流行于老北京的不少俚语、俗话、歇后语都与老字号有关。例如：“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由此使“全聚德”烤鸭成为北京象征之一；而“东来顺的涮羊肉——真叫嫩”、“六必居的抹布——酸甜苦辣都尝过”、“同仁堂的药——货真价实”、“砂锅居的买卖——过午不候”等歇后语，则生动显示了这些老字号的品牌特色。
北京作为数朝古都和新中国首都，历代名人几乎都曾留下过踪迹，而许多“老字号”也与这些名人有着种种干系。远至封建时代的皇帝重臣、名人学士，近到当代的国家领袖、社会名流，都为“老字号”增添了独有的色彩，使北京“老字号”成为了京城文化一脉。一些“老字号”还被编进了书、演成了戏，它们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可以说，“老字号”已成为北京的特色文化现象。
此外，北京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融汇的大都市，大多数北京“老字号”并非土生土长，其中不少都是山南海北的外地人在京创建的，这里既有苏杭的绸缎、安徽的茶叶、江西的瓷器、广州的海货，也有山东的饭馆、东北的烤肉、山西的药店、山东的糕点；以及苏、浙的玉工/裱工/雕刻工；云、鄂的铜工；粤、桂的绣工；川、桂的锡器；陕、甘的地毯；蒙古的皮革等，他们往往云集京城一隅、自成一行……可以说“老字号”融汇了各地、各民族的行业精华与特色，形成了一种“大商业”景观，正是这些不同特色的“老字号”，汇聚成了京城商业文化的魅力。
“老字号”以其独特的经营之道，积淀成了一个个著名“品牌”。过去，北京人有“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升，身穿八大祥，腰缠四大恒”一说，其品牌魅力可见一斑。可惜，老字号的商业和文化价值在20世纪中期以后多次遭受摧残，“文革”中甚至将这些老字号悉数“更名换姓”，其经营特色也被“批判”得荡然无存，使老字号的损失十分惨重。新时期以来，部分老字号才又陆续恢复了原名，各自挖掘传统品牌优势，重新走上了发展之路。
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近疯狂的“城市改造”浪潮，不少老字号再次惨遭蹂躏，甚至连原先的店面也被连根拔除。例如：北京在2006年对前门大栅栏的“改造”工程中，就迫使几家老字号不得不“背井离乡”，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批光怪陆离的丑陋建筑。令人发指的是，类似这样以“改造”之名狂热地摧毁传统文化遗存的行为，几乎遍及当时中国所有的大中城市。[9]在一轮又一轮火爆异常的所谓“拆迁改造”热浪中，一批又一批大小官僚因“政绩突出”而飞黄腾达、腰缠万贯，同时一家又一家老建筑、老字号却因“有碍发展”而相继灰飞烟灭、土崩瓦解。此情此景，不能不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那些“砸烂一切”或曰“改天换地”的疯狂行为，其区别仅在于：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攫取政治利益，而另一个是以“发展”的幌子来掠夺社会资源罢了……
3.周村的五行八作
除北京外，各地的“五行八作”同样别具风采。例如：在山东淄博地区就有：钱、粮、丝、布、杂货——五行；铜器、木器、丝绸、浆麻、腿带、首饰、毡帽、剪锁——八作。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及的是，山东淄博有个叫“周村”的地方，它的商业和制造业在历史上曾十分发达。周村的声誉大约肇始于宋元、显赫于明清，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天下驰名。周村因此也被冠以“无水相通”的全国四大旱码头之一，与佛山、景德镇、朱仙镇齐名，晋商、徽商等许多外地客商常来周村办货，再把东西贩向四方。此外，这里还是北京老字号“瑞蚨祥”的发源地。
在周村林林总总的“行”、“作”中，皮革与有色金属铸造这两个行当的名气最大。
周村的皮革业在清中叶时已相当兴旺，规模较大的字号有80余家，资金多在1000元至20000元左右，年交易额在11万元以上。历史上知名度较高的作坊有：德顺兴、合兴公、元太、永盛号、鸿兴福等皮革老字号，它们各自一般由两三个大院落、几十间厂房组成，将从全国各地购进的猪、羊、牛、马皮刷净、清洗、去毛、硝化、平整、上色——制成各种类型的皮革原料，销往全国各地，下脚料则熬成“水胶”销售给木货加工业。
周村人韩氏于清中叶创办的“华美皮毛店”以经营羊毛和毛皮为主，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特别是内蒙、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民国三年出版的《东方杂志》曾这样赞扬周村的纯毛编织行业：“创织驼毡、驼褥、地毡等，工艺巧妙，花样新鲜”。
周村的“有色金属铸造业”据说已跨越千年，明清两代的铜、锡作坊有400余家，产品以“铜响乐器”为最。清乾隆十五年，山东章丘人柴念池在周村创办了铜响业老字号“聚合成”。经几十年研制创新，聚合成铜响乐器以工艺精湛、音色纯正畅销海内外，享有“千锤打锣，一锤定音”之誉，民国时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京剧艺术名流所在的戏班，都先后订购过周村铜响乐器。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奚啸伯曾为此挥毫：“驰名南北，质量最佳”。至1920年，周村铜响业共有：聚合成、德成昌、聚合恒、太兴东、成德太等五家知名字号。1959年，周村还曾为中央乐团制造出直径1.3米、重80多斤的大叉锣，堪称世界之最，被国家定为馈赠外国交响乐团访华的礼品。1970年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也是用周村研制生产的新编钟演奏的。据说，周村的异形锣在国际上很受欢迎，不少国家的乐队在演奏大型交响音乐时，常以此来营造恢宏气势。目前，当地一家名为“淄博鲁东乐器厂”的企业仍在生产铜锣。[10]
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熏染，使周村积淀了极具个性魅力的人文气质，因此，电视剧《大染坊》、《旱码头》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等影视作品都曾先后选择这里作为拍摄景点。
小结
本节概要归纳了五行八作的基本内涵和大致外延，我们认为，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行业和职业，都可笼统纳入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之中，并由此构成了社会上所有职业群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此外，本节还以宋朝、山东周村、老北京为例，简要描述了五行八作的部分“历史图景”。
本节的核心脉络是：人类的劳动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当社会分工确立并不断分化后，便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职业群体”——五行八作与三教九流。而这些职业群体的形成与演变，又促使社会职业与社会分工更趋精细化、专业化，从而使劳动效率不断提升，这样又反过来更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加速发展、生产关系的日趋复杂。显然，五行八作或三教九流之形成、演变史，在本质上几乎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演进史，它宏观而又生动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为了谋生或发展，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必然要主动或被动地加入某个职业或行当（即便乞丐亦然）。因此，五行八作或三教九流既是人们安身立命的依托，也是人与人构成社会关系的主要桥梁与纽带。进一步来看，五行八作或三教九流中的任何局部或分支，都有可能成为某个社会或时代的缩影，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对“个体”的深入剖析，大致了解一个行业或职业的生存状况，乃至感受到彼时的社会状况与变迁。
总之，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就像一个个标本、一扇扇窗口，通过对它们的观察，我们不仅能约略把握某个时期之个体/局部的生存状态，而且还能概要了解当时社会的整体或全局风貌。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所具备的这些特质，无疑为电影创作提供了诸多可能……
第二节五行八作与电影创作
电影是反映人类历史与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许多影片正是通过对人们职业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描绘，才演绎出一个个或感人至深、或发人深省、或催人奋进、或令人欷歔的银幕故事。例如：《春蚕》中的历史悲剧、《老兵新传》中的创业激情、《林家铺子》中的绝望人生、《雅马哈鱼档》中的时代气息、《人到中年》中的压抑无奈、《霸王别姬》中的人性异化等。
仔细体味众多影片中所涉及的五行八作与三教九流，我们不难发现：它不仅能够赋予影片时代色彩，而且对于塑造人物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平台，整个剧情常常因此而变得更加鲜活感人、真实生动。此外，由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常具有地域特色，所以它往往也能使影片自然地反映出某些民俗风情，从而赋予影片一定的民族风格、地方韵味。
通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电影，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在其中的运用方式，大体呈现为以下几种：
一、通过表现“五行八作”来折射时代征候
各行各业的存在与发展是维持一个国家或地区正常运转的必要前提，而这些行业的生存状态往往也能直观地反映出当地的社会局势与生产、生活水平。因此，我们通过观察某个行业的生存状态，便能从一个侧面约略把握某个时代的兴衰状况及缘由。这方面较为典型的影片有：《春蚕》、《林家铺子》和《雅马哈鱼档》等。
1.《春蚕》：蚕农破产、社会凋敝的缩影
该片由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拍摄于1933年，被公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新兴电影运动”的代表作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受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和帝国主义商品倾销的影响，加之日军对东北、上海的军事侵略，致使我国民族工业遭受重创，进而殃及许多为之提供原料的行业。例如：江南桑蚕养殖业便因民族纺织业的萧条而迅速衰败，结果导致众多桑农、蚕农血本无归、纷纷破产。影片《春蚕》正是对这场时代悲剧的真实写照：
春天来了，蚕农老通宝一家为确保收成，不惜靠典当衣物、四处借贷来购买蚕种和桑叶投入生产。他们一面虔诚地祈求神灵保佑，一面小心地提防着村里那位被人们指摘为“白虎星”的妇女，以免她“冲克”了自家的生计……辛苦数月后，老通宝一家终于喜获丰收，事实证明，老通宝对“冲克”之类的担忧纯属多余。然而这家人对好光景的梦想，却被“丝厂歇业、茧行关门”这个意外的惨痛现实彻底击碎。老通宝无奈之下只好将茧子销往外地，结果被茧行老板杀价收购、大蚀其本。至此，一家人不但还债无望，就连糊口都成了问题，绝望的老通宝终于病倒了……
该片在当时是一部极富创新意味的银幕佳作，既有思想价值，又有艺术魅力，它之所以能够凸现于时代潮头，并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其卓异之处不仅在于影像风格的平实细腻，更在于其叙述故事、表达思想的独到方式。
一方面，它相当完整、细致地展示了“养蚕”这个传统行业的生产流程，并将这一流程与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结合得十分熨帖完美。这一创举在中国电影史上迄今仍无出其右者。因此，《春蚕》不仅是一部电影学范畴的经典，也是一部民俗学意义上影像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