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与红岩
1960年“11·27”，学校组织我们到歌乐山去扫墓。
前一天十分的激动！从晚上开始，父母便给我准备水壶、纸封的饼干、没有包装的糖果、橘子和沙炒的豌豆。躺在床上的我不止一次地问爸爸妈妈，东西都装完了没有，还数次起来检查书包里这些东西的摆放。那是我第一次去歌乐山烈士墓，在床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睡，一晚上数次把家人叫醒问几点了，生怕迟到，担心来不及，我竟然把闹钟提前了两个钟点！急促的闹铃一响，我就窜了起来，急急地抱怨：你们不提前叫我，要是迟到了，要找你们算账！在我的吵闹中，父亲立即用开水瓶灌水壶，母亲迅速帮我穿衣服，哥哥帮我冲炒面……还没齐备，我居然穿上鞋、挎上书包水壶，像出征的战士一样，立刻冲出家门向学校奔跑。
天完全没有放亮，学校的大门都没有开，只有我一个人。我第一个到达学校门口，虽然感到了寒冷，但却很得意，因为我终于实现了要第一个到的愿望。
突然，一道手电筒光晃动着向我射来，我就像哨兵一样立即“警觉”，并且靠着大门想“隐蔽”自己。一声叫喊，我才发现是爸爸走来。我很奇怪，为什么爸爸来了？老师规定了的不准家长接送，要锻炼自己。我正要生气时，听见爸爸说：“你知道现在才几点？”我猛然想起自己偷偷把闹钟拨快了两个小时。现在离学校规定的集合时间还早，但爸爸知道我不会回去，把冲好的炒面也带来了。吃完早饭后，离集合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
那次去歌乐山烈士墓，除了扫墓，还去了白公馆和渣滓洞参观。回来时坐了一段车，回到家中，我倒在床上就睡觉了。第二天，妈妈问我看了些什么，我现在记得最清晰的是回答说：“我也当了一次英雄！因为来回走了几个小时的路没有掉队。老师说的，我们学习的革命英雄一直在鼓励我。”
在我心目中，那个“英雄的圣地”对我充满了吸引力！有的人在看展览时边看边流泪，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1978年4月，我第一次坐着“嘎斯”货车带领图书馆的团员到烈士墓阅兵场参加劳动，并在烈士墓举行宣誓活动。休息时，坐在展厅门口，看着歌乐山下的烈士墓、纪念碑，眼睛死死地看着沿山蜿蜒而上的踢踏步，虽然不是那样的壮观，但却是与歌乐山浑然一体。
1984年春节，我到渣滓洞外的公安干校亲戚家，花了几分钱买了一张票进渣滓洞监狱参观。此时，感觉渣滓洞比我小时记忆中的庄严感少了许多，参观的人也不是很多，几乎没有多少内容可看。一个姓吴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要去白公馆有小客车接送，二角钱一张票。我立即想起了小学走路参观的情景，那时还没有专门的参观接待车辆。
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作为“三梯队”后备干部从市委党校毕业后，1985年底，居然到了歌乐山烈士陵园担任领导职务；更没有想到的是2000年我又同时兼任了歌乐山烈士陵园和红岩革命纪念馆两个馆的馆长，2007年又担任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主任，2011年又兼任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就这样与红岩结下的不解之缘，连续了26年！
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当我与朱嘉陵、夏耘作为文化局后备干部在党校两年学习快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关心自己的前途。朱嘉陵是满怀信心地憧憬继续留在群众文化工作的岗位上；夏耘对回机关从事组织工作既有追求，又有开辟新天地的想法；而我最大的愿望是回到我所热爱的图书馆岗位。夏耘传来消息：有可能要从我们三个人中选一个去渣滓洞！我们三个听了都有点害怕，一是那时渣滓洞所处的重庆西北郊，太远了；二是一般去那个单位的都是局里“最没关系”的；三是那个单位是全系统有名的“差单位”。我完全没有一点想要去那个单位的想法，对图书馆工作痴迷的我，没把它当一回事。后来我知道，我当时的班长吴柄春（他的岳父是川东地下党）已经被动员过去渣滓洞，但是当时教委组织处的工作使他做出了不改行的决定。毕业前的最后一次学校演讲比赛，由于我前两次演讲均获得第一名，所以这次的演讲，班级安排的是夏耘朗诵陈然烈士的《我的自白书》。可到了下午演讲比赛三个小时前，夏耘突然向老师提出因嗓子原因不能参加比赛，并极力推荐我去。当王吉春老师半商量、半命令我参加比赛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要被分配到渣滓洞去工作的她，把这“机遇”推给我了！我当时虽是极力拒绝，但大家要求我去演讲比赛争取“三连冠”的呼声，使我不得不答应！我想，只要不获奖，就不会去那“可怕的西北郊”！结果出来了，天意难违，我又为83级夺得了荣誉，三连冠！可我心里却不知是怎么的，有非常强烈的感觉：肯定会被派到那个天天上班要转两次车的“西北郊”的歌乐山烈士陵园。结果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
小说《红岩》的创作因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监狱革命志士的斗争事迹而成功，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也因为小说而极大提高了知名度。我的理想原本是在图书馆从事分类编目工作，研究目录学，而且经常发表一些小文章会有一种成就感。但是，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歌乐山，走进白公馆、渣滓洞时，我的心被吸引；当我用情去解读时，才发现这里可以写出大文章。激情在接触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激发，责任在一个一个的项目中不断地增强，认真履职的忠诚不断地积淀，一种为传播烈士精神，让更多的人走进歌乐山像我一样被感动的使命成为我大胆实施改革创新发展的支撑。当我在歌乐山工作三年多后，文化局局长郭汝魁按照当时安排我去渣滓洞时所作的“干几年就可以考虑调回城里工作”的承诺，征求我意见，是否回城？我明确地表示：就在这里继续干！快节奏、讲效率，雷厉风行、大刀阔斧，调整组织结构，建立参观片区绩效工资制；说实话、办实事，盯住市场推动红色旅游极大地解决职工福利；抓效益求生存、搞创新求发展，运用各种手段提高展示效果，增强吸引力，提高单位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整合资源、研究开发、市场运作、联点成线，事业不断扩大。这是我与红岩结下的不解之缘。
二、红岩与我
《红岩》是新中国文学史册上最辉煌的篇章，60多年来几乎被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不断地情感化，人们对它并不陌生，以至文学艺术和历史真实交织在一起，大家更愿意接受艺术的感染。我有幸一生与红岩结缘，但我却是从红岩的后面走到红岩的前面。1985年，我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担任馆长，一直到2000年，同时担任红岩革命纪念馆馆长，2011年又兼任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馆长。三个馆的馆长职务使我能够全面地学习和研究红岩，从研究开发烈士的精神到收集整理南方局的历史资料，从改革创新的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组建到建设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我和我的研发团队在市委宣传部和文广局的有力支持和帮助下，不断地推出红岩文化项目，进而传播红岩精神。
我见到第一个与红岩相关的老人是川东地下党的卢光特。在党史办，他和文化局长郭汝魁、党史办副主任胡康明与我第一次谈红岩。那时落实烈士的政策的工作还处在尾声。卢光特说：“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就是把落实了政策的烈士传记编好，党没有忘记他们，你今后就应该宣传好他们。那个单位一直没有搞好，也希望有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去闯一下，把局面打开。”卢光特也是歌乐山烈士陵园的馆长，这是在落实政策后，此前他下放在其他单位。我从他那里知道了很多的情况，特别是川东地下党组织，这在当时对我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话题。但也就是在他和郭汝魁、钟修文、胡康明等人的极力引导下，我开始关注红岩，学习红岩。在以后的时间里，我几乎是每个星期都要去好几次。在党史办，主任钟修文、研究员赵权壁等不断地给我讲有关红岩的历史和人物、事件，特别是副主任胡康明是对我“灌输”得最多的一个。当然，后来我们就红岩的一些问题也有过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在胡康明去世时，我提笔为他写了这样的告别词：“是你带我走进红岩，是你教我研读红岩史料，是你鼓励我将红岩带入社会，是你促我发展红岩文化事业，使我真正懂得什么是红岩。”
我在红岩见到的第一批把文物与艺术相结合，使其大放光彩的人是雕塑家叶毓山、江碧波和建筑家白佐民、侯雪岩。他们共同完成了《浩气长存》的烈士群雕。我记得叶毓山、江碧波给我谈的一个观点：雕塑是烈士的精神借山地魂魄的再现，做出气势、突出细节是要突出震撼力。我也记得白佐民、侯雪岩他们的设计思想：群雕中心是空的塔柱，是连接天地之气，与日月同辉。歌乐山烈士雕塑获得全国城市雕塑特等奖。1986年《浩气长存》烈士群雕竣工时，中央有关部门，四川、重庆以及来自全国的领导和艺术家60多人，和重庆各界群众一起参加了落成典礼。有两件事情我记忆犹新，也对我产生重要的影响而直至今日。一是四川作家高缨在11月27日下午市委召开的《浩气长存》群雕落成座谈会上即兴写的一首诗《再过一万年》：
再过一万年，
我们的后代，
会到这来考古，
他们将要说：不，这不是一群雕像，
这是雷电风暴锤炼而成，
一块坚硬的合金刚，
这是人类的精英，
用心灵凝结的水晶体，
这是一座界碑，
标志着黎明与黑暗，最后搏击的战场。
再过一万年，
我们的后代，
会到这来考古，
他们从那深沉的眼光中去了解什么叫做“阶级斗争”！
他们从那刚健的肌肉里去探讨什么叫做“压迫”！
他们从那倒下的躯体上去认识什么叫做“革命”！
这是人类过去奋斗的记录，
这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的红岩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