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迁往清江流域的廪君部族
这支巴人在巴民族中颇有影响而备受关注，历史文献对其有比较详尽的记载，今人对其也有颇多研究。这支巴人的迁徙、发展轨迹在《世本》、《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水经注》以及《晋书·李特李流载记》中都有记载。现录《世本》的记载于此：
廪君之先，故出巫蜑。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乃共掷剑于石，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乘土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飞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与女俱生，不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
《世本》系先秦典籍，此为最先记载廪君巴人的文字。这段文字至少给我们透露这么一些信息：一是廪君巴人的族源，出于“巫蜑”，亦即“巴□”，系巴族的一支，很可能就是先迁居洞庭、彭蠡的巴蛇部族被羿打败后返回巫山的巴人；二是廪君巴人当时所居的处所，即“武落钟离山”，武落即巫落，钟离山在长阳县西，夷水即清江，清江流域的长阳县境为其当时聚居地；三是廪君争得部落联盟首领是凭他掷剑、驾船的高超技艺，即该部落比其他四姓部落在铸剑、造船及其使用、驾驭方面有较高的水平；四是与盐水女神争得盐泉的经过，他不管盐水女神的友好合作要求，强行射杀盐神而占有“鱼盐所出”的盐阳。
这以后又怎么样呢？《晋书·李特载记》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作了如下记述：
廪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廪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余，而阶陛相乘。廪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廪君休其上，投策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
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夷城，今恩施。廪君继续率部西进，到达清江上游恩施，便筑城为都，建立起部落联盟似的国家，部族在此生息繁衍，日益壮大。廪君死后，部族尊崇其卓著功勋，以白虎之猛喻其刚劲健勇的英雄气概，遂以白虎为图腾而加以顶礼膜拜，世称此部族巴人为白虎巴人。白虎巴人之廪君立国以后，由于樊、瞫、相、郑部落的入盟，加之处于鱼盐之地，生产得以发展，部族人口日益增多，促使其寻求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于是，他们就越过渝鄂山地，进入渝东地区，定居于涪陵，致使“其先王陵墓多在枳（即今涪陵）”，将平都（即今丰都）作为“别都”。经过长时期的移徙、定居、发展，又定都江州。因而白虎巴人在整个巴族中赫赫有名而广为流传。
（三）鱼凫巴人向西迁徙
在三峡上口的现今奉节一带，住有一支巴人。这支巴人也与巫山境内的其他巴人一样，长时期从事渔业生产和贩盐贸易。他们的捕鱼方法与其他巴人不同，其所采用的是驱赶鱼鹰入水叼衔，这鱼鹰叫“鱼凫”，书名称“鸬鹚”，今重庆一带称“水老鸹”。他们长期居住于此，因此该地亦名鱼凫或鱼复，此地在先秦就很有名。他们贩盐贸易，其路线是沿长江溯江西上。西进时，有的载盐前行，有的则滞留在一些地方捕鱼、腌鱼，作为西进贩运的支撑点。这样，也就在西进沿途路上留下了与这支巴人部族相联系的地名。诸如巴涪水，巴即鱼，巴涪即鱼涪或鱼凫，巴涪水即今之乌江；再其上有巴符关，在今四川合江县；又有鱼凫关，在今宜宾；又有鱼涪津，在今乐山市；还有鱼凫山，在今彭山县，以及现今温江的鱼凫城等。这些地方，当是鱼凫巴人长期贩盐至川西平原途经所留下的遗迹。到了殷商时期，鱼凫巴人的势力在川西平原得到扩展，战胜了柏濩，建立了奴隶制蜀国，即鱼凫蜀国，定都今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一带，筑鱼凫城，统治蜀地达数百年之久。
在广汉市南兴镇三星村，考古发掘了世界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学者们基本公认这就是鱼凫王朝蜀国的都城。任桂园先生将其与巫山境内的考古发掘遗址比较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据巫山魏家梁子遗址发掘报告，由魏家梁子出土的文化遗存，竟然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下层（三星堆一期文化）出土的文化遗存大致相同，二者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共同性或相似性”。又据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工作队所调查、发掘的巫山县江东嘴、琵琶洲、跳石等处遗址的情况看，均存在着确凿的夏商时期文化遗物。这些文化遗物的特征显然与川、渝、鄂西等地区常见的巴文化遗存如出一辙。这些夏、商时期的古遗址所发现的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基本上代表和反映了巫山县该时期内巴文化的风貌。这些来自地下的极为珍贵的文物资料，无不默默地在透露着这样的信息：大约从早商时期逐渐强大而后雄踞于川西平原的鱼凫王朝，正是由大巫山地区走出的鱼凫部巴人及其后裔所创建。
任先生在《大巫山文化》里的这段结论，更加确凿地证实从巫山走出去的鱼凫巴人创建了辉煌的巴人历史。
（四）鳖灵巴人西迁王蜀
鱼凫王朝后为杜宇所灭，杜宇号杜主，称望帝。时有居住在巫山地区的白虎巴人中的一支，以“鳖”为图腾，也辗转西迁至川西平原。
《御览》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纪》云：“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垒）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陆处。”此事《华阳国志·蜀志》也有所记：
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
鳖灵建立开明王朝后的情况，《华阳国志·蜀志》作了进一步的记载：
开明（位）［立］，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僚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
在开明徙治成都处，刘琳校注时转引《路史·余论》：开明子孙八代都郫，九世至开明尚，始去帝号称王，治成都。以上几段文献说明，鳖灵巴人迁徙川西平原得以发展壮大后，其首领鳖灵被望帝委以相位。鳖灵治水有功，望帝禅位与他，建立开明王朝，都治于郫，有八帝。到了第九任的“尚”，开明王朝有了大的变化：一是将都治从郫迁至成都；二是立宗庙，叙宗法，祀先王，建礼乐，效法中原礼制；三是不忘祖宗好尚，宗庙祭祀时仍演奏“荆乐”，各种饰物仍为“赤”，以不忘祖宗廪君出自武落钟离山之赤穴。
鳖灵巴人所建立的开明蜀王朝，传十二帝，在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
四、巴国的兴衰与巴民族的遗存
在中华民族里，古代的巴民族是个十分活跃的民族，其活动时间，上至新石器时期，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巴国后，虽与华夏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融合，但其后裔至今仍然存在；其活动范围，地跨现今重庆全部，以及其周边的川、陕、鄂、湘、黔的相当部分区域。真可谓绵绵数千年，泱泱几省市，对三峡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三峡水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亦功不可没。
（一）巴国的兴衰
由于巴民族活动的时间长、范围广，变化颇大，文献记载少，对巴民族及其建立的国家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地进行，随着三峡工程的快速推进，出土文物渐次增多，为研究巴族和巴国提供了愈益丰富的依据，但现在有些问题尚难达成共识。
以巴国而论，古文献上关于巴民族建立巴国的记载有：一是商代后期在汉水中游建立的部落式的方国巴方；二是廪君巴人在清江上游恩施“君乎夷城”，建立起部落联盟的军事酋长国；三是周武王率诸侯联军灭纣后封宗姬于巴；四是《华阳国志·巴志》里记载的巴国，或治枳、治平都，或治江州、治垫江，后治阆中。
人们对方国巴方和夷城巴国的认识基本一致，而对姬姓巴国却提出不同看法。《左传·昭公九年》载：“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唐·孔颖达注：“巴，巴郡江州县也；楚，南郡江陵县也。”据此，一般都认为周封宗姬于巴系指江州。近年有的学者提出，周武王封宗姬于巴应是殷商之“巴方”，其说也有依据。如此，对《华阳国志·巴志》所言巴都治所之先后顺序也产生了歧义，因而对巴国的兴衰就难以探讨了。好在本书不是研究巴史，而是对巴民族倚水而生、依水而兴的探讨，进而说明其对三峡水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在此只提而不论，以存歧义，待以后继续研讨。
至于巴国的灭亡，诸多历史文献均明确记述，于公元前316年秦将张仪、司马错“取巴，执王以归”，而使巴国终结，巴地为秦之郡县。
（五）巴民族的遗存
张仪、司马错取江州之后，执巴王归秦，没有东进取枳，巴国尚有部分残余退居枳地。约20年后，楚才灭掉隅居枳地的巴国残余力量。
《十道志》载：“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
这弟兄五人，相传乃白虎巴人之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姓后裔。先祖部落联盟首领廪君及其后继者，率部西进，建立江州巴国，五姓之君臣和兄弟关系一直延续下来，故尔有兄弟五人之说。
管维良先生在《巫山盐泉与巴族兴衰》一文里讲：“巴国败亡，五姓东归，居于五溪者只是比较集中的一部分，还有许多部民则广泛分布在大巫山地区，到汉代南蛮三支中，五溪蛮只是三支之一的武陵蛮的一部分，还有广大的巴郡南郡蛮则因为他们住在巴郡、南郡而得名。但就民族而论，则属一个，那就是白虎巴族。”即现今的土家族。
第二节先民遗迹蕴含的水文化信息
在上一节叙说三峡地区的民族构成的时候，略述了一些考古发现的地下文物。在本节里，从考察其水文化信息的角度，再较为全面地予以概略介绍。
一、三峡地区先民留下的遗迹
三峡地区是中国乃至亚洲人类的摇篮，早在204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先民们留下众多的文化遗迹。三峡中的重庆地区，先民文化遗产异常丰富。1986年，国务院在批准、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名城的时候，就将重庆列入历史名城之中。据2003年12月吴涛为《巴渝文物古迹》一书写的《后记》里称：“经文物普查登录的全市文物点有12898处。其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处，由国务院公布的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3处，2000年市政府重新公布的直辖市文物保护单位148处，区、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131处。2002年市政府公布的市级历史文化名镇20处，市级历史文化传统街区2处，三峡库区迁建保护的传统风貌镇6个，亟待抢救的传统风貌镇10个。今年11月，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全国十大名镇中，重庆有3个。三峡库区需抢救保护的文物点经调整后为752处，其中地下文物506处，地面文物246处。根据调查，重庆市现存抗战陪都遗址有200多处，亟待保护的重要抗战陪都遗址有72处。重庆馆藏文物近30万件，现已经建立各级各类综合性及专题性博物馆、陈列馆等文博开放单位共43个。”
先民留下的这些文化遗迹，是三峡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瑰宝。为了做好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国家安排了专项资金，组织了7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和施工单位参与三峡文物保护，已累计完成420项地下文物的田野阶段考古任务，发掘面积105万平方米，占规划总任务的80%。出土一般文物14.3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8千余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收获和阶段性学术成果，在很多方面填补了重庆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空白，初步建立了重庆库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地面文物共完成留取资料项目98项，占规划项目的100%，原地保护项目55项，占规划项目的96%，实施落架拆除及切割搬迁91项，占规划项目的100%，其中55项完成了异地复建（含张桓侯庙迁建工程）。较为系统、科学、完整地记录了重庆库区地面文物的现状和历史信息，对淹没区文物项目实施了有效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