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广大人民来说，这种天翻地覆的社会变革与离乱始终是灾难，这才是造成李三娘不幸和痛苦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是社会的混乱刘知远也不会靠从军发迹，入赘岳府，让李三娘16年受尽苦难。因此，《白兔记》虽然尖锐地批判和鞭挞了李洪一夫妇，细致描写了李洪一夫妇事事迫害、百般虐待李三娘的情节，但却没有把他们看作是造成李三娘夫妻悲剧的全部根源，他们只不过是一对帮凶而已。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白兔记》通过揭示、批判李洪一夫妇的残忍贪婪，间接揭示出酿成李三娘精神肉体上受折磨的社会根源，控诉了造成妻离子散，民不聊生，几人升迁，万众离乱的社会现实。如此一来，更能激起人们对邪恶势力的憎恨，以及对剧中那位受尽折磨、忍辱负重，却勤劳善良、坚强不屈的李三娘的同情。
对于剧中的刘知远，作者既描写了他潦倒穷困，横遭欺凌，受苦挨冻，风餐露宿的悲苦命运；同时也勾画了他的某些下流扮相和从军发迹后负于三娘的庸俗思想和卑劣行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对刘知远入赘岳府、抛妻另娶的行为，作者并没有进行过多的谴责，更没有把他描绘成王魁式的人物，而是从侧面表现了他对三娘的愧疚和思念，这不仅揭示出了刘知远复杂的思想性格，也为后来的大团圆奠定了基础。
《白兔记》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在“报社”、“祭赛”等出中色彩斑斓、热闹非常的歌舞、杂耍表演，这是一般南戏中很少见的，有区别于其他南戏。另外，《白兔记》富于生活气息，尤其是其保存了不少古代农村风俗的场面，语言具有民间文艺的自然质朴。剧中以刘知远的步步高升、变泰发迹，衬托李三娘艰辛而漫长的苦难命运；用刘知远的妥协和入赘岳府，衬托李三娘誓不改嫁、宁肯为奴的坚强；以窦老的见义勇为、急人之难，不辞辛劳而千里送子的高贵品质，衬托李洪一夫妇贪婪狡诈、凶狠残忍、嫌贫爱富的卑劣行径，等等，都可见其很突出地运用了衬托的手法，从而达到增强对人物的褒贬、抑扬、爱憎的效果。
（3）悲剧气氛与喜剧色彩的交织——《拜月亭记》
《拜月亭记》根据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而成，作者相传为元末施惠。施惠，字君美，杭州人，以坐贾为业。改编的原本未流传下来，现在流传的南戏《拜月亭记》是经过明人加工修改过的，更名为《幽闺记》或《重订拜月亭记》。
在金朝末年，蒙古军队大举进攻金都中都（今北京），而金主昏庸无道，将主战左丞相陀满海牙全家杀害。海牙之子陀满兴福侥幸逃脱，后获救于书生蒋世隆，两人结为兄弟，不久占山为王。中都被攻陷后，书生蒋世隆和妹妹蒋瑞莲以及尚书王镇的夫人张氏与女儿王瑞兰，都相继在逃难中失散，彼此之间互相寻亲，此时蒋世隆与王瑞兰邂逅相遇，患难之中显现真情，于是两人结为夫妻；蒋世隆之妹蒋瑞莲与王瑞兰之母张氏也不期而遇，张氏收之为义女。而后战争平息，尚书王镇归反京城，途中恰与失散的女儿王瑞兰偶遇。当得知女儿与穷书生蒋世隆结为夫妻后，执意要将女儿带走。后又在孟津驿遇夫人与义女蒋瑞莲，全家一起回到京城。回京后，王瑞兰思夫心切，某夜，她前往花园焚香拜月，祈祷早日与夫君平安团聚，此事被蒋瑞莲得知，发现两人原为姑嫂。后来，蒋世隆和义弟陀满兴福分别高中文武状元，兵部尚书王镇奉旨招亲，将女儿王瑞兰许配给文状元蒋世隆，把义女许配给武状元陀满兴福，于是夫妻兄妹终得团圆。
《拜月亭记》以战乱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歌颂了王瑞兰和蒋世隆之间患难与共，相互扶持，坚贞不渝的爱情，赞扬了他们为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爱情果实，敢于同以王镇为代表的封建门第观念做坚决的斗争。它并非一般的才子佳人戏，不单以儿女风情取悦于观众，而是有着更积极的社会意义，它通过蒋世隆与王瑞兰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揭示出昏庸、腐朽和无能的最高统治者给社会、人民造成的离乱和痛苦。
该剧的剧情发展更多依仗于无数的巧合，如蒋世隆与王瑞兰，在门第观念十分严重的封建社会，一个地位低下的贫苦书生和一个尚书爱女、出身名门的大家千金根本没有结合的可能。然而，在一场兵荒马乱之中，他们邂逅相遇，后又因都与亲人失散，形单影只，于是结伴同行。为避免他人怀疑而谎称为夫妻，在患难中互相扶持、体贴，随着感情的加深，终于喜结良缘。因此，《拜月亭记》从艺术上看，在“四大传奇”中成就最高。另外，对于王瑞兰与其父王镇之间的悲剧性冲突和其他矛盾，作者多利用喜剧的手法进行处理，使作品从始至终都在悲剧气氛与喜剧色彩中相互交织，其中抒情喜剧色彩又是全剧的基调，使得不少折中都洋溢着风趣而幽默的喜剧氛围。
剧作许多细节多存在于合理的巧合之中，而这一个个巧合，使本来可能构成的深刻社会悲剧，变作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像瑞兰、瑞莲两人名字的相似且谐音；劫持世隆、瑞兰的强盗正好是世隆从前结拜的义弟陀满兴福；特别是在剧末，兵部尚书王镇要招赘的那位新科文状元竟是当年被他嫌弃的穷秀才蒋世隆等，无不巧妙偶合，像此般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其他剧作中是不多见的。诚然，一些文学史家指出，在如此众多的巧合中，比较使人难于置信的是文、武状元恰是蒋世隆和他的义弟陀满兴福这个巧合，而他们的岳父王镇又凑巧要将女儿嫁给状元。这样大团圆的结局，不但过于巧合，而且也表现出了剧作家阶级调和的倾向，反映了戏剧家思想上的局限性。
《拜月亭记》一直为曲论家们所推崇、赞许，其曲文自然而本色。如在第十三中，瑞兰母女在逃难过程中遇雨时所唱出的《相泣路歧》中［剔银灯］、［摊破地锦花］、［麻婆子］三支曲子，语言无惊人之句，却十分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在风雨交加中，一对无依母女在泥泞的道路之上，荒郊野地之外的艰难苦况，心惊胆战和失望心情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少雕饰，质朴而自然。其他像“数点昏鸦，投林乱鸣，宿雾晓烟冥冥。”“不忍听，不美听，听得孤鸿天外两三声。”“遥遥古岸水澄澄，野渡无人舟自横。”等话语，朴实无华而又不乏文采；借用前人诗句入曲，有机融合了本色与文采，给语言增添了一分文采画意，写景抒情，情深意浓。但是，《拜月亭记》也存在这一些局限性，如剧中过多安排了次要人物陀满兴福的戏，主要人物和主要线索的展开被冲淡了，使全剧流于松散，体现了剧作情节上的拖沓、冗长，穿插过多。
（4）渗透着封建伦理的说教——《杀狗记》
《杨贤德妇杀狗劝夫》，即《杀狗记》，可能是根据元人萧德祥的杂剧《杀狗劝夫》改编的。一般认为作者是徐作，他字仲由，淳安（今属浙江省）人，清朱彝尊说他在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十四年曾被征召为秀才，但他不肯出仕，其生卒年均不详。现在流传的这部《杀狗记》经过了冯梦龙等人的修改与润色加工，仍保存着其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和俚俗本色。
该剧的男主人公孙华，是开封府的一富家子弟，不顾其弟孙荣的多番规劝，执意要与市井无赖柳龙卿、胡子传结交，以致兄弟争执不和。后孙荣被赶出家门，靠乞讨为生。杨月真为孙华之妻，为使夫君回归正道，巧设圈套：杀了一条狗，用之来伪装成人的尸体放在门口。深夜孙华回家，见尸惊慌失措，急忙前去找柳龙卿、胡子传，两人不仅袖手旁观，且反向官府告发。孙荣却不计前嫌，帮兄埋掉门前尸体，当官府审讯时为保护哥哥，还谎称是自己所为。这一切都深深感动了孙华，兄弟两人从此重归于好。就其主旨来说，《杀狗记》在“四大传奇”中是最差的，它渗透着维护封建伦理规范的说教，极大地宣扬了“孝友为先”，“妻贤夫祸少”等封建道德信条。但它同时也揭露了市井无赖的丑恶嘴脸，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家庭内部矛盾和封建家长制的残酷无情、专横暴虐。由于其剧本曲白流畅，语言朴素，易为广大观众接受。
就剧情而言，“荆、刘、拜、杀”四大传奇都比较曲折。而在结构安排上，则都缺乏严谨，情节较为冗长、拖沓，布局谋篇有些粗糙。总之，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技巧较之元杂剧，都大显逊色。而高明的《琵琶记》是南戏向传奇衍变过程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品，它将南戏的创作推向了高峰。
（5）南戏创作的高峰——《琵琶记》
《琵琶记》，作者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至正五年进士，温州瑞安人，为躲避元末的动乱而隐居四明栎社，过着著书立说的隐逸生活。他常以词曲自娱，随之创作了名剧《琵琶记》。除《琵琶记》外，高明还著有《闵子骞单衣记》和诗文《柔克斋集》，现存诗文词五十多篇。《琵琶记》改编于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作者做了较大改动。高明改编《琵琶记》的意图是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改动后的《琵琶记》主要关目为“三不从”，即：孝子蔡伯喈本身不想去应考，但其父蔡公不从；他辞婚，主考官牛丞相不从；他辞官，朝廷又不从。作者在全戏开场的词中说：“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又说：“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妻贤。”其宣扬封建道德思想的意图可见一斑。
《琵琶记》的思想内涵比较复杂，由于作者处在元末的动乱之中，自己的思想本身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尽管其主观上是想通过“有贞有烈赵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来宣扬封建道德，挽救危难中的末世，但高则诚却也怀有忧国忧民的思想，内心充满愤懑不平，这促使他塑造的蔡中郎形象也带有自己的影子。蔡中郎是一个因为出仕和退隐，以及面对各种社会压力而陷入矛盾和苦闷之中的文人形象，而非一个“背亲弃妇”的负心汉。另外，作者估计是在南戏《赵贞女》的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加工，描写得出了该作中的赵五娘形象，并保留了一些动人的情节。因此，赵五娘一方面面对种种困境，包括封建迫害，“逆来顺受”，恪守封建道德，而另一方面，则同样显示出了旧时代中国妇女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品质。同时，作品还揭露了地方官吏贪污腐败的丑陋嘴脸，以及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此应特别指出，《琵琶记》是高明精心创作的作品，加之高明对传统历史文化有深厚的修养，因此《琵琶记》逐渐取代《赵贞女》的地位，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拥有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琵琶记》主要说的是：
男主人公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后时逢朝廷开科取仕，但因父母年事已高，蔡伯喈打算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蔡父与邻居张大公却都在旁劝其去应考，蔡伯喈只好告别家人赴京应试。而后及第，中了状元。当朝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蔡伯喈借口父母年老体弱，需回家尽孝，照顾二老，欲辞婚辞官还乡，但遭到牛丞相与皇帝的反对，故只得被迫滞留京城。对于家中而言，自蔡伯喈离后，家乡连年旱荒，赵五娘任劳任怨，尽心服侍公婆，将米让予公婆食用，自己则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不幸身亡，蔡公而后也死于饥荒。蔡伯喈强赘牛府后，思乡心切，于是写信去陈留家中，却不幸被拐儿将信骗走，以致音信全无。某日，蔡伯喈在书房借琴抒发幽思，被妻牛氏听闻，得知实情后告知父亲，终将丞相说服，派人去迎蔡伯喈父母、妻子来京。五娘在蔡公、蔡婆去世后，罗裙包土，祝发卖葬，自筑坟墓，亲手绘制公婆遗容，且身背琵琶，沿路靠弹唱乞食为身，往京城寻夫。到京城后，正逢大法会在弥陀寺举行，她便将公婆遗像供于佛前，前往寺中募化求食。蔡伯喈为祈祷父母路上平安，此时也恰巧来寺中烧香，在寺中见到了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像来到牛府，牛氏请之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身世告知。牛氏怕蔡伯喈不认五娘，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并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蔡伯喈回府后见画上之诗，心中了然，牛氏便将五娘带出，使夫妻得以团聚。五娘将家中事情告予蔡伯喈，蔡伯喈痛心不已，即递表辞官，拜谢牛丞相后，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蔡氏一门遂得到了皇帝卜诏的旌表。
正如吕天成《曲品》所言，“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可见，《琵琶记》情节曲折，感人至深，其结构布置却也非常巧妙。《琵琶记》的词既有清丽文言，又有朴素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与人物相匹配的戏剧语言，这一切使得词作成就斐然，正是体现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所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彷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另外，作品中对比强烈，这对比的写法不仅突出了戏剧冲突，更进一步加强了悲剧的气氛，如《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得很成功的篇章，作者通过将蔡伯喈的牛府生活和赵五娘的苦难景象交相呈现，使得强烈的对比感跃然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