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
克拉斯波尔斯基大酒店，阿姆斯特丹
采访快要接近尾声了，记者仍旧没抛出那个关键问题——这位记者是个老手，知道怎样从他的受访者那儿捏弄出最好和最坏的内容来。直到最后时刻，终于，凭着魔术师般的熟练技巧，他把那个问题甩了出来：“我相信，大部分听众最想听的，还是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发生的事情。”
听到这个问题，坐在对面扶手椅上的男人先是微微动动自己瘦长的身体，调整了一下坐姿，然后又轻轻叹了口气。他瞥了一眼磁带录音机，看那样子，似乎是希望录音机的轴承马达能够停止转动。又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又一次，仿佛是开车时重重踩下了刹车，让他的生命车轮再度陷入停滞状态。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过去了差不多二十年后，它还是像鬼魅一般，如影随形。作为恐怖的见证人，回答这类问题是他的责任，然而，这毕竟是种十分沉重、难以承载的责任。此时此刻，他并不打算直面这个问题。于是，他选择昂起头来，注视眼前这位正在折磨着他的人。我们可以看见，受访者的双眼是浅淡浑浊的灰色，如同暴风骤雨中的天空颜色。这双眼睛，仿佛能看透它们所注视着的存在，直接窥探到其本来面貌，发掘其中蕴藏着的全部秘密——而这些秘密，最好还是不要去揭晓，保持神秘为妙。
面对这样的眼神，记者不得不强打精神，忍住，不让身体随之颤抖。在意识到两人之间陷入了沉默之后，记者试图强行打破沉默。“你不愿意谈关于奥斯维辛的事情，当然，这完全可以理解……”
“不愿意谈？”这四个字说出来实在是有些尖锐，就好像被人抓住正在撒谎似的。“不不不，并不是这样的，也没有多不愿意。实际情况是，我并不知道自己应该对此说些什么。关于奥斯维辛，之前我已经说过很多，或许已没有什么可以再拿出来说的了。如果硬要说的话，就会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一旦开始，谁知道话题会流向何方？还有，显然，我脑袋里面也会猜测，也会想要知道，你问出这样的问题，真正想要听到的究竟会是什么。”说着说着，无意识间，这个男人修长的手指，竟紧紧抓住了扶手椅的扶手。“你是真想知道灭绝营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吗？或者，你不过是想听些惨绝人寰的故事，了解一个人为了生存会是怎样迫不得已、无所不为？”
记者很清楚，听众们并不想听到他在对话中表现得太过冷酷无情。因此，他改换了对话策略。“在你的书中，你曾经写道，你并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活着经历了整场战争的德国人，对死亡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能够置之度外，不必担负任何责任。我想，你的意思或许是，整个德国社会都有罪。那么，你真的是那样想的吗——所有德国人都有罪？就连一个好的德国人都没有吗？”
这个问题并没能引出他所期望的回应。对面的男人一言不发，低下头来，用一只手撑住头，手指插进自己稀疏的头发里。
看到眼前情景，记者觉得自己应该再引导一下，让他说出话来。“克莱蒙先生，您可以回答一下吗？”
“看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希望我穷尽余生，去寻找一个德国好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找到了的话，就可以让他向全世界道歉了吗？没什么好道歉的。你们想要找出一个好的德国人？那么，干脆让我来告诉你们得了，我一个都没看见过。一个都没有。”最后的五个字，克莱蒙是一字一顿、无比清晰地说出来的。
记者敏锐地察觉到，克莱蒙的这个回答应该还可以深挖下去。于是，他选择继续紧咬不放。“虽然没在你的书中提及——不过，有个德国人，救了你妻子的命，这不也是事实吗？”
克莱蒙猛一抬头，眼睛紧紧盯住面前这个审问者。“没错，那确实是事实，那个人还算可以吧。我并没有在自己的书里提到这件事，因为，我所写的，都是基于我自己的经历，而不是我妻子的。不过，我马上就会告诉你，在我妻子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希望我所说的，能够驱散你那些关于‘德国好人究竟是否存在’的疑惑。”克莱蒙的声音逐渐变得紧张又局促，看那样子，似乎他正在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不让它受到情绪起伏的影响。在继续叙述之前，他喝了一小口水。
“确实，我们夫妻两人，都从集中营里生还了下来。不过，我们彼此之间却都不清楚，对方是否还活着。集中营解放后，直到我找到她为止，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从奥斯维辛的犹太人资料卡上的信息来看，她已经死了——‘企图逃跑，被当场射杀’——通常而言，这是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被折磨致死，随便写个理由罢了。不过，她是真的没有死。她去了奥地利，在茅特豪森，因为患上猩红热，住进了医院里。唉，如果她的身体不是那么糟糕的话……”克莱蒙的声音哽咽了，他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见面之后，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求我的原谅。‘什么原谅？’我反问她。‘你根本没做错什么，没什么需要原谅的。’可是，她却坚持求我原谅她。然后，一点一点的，她告诉了我，为了生存下去，她都做了些什么。”
“她的命是靠一张便条救下来的。没错，就是一张简简单单的便条。任何人，都可能以各种理由写下这张便条——一张购物清单、一份备忘录、一封道歉信、一截催债纸，或者一纸情书——无论如何，当时的情况是，一只被捏得很紧的纸团，轻轻打在了她的后脑勺上，然后反弹到地上。她明白，这肯定是从某个德国守卫那里扔过来的。于是，她悄悄用脚踩住那个纸团，不让人发现，同时回首，四下张望，想弄清楚究竟是谁扔的纸团。她看到，身旁站着两个党卫军的士兵，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某一个扔的。就这样，她俯下身来，捡起纸团，找了个借口，说自己要去厕所。展开纸团之后，里面只有三个字——你饿吗？
“写这张便条的是个德国人，是那两个士兵中的一个。没错，他确实救了她的命，但代价却是她的贞洁，她的自尊。他救了她的命，但实际上，如果没发生这件事，她就此死掉了，或许还更好一些：因为，我的妻子，她觉得自己不止背叛了我，还背叛了专属于我们孩子的那段记忆——两个孩子都死掉了，作为母亲，她怎么忍心独活下去？她跟我，还有其他任何的生还者们一样，在人类的求生本能面前，都没办法做出什么抵抗。但是，她却还是没办法原谅自己，因为，她向生存屈服了。”克莱蒙挪动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上身缓缓前倾，伸出食指，指向记者，仿佛是想要责备他的样子。然后，他接着说了下去，声音悲戚，语带苦涩。“你还想问，这算不算是个德国好人吗——？好吧，如果对无助者落井下石算是好人的话，如果对那些一无所有、颠沛流离、毫无希望的可怜人下手，算是好人的话……那么，他就是好人吧。可是，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而言，那个人所做的一切，真让人觉得恶心。”
埃米尔·克莱蒙离开克拉斯波尔斯基大酒店，匆匆走过达姆广场，回到自己住的旅馆。这是一栋毫不起眼的建筑，离克拉斯波尔斯基大酒店不远，住在里面，可以俯瞰辛厄尔运河。从他房间的窗户往外看，能够看到一座小桥。桥上，骑行者们驾着自行车翩翩而过，划出一道道妙不可言的轨迹，仿佛阿姆斯特丹的居民们，千百年来就过着这样的生活一样。
埃米尔对刚才那个记者的固执感到惊讶。他并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如果他是一名政客，或者一个著名的娱乐界明星倒也罢了；然而，他只不过是个国际象棋棋手，仅此而已。此时此刻，他感到心烦意乱。或许，他不应该这么快就回到自己住的旅馆，应该在外面再散散心才是。他站在小旅馆的前台位置，若有所思。
“克莱蒙先生，请问，我能够为您做些什么？您需要钥匙吗？”
埃米尔看了一眼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男人。这是位六十多岁、大腹便便的老人。“是的，没准我还真需要您帮我点忙——您知道这城市里有什么地方，可以下国际象棋玩吗？您知道的，比如城市广场或者公园，类似这样的地方？”
